抗艾行動在非洲：援助真的有效嗎？_風聞

作者：周帥，來源：社論前沿

**編者按：**在人們的想象中，中介人（brokers）應當在國際資助者和需要援助的對象之間架起橋樑。但是，實際上，由於不同中介人的存在，以及中介人自身的利益考慮，國際援助的許多抗艾項目並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本期推送Ann Swidler和Susan Cotts Watkins於2017年出版的著作《一個令人擔憂的擁抱：非洲艾滋利他主義的理想與現實》（A Fraught Embrace：The Romance and Reality of AIDS Altruism in Africa）中的第五章《Getting to know brokers》。這一章從中介人的角度描繪了國際抗艾項目的中介人的角色，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思考各類資助活動的運作邏輯和破題之道。

      在艾滋病利他主義的理想中，中介人必須去彌合利他主義者（指國際上的捐助方）的想象及期望與他們希望幫助的人羣之間的距離。對於一些中介人而言，這只是一個工作，它將食物放在餐桌上並且給孩童支付學費；對於其他人來説，它也是一項為他們的同胞帶來發展的使命；並且對於其他人來説，這只是一種偶然性的零工（occasional gig）——當機會來臨時，他們就去提供他們的服務。

      中介人沒有得到利他主義者們的太多關注；吸引利他主義者的想象力的東西是受益者。但是，正是中介人最終擁有能力去滿足或妨礙捐贈方的夢想。通過展現流向馬拉維的抗艾資金如何提升了人們對於社會及經濟流動的渴望，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他們。之後，我們介紹了資助鏈條上的各種中介人——首先是正式的、在他們的辦公室中，並且然後是非正式的、在他們的家中，因為他們努力在職業和個人責任之間周旋，並且因為他們試圖去緩解方興未艾的抗艾事業所給他們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

辦公室裏的中介人

      教育資歷往往決定了中介人在於資助鏈條中的位置。與絕大多數馬拉維居民不同，教育精英有資格獲得一份白領工作，但這也決定了他們的辦公室的位置以及他們與捐贈方的社會及地理親近性以及與可能的受惠者之間的社會地理距離。

     1.國際精英

      國際精英處在資助鏈條的頂端，距離想象中的受益人最遠，但距離他們所直接負責的資助方最近。他們擁有來自國外大學的博士或碩士學位，並且經常與資助方會面，通過參與國際會議建立國外的關係，並在一些國際性組織的辦公室工作，比如World Vision、Save the Children或者聯合國的部門。這些辦公室大多在馬拉維的首都裏朗威（Lilongwe）。這些精英的主要責任是將援助機構的政策轉譯為國家政策戰略，以及去監督那些開展抗艾項目的分包組織的開銷和產出。這些精英不愁吃穿，他們負擔得起家人在私人醫院和私人學校的支出，同時也能夠經常光顧一些專門銷售從南非進口的商品的新型超市。

      與資助鏈條上的其他人相比，高層次的中介人更可能與國際上的發展精英進行互動，比如ActionAid的倫敦辦公室負責人或者來自世界銀行提供技術諮詢的顧問。這些中介人是最有可能向資助方彙報情況的人。但是，我們發現，這些受了較高教育的中介人對於鄉村生活的瞭解甚至比我們還要少。大多數採訪過的精英都是教師子女或公務員，他們生長在城市中，並在英國接受教育。當他們向來客介紹村民的時候，他們強調村民們的遲鈍，以及那些他們稱之為是村民的“不良文化習俗”的東西。

      與重要的來訪客人的互動可能會是他們得到一些參加國際性會議的邀請。這些會議反過來又為他們提供了學習最前沿的卓越經驗的機會，或獲悉捐贈方的工作中的新事項。同時，出席國際會議也會為他們提供優厚的津貼，這使他們可以從中獲利。

      國際精英幫助形成了捐贈方對於地方風俗和文化的認識。比如一位人類學家説，當我在觀察聯合國的會議時，我發現國際精英們通常會把文化置於鄉村之外，而不是將其置於他們的辦公室中以及會議室內。

      因此，國際精英作為國際捐贈方以及其他國際精英的同行參與到項目中，儘管人們認為他們可以展現當地居民的經驗——比如貧窮的鄉村婦女——那些他們知之甚少的人。

2.本國精英

      許多接受過良好教育的馬拉維人都能夠在國際的或本國的NGO中找到工作機會。極個別的本國精英會和外國人有直接的接觸，但是他們更可能通過處理重要文件，比如資助計劃書，以及在海外資助方辦公室和他們的辦公室之間來回傳遞的監督和評估報告等來進行一些中介活動。儘管在很多方面本國精英與國際精英有些類似，但他們也有不同。他們受教育程度沒有國際精英高，對於移民國外和國際會議知之甚少，他們大多參加本國或鄰國會議，且生活和工作在首都。

3.區域精英

      區域精英可能在一個國際NGO的地方辦公室工作，或是作為個體性的利他主義中介人。這些中介人在馬拉維二十八地區首府工作和生活。對於他們中大多數人而言，從布蘭太爾（Blantyre）到裏朗威機場的車程很長。

      但是，與那些國際精英或本國精英相比，他們要更接近受益者。這些地區首府周圍有一些村莊。在這些地區的NGO中介人的任務是就地實施捐助方的夢想，使受益人能夠獲得這些服務並且為其帶來改變。儘管捐贈方不太可能認識這些地方精英，但是捐贈方的項目等成敗往往取決於他們，而不是國際精英或本國精英。

圖1 前往巴拉卡的路上的一些NGO標誌牌

      這些區域精英不僅包括一些NGO中介人，也涵蓋一些政府官員和鎮長，比如著名的商人、地方政要、宗教領袖，以及傳統的領導比如重要的部落首領、小型NGO的負責人等。NGO負責人和政府官員可能會有一個馬拉維的大學頒發的學位，或者只少有一個一至兩年的學位。地方政府官員的責任和這些中介人的責任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他們為想要在這一區域開展工作的NGO指派工作區域，並且當用於交通和津貼的資助充足時，他們可以和NGO中介人一起參加會議，以跟蹤這一區域的項目活動情況。

      鎮長往往擁有比較多樣化的教育資歷，或者可能不會高於小學，並且比那些暫時工作於此的NGO員工相比，他們與地方社區的聯繫更加緊密。區域精英接近地方，與居民日常接觸，但不太可能見到一個捐贈方代表。

      在馬拉維這樣的貧窮國家中，交通條件十分落後。在一個私人汽車十分昂貴，大多數人的出行方式是走路，騎自行車或者擠進一個超載的小型巴士的地方，地理條件無比重要。對於那些工作在位於城市或地區首府的大型NGO或者國際組織的人來説，一個主要的好處就是可以使用項目汽車以及司機。這些項目汽車也可以用於非公務性的私人旅行，並且為需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親友提供一些方便。

沒有辦公室的中介人：中間精英

      中間精英（interstitial elites）是心懷抱負的中介人，年輕男性或女性，他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但卻十分希望獲得一個有辦公室和穩定工資的白領工作。之所以叫他們中間精英，是因為他們一隻腳位於村莊內部，另一隻腳則在他們希望藉以逃離農業生計的城市中。在他們的自我認知以及在他們對於家庭和鄰里的看法中，他們是精英。因為，他們實現了很少有人能夠做到的事情：即他們擁有一箇中學學歷。但是他們還沒有找到工作，所以很多人仍然留在他們想要離開的鄉村中。但是，之於他們，NGO既是一個生存的依靠，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希望之源。在NGO的劇目中，他們的志向和生活中的不確定性使他們成了尤其令人同情的角色。

      與國際精英、本國精英，或者甚至是大多數的區域中介人不同，這些中間精英從來沒能獲得過中學以上的文憑，這要麼是因為他們沒有通過大學入學考試，要麼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夠為她們支付學費。圖2顯示了馬拉維的學生從上小學到大學的情況，在1000個上小學的孩子中，最終僅有8人能夠獲得大學文憑，大多數人的教育程度都在中學及以下。

圖2  馬拉維學生從小學到大學的減員情況

      中間精英在抗擊艾滋病的理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這些年輕的男性和女性往往十分熱忱地進入援助艾滋病的事業之中。在這些中間精英中，捐助方的夢想和地方人的志向之間既相互協調，也相互衝突。

      充滿抱負的精英是抗擊艾滋病的戰役中的一線骨幹。通常情況下，他們以NGO項目的志願者身份開始。 有時候，一些幸運的人最終可以在一個小型NGO中獲得一個有薪水的職位，但許多人仍然是志願者。 從捐助方和NGO的角度來看，這些志願者讓項目變得“可持續”。捐助方可能會將志願者視為普通的貧困村民。但是，普通村民通常不會成為志願者。

      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教育資歷和遠大抱負的中間精英大多住在村莊或小城鎮和貿易中心，但他們的志向並不侷限在此。

      1.志願者

      為什麼那些生活不穩定的年輕男性和女性可以在沒有工資的情況下為NGO工作呢？在我們的多次訪談中，他們説這可以“讓我的社區受益”，但是他們也有其他動機存在。

      中間精英表現出了一種機會主義，他們急着尋找一種經濟性地生存的方式。儘管他們正在接受志願者培訓，但他們和上層的中介人一樣，也可以從培訓所帶來的一些福利中獲益：比如每日津貼和就餐、住宿和交通補貼。因此，志願活動成了另一種謀生之道。

      正如我們上文提到的那樣，在21世紀初期，青年團體在艾滋病預防社區中脱穎而出。最初，中間人們找到一些校長，以在中學裏組織青年俱樂部。NGO繼續組建志願者團體，它們不僅針對學校青年，還針對鄉村地區的中學畢業生、中間精英以及村裏的成年人。

      儘管國際精英、本國精英、地區精英和中間精英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他們卻有三個明顯的共同特徵：一是，儘管中介人的工作是為了給村民帶來捐贈項目的好處，但中介人對村民的看法卻是一種弔詭的混雜。其次，儘管所有中介人都認為自己有幸在NGO工作，但他們經常周旋於各種競爭性的責任：包括工作中的老闆，家中的家庭，他們賴以獲取有關新的工作機會的信息的專家和個人社交網絡，以及對資助方及其受益人的責任。三是，中介人最擔心的是他們的工作的不穩定性。

自由職業者中介人

      我們已經指出，任何在馬拉維的外國人至少都需要一箇中介人來為他或她帶路，並且任何馬拉維人，從一個出租車司機到一個服務員，都能成為一個臨時的中介人。

圖3 馬拉維的青年影響組織（Youth Impact Organisation）標誌牌

      顯然，抗擊艾滋病的資金改變了國際的、本國的、區域的和中間的精英們的志向圖景。許多人渴望以NGO中介人為志業，一些人成功了，另一些人則暫時性地成功了，還有一些人一無所成但仍抱有希望。

**文獻來源：**Swidler, A., & Watkins, S. C. (2017). A Fraught Embrace: The Romance and Reality of AIDS Altruism in Africa (Vol. 7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注：本期內容來自個人整理，請以原著為準。）

**文獻整理：**周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