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言給父親“嚴酷懲罰”的蔣經國，多久才等到一個回國“官宣”？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人文歷史”

編者按：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這句俗語放在蔣介石和蔣經國這對父子身上，十分貼切。只是這兩人之間，不僅是簡單的家庭問題，甚至還有國際問題和立場問題等，錯綜複雜，十分糾結。

圍繞着蔣經國滯留蘇聯有家難回的問題，蔣介石一方面思念兒子，一方面更要言行符合自己的政治身份，在這衝突之中，我們可以窺得蔣介石複雜的心理——

蔣經國留蘇不能歸

近代中國有過多次留學運動。例如大革命時期，不少愛國青年赴蘇，企圖學習俄國革命經驗。1925年10月，經蔣介石批准，16歲的蔣經國和其他90名年輕人一起赴蘇。當年10月1日，蔣介石日記雲：“復經兒信，準其赴俄留學也。”

蔣經國在校期間立場與父親截然相反

蔣經國到達蘇聯後，進入莫斯科孫中山大學。1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2月，蔣經國寫信給父親，批評來信“不脱離宗法社會的語意”。蔣介石不以為忤，回信表示：“你的進步我以為很大，你的思想、語意統統是對的。”信中還説：“中國革命如能認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這樣革命才有意義，否則不能説是革命。”這以後，蔣介石得悉兒子已經加入共青團，寫信勉勵他以共產主義為事業，函稱：“我雖然未加入共產黨，而為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我自認我一生的事業是在革命。所以我們父子兩人始終是立在革命戰線奮鬥的。我對於你，名稱雖為父子，在革命上説起來是一個同志，我實在是滿足的。”同年6月，蔣經國寫信向父親報告學習情況，蔣介石覺得他信寫得不錯，“文理甚有進步”，高興之餘，特別將信遞給張靜江閲讀。

年輕時的蔣經國

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蔣經國被迫滯留

1927年2月1日，蔣介石還曾致函經國，鼓勵他畢業後“仍在蘇聯繼續學習”，看不出會有大的政治動作。但是進入4月，蔣介石卻通過白崇禧在上海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發動反共政變。這對於蔣經國宛如晴天霹靂，但他轉變得很快，馬上帶頭鼓動學生到莫斯科共產國際大廈前遊行，並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譴責：蔣介石是我的父親和革命友人，現在卻是我的敵人。幾天前，他已經不再是革命黨，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對革命説盡好話，時機一到卻背叛了革命。自然，蔣經國的這一表態得到蘇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黨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學們稱為“敬愛的人”。不過，幾個月之後，他又在秘密鑑定中被認為“政治上不堅定，猶豫不決，需要長期特別的政治監視”。

據蔣經國自述，他從孫中山大學畢業後，曾申請歸國，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請加入紅軍。1928年，蔣經國以“最優秀的五名學員之一”的優異表現，被保送進入列寧格勒蘇聯紅軍軍政大學。

蔣經國一家人（蔣經國妻子芬娜為蔣經國留蘇時期在重型機械廠當技師時結識）

蔣經國在蘇期間表示未來要嚴懲蔣介石

蔣經國有過回國的念頭。1934年12月，蘇聯內務部烏拉爾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蔣經國談話，告訴蔣：“中國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當蔣經國為之精神一振時，李希托夫又告訴他：“最後決定權當然在我們。我現在要你寫份聲明給外交部，告訴他們説你不願意回國。”1935年1月，共產國際將蔣經國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訴蔣經國，中國最近謠傳你在蘇聯被捕，要蔣寫信回國，告訴母親，自己在蘇聯完全自由。王明並且拿出了一份代擬的信件，蔣經國覺得並非己意，拒絕簽名。後來蘇聯內務部長和王明商量，同意蔣經國另寫一信，蔣經國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國，只含蓄地寫了一句：“我沒有一天不想吃點久未嘗到的家鄉小菜。”從莫斯科回到烏拉爾後，蔣經國曾經通過一個名叫陳甫玉的華僑幫他帶一封信給蔣介石。一個月後，陳的妻子告訴蔣經國，陳甫玉已經在距離中蘇邊境只有幾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後，蔣經國曾一度被取消候補黨員資格。蘇聯有關方面的結論是：“我們不要忘記，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兒子。”

1936年12月，蔣經國申請成為聯共正式黨員。他在自傳中表示，如果將來有機會碰到蔣介石，要“給他和他的黨羽嚴酷的懲罰”。

兩次機會遭蔣介石拒絕

儘管蔣經國痛罵蔣介石，宣佈與其斷絕父子關係，但是，他是蔣介石的親生兒子，留蘇不歸，蔣介石還是懷念他的。

蔣介石拒絕承認《伯力協定》換取蔣經國回國的建議

蔣經國歸國無望，有時，蔣介石就自我安慰：以黨為家，以黃埔軍校的學生為子，甚至説，“國民皆為吾子”。要“家”幹什麼？兒子何必自生？1930年10月31日，宋藹齡偕子女到奉化溪口，與蔣聚會，兩家團圓歡愉之際，感覺缺少經國，宋藹齡便向蔣介石建議，不妨考慮承認《伯力協定》（編者按：《伯力協定》的主要內容是恢復中蘇衝突以前的中東鐵路管理制度和中蘇之間的和平狀態。如：蘇聯理事復職，恢復蘇聯正、副局長職權，以及先行恢復蘇聯在東三省境內的領事館和中國在蘇聯遠東各省的領事館，恢復衝突前蘇聯在東三省境內的營業機關；雙方隨即撤兵等。它延續了蘇聯不該享有的中東鐵路部分路權，但尚非“亡國”紀錄），為營救經國歸來留下餘地。蔣介石決然回答説：“伯力紀錄無異亡國，餘寧犧牲一切，雖至滅種，亦誓不承認也。”次日，蔣介石、宋美齡陪宋藹齡拜謁蔣母墓地，再次討論營救蔣經國回國一事，蔣介石的回答卻是“不宜操切”。

宋藹齡

蔣介石雖然拒絕了宋藹齡以承認《伯力協定》交換蔣經國的建議，但是，他對蔣經國的思念卻有增無減。由於蔣母已去世多年，蔣經國又是蔣母疼愛的長孫，蔣介石對兒子的思念經常和對母親的思念糅合在一起。這一段時間，大概是蔣介石一生中最倒黴的時期之一——由於軟禁胡漢民，汪精衞、孫科等在廣州造反，另立國民政府；由於採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輕易地佔領了東三省。因此，蔣介石不得不考慮引咎辭職。正像他在日記中所述，心情極度悲涼。

蔣介石拒絕宋慶齡以牛蘭夫婦交換蔣經國的建議

就在這一時刻，歷史給了蔣介石一個爭取蔣經國歸來的機會。這就是宋慶齡向蔣介石提出的，釋放為國民政府逮捕的牛蘭夫婦，以之作為交換條件，讓蘇聯政府允許蔣經國歸來。

小貼士：關於“牛蘭夫婦”

1929年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成立遠東局，藉此幫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時，負責聯絡東方各國共產黨。遠東局下設政治部與聯絡部。聯絡部主任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員有牛蘭（Hilaire

Naulen）夫婦等。牛蘭，原籍波蘭，曾在共產國際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調來華，在阿布拉莫夫手下當聯絡員，負責管理秘密電台、交通及經費等事項，同時兼任紅色工會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號寓所內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８月９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審。14日，由上海警備司令部移解南京。

以蔣經國交換牛蘭夫婦，這一主意可能來自莫斯科。牛蘭夫婦被捕後，莫斯科不僅動員了許多國際知名人士出面營救，而且願意以蔣經國交換，這一事實説明牛蘭夫婦在共產國際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蔣介石拒絕宋慶齡的建議，顯示了他性格中堅決反共和倔強的一面，但是，他還是希望蔣經國能夠回來，也相信能夠回來。1934年2月13日日記雲：“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後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記雲：“近日病中，想念兩兒更切，甚望其能繼餘之業也。”可見，蔣介石雖然做了蔣經國在蘇聯被殺的最壞思想準備，但對其歸來仍然抱有希望。

西安事變後，蘇聯態度逐漸改變

1936年12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同意聯合抗日。12月24、25日，蔣介石兩次會見周恩來，蔣介石答應，只要紅軍聽命中央，接受統一指揮，他“不單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有資料説，周恩來曾向蔣擔保，蔣經國可以由蘇聯歸來，經國是愛國分子，毫無疑問，也會希望父親抵抗入侵中國的敵人。

蔣經國的歸國難題終於呈現曙光了。

蔣經國終於回國

中蘇關係改善後，蘇方對蔣經國的回國態度也逐漸轉變。1936年，陳立夫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磋商，要求放蔣經國歸國。11月上旬，鮑格莫洛夫準備回國，通過張衝向蔣介石傳達“經國可以回國”。

蔣經國的回國問題終於進入議程。西安事變後，蔣介石停止了對陝甘寧蘇區的“圍剿”，國共雙方加緊了聯合抗日的談判。蔣經國曾致函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國。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決定，叫蔣介石的兒子來一趟，然後派他回國。蔣經國到莫斯科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國，但首先要寫一個聲明，保證回到中國後不跟中共作對。

在莫斯科期間，蔣經國先後會見蘇聯副外長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等人，他們對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對他説：“中國政府要求我們送你回去。蘇聯政府現在覺得南京政府及其領袖蔣總司令對我們友善，因此，我們願意答應我們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國。”又説：“中蘇關係正在日益改善。我們現在對南京政府及蔣總司令有很透徹的認識。中國近四五年來，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希望我們將來不單在地理上，而且還在政治上，有密切的關係。”

25日，蔣經國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領取護照，向蔣廷黻（fú）大使辭行，蔣廷黻隨即致電蔣介石報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請蔣經國到自己的家裏，對他説：“現在我認為‘以蘇維埃化來救中國’的説法是錯誤的。請轉告令尊蔣總司令，共產黨已經誠意決定和國民黨聯合。我們都知道，蔣總司令是一位極能幹的軍事家及極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蔣經國轉達自己對蔣介石的“誠摯的問候”。當日下午2時，蔣經國乘第2號西伯利亞快車離開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蔣經國打來的電報：“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熱忱的布爾什維克的問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由於資料缺乏，我們無法瞭解季米特洛夫給了蔣經國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動蔣介石和中共合作、團結抗日一類話語。

蔣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蔣經國即將歸國的消息，很高興。日記雲：“十年苦鬥，方得國與家漸見光明也。”24日，蔣介石舉行家宴，自然一片喜慶氣氛，但經國、緯國尚遠在異國，不能團聚，蔣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來到。25日，蔣介石接到蔣廷黻大使的莫斯科來電，聲稱蔣經國當日到使館敍談，已有妻與子各一，大約下月即可到達上海。4月6日，蔣介石接到蔣經國從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打來的電報。

多年以來，蔣介石、蔣經國之間不通音訊，接到兒子第一通電報，蔣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蔣介石再接蔣經國電，聲稱已自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乘船回國，更覺高興。

父子相見，蔣經國接受父親再教育

隨着父子相聚日期的臨近，蔣介石心中開始密佈愁雲。他不知怎樣和這個“赤化”了的，在蘇聯報紙上罵過自己的兒子見面。日記雲：“家事愁悶，不可言喻。”第二天，蔣介石才決心和蔣經國一家相見。日記雲：“下午見經國，以昨日到杭，不願即見也。”20日，蔣介石又煩惱了一天，以後才慢慢緩解下來。

蔣介石和蔣經國合影

蔣經國在外多年，中文自然荒疏了。蔣介石特別挑選政學系少壯派的徐道鄰作為他的老師，指導其讀書和學習中文。為了改造這個受過多年布爾什維克教育的兒子，蔣介石親自為蔣經國挑選書目，要他認真閲讀。他像蔣經國未出國前一樣，一封又一封地給兒子寫信。

這一段時期，蔣經國就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在家鄉讀書、反省，撰寫在蘇聯時期的回憶。直到1938年1月，蔣經國到武漢探視蔣介石，父子才再一次見面，相處三日。蔣介石覺得兒子變了，在日記中寫道：“經兒來省，覺其見解明晰，常識較富，而舉止亦有規範，不失大家子弟之風，是用快慰。”蔣介石終於按照自己的意圖改造了蔣經國。

《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

楊天石

重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