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宋襄公的“蠢豬式仁義”究竟是怎麼回事？_風聞

道可道非：宋襄公的“蠢豬式仁義”究竟是怎麼回事？

魯迅先生刻畫的阿Q形象，體現出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草根階層的奴性思維劣根。如果把這種“阿Q精神勝利法”稱為“勞力者”階層的“傻羊式革命”。那麼，被稱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就代表着古典奴隸社會“勞心者”階層的“蠢豬式仁義”。

“道法自然”以正治國與“盜亦有道”以智治國的“法術之變”

回望歷史，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奴隸社會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等級體系的“存在即合理”。這種“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智者食利愚者自食其力”現象，最早則是源於“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從那時起，就形成了奴隸制小康社會“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級禮教宗法制度。就像“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文明一樣，這種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以智治國”，原本就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盜亦有道”，而且由來就伴隨着追求一己私利最大化的弱肉強食勝王敗寇血雨腥風。問題恰恰在於，這種“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的假公濟私假仁假義假戲真唱，不知不覺間就形成了“自私自利互欺互害”習慣成自然的封閉僵化思維定勢，甚至會導致自欺欺人慣性思維的“不知常妄作兇”！

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昔日長達三百多萬年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時代，人們道法自然法則抑強扶弱“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就曾經進化出了公有制計劃經濟初級階段的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文明，從而實現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化大生產均衡發展，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始制有名”。只是到了距今大約五千年前，因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初心自私自利蠢蠢欲動，他們又道法叢林法則弱肉強食“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獸之道”，這才導致了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

老子曰：“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回頭來看，當年“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就是“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再經“湯武革命”的“打倒君王做君王”勝王敗寇改朝換代，直至“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羣雄爭霸的“春秋無義戰”，也都是道法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法術萬變而道不變”。

宋襄公的“蠢豬式仁義”與孔子“克己復禮”的“興亡繼絕”

所謂“克己復禮”的“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時孔子“刪詩書”的“為尊者隱”，就在“傳道受業解惑”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過程中，不僅“刪除”了大同社會“始制有名”的《三墳》記載，而且也“隱”去了“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的“黃帝戰蚩尤”和“堯舜禹之變”的《五典》歷史真相。顯然，只有“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當事人，才會對“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創富秘笈”心知肚明。而此後“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子分封建藩”財富地位世襲繼承者，自身卻先掉進了“傳道受業解惑”的“心靈雞湯陷阱”。於是，就會誤把“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化騙術”當成了“智慧法寶”，而刻意迴避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原始野蠻的殘酷現實。

譬如，這個“蠢豬式仁義”的宋襄公，恰恰就是屬於“天子分封建藩”財富地位世襲繼承者。在“泓水之戰”表現出的“温良恭謙讓”君子風範，正是宋襄公“仁義之師”的歷史悲哀。身為一國之君的宋襄公，在國內肯定是居於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頂端的“王者至尊”。不過，在“禮崩樂壞”羣雄爭霸的亂世風雲中，相對於強大的齊國和楚國，弱小的宋國卻又處於國際經濟食物鏈的底層草根地位。因此，本身就帶有“宋國優先”自私自利霸道野性的宋襄公，卻又想在霸道野性赤裸裸的楚國面前佔據“道義制高點”，這就必然演出了“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假公濟私假仁假義的文化悲劇。所謂有無相生福禍相隨，這也算是宋襄公先祖“不知常妄作兇”的後世還報。

追根溯源，這個宋襄公的“天子分封建藩”財富地位世襲特權，還是來自商朝開國之君商湯的餘澤。所謂“湯武革命”，就是指商湯和周武王先後“打倒君王做君王”的“暴力革命”。當然，這種“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以智治國”，也必須有一套“以德治國”和“天下歸心”的“仁義禮智信”道德偽裝。因此，就有了“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興亡繼絕”舊戲新唱。到了“武王伐紂”奪取了商湯的“家天下”之後，周公旦輔佐周成王平定“三監之亂”，又遵循“天子分封建藩”的“興滅繼絕”傳統，在公元前1114年封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啓於商朝舊都商丘。由此建立宋國，特准其用“天子禮樂”供奉商朝宗祀。

據載，周朝新立，追封前三代王朝子孫，給予王侯名號“與周為客”以示敬重。周天子追封虞舜、夏禹和商湯的子孫，分別就是陳國、杞國和宋國，並尊為“三恪”。這種“三恪之制”的“興滅繼絕”傳統，就是“以智治國”的“帝王之術”。據説，此前周武王還追封黃帝和唐堯的後裔，分別為薊君和祝君。後世帝王，也多承這種“興滅繼絕”的“三恪之制”。宋朝大儒張載有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世稱橫渠先生，他是“宋儒理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此所謂“為去聖繼絕學”，也還是歸根於“克己復禮”的“興亡繼絕”文化承傳。

話説有了周朝“三恪”之一的宋國，就有了“天子分封建藩”財富地位世襲繼承的宋襄公。巧合的是，春秋“諸子百家”的儒家創始人孔子，也是商湯後裔的宋國貴族後代。據載，當年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啓於商丘建立宋國，奉殷商祀。微子啓死後，其弟微仲即位。這個微仲，就是孔子的十五世祖。到了六世祖得孔氏，是為孔父嘉。孔父嘉是宋國大夫，曾為大司馬，封地位於宋國慄邑，後來在宮廷內亂中被太宰華督所殺。孔父嘉生子為木金父，木金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的孫子叔梁紇，就是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為躲避宋國戰亂，就投奔了魯國，被魯君任命為陬邑大夫。

據説，叔梁紇的正妻施氏，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一個兒子，小妾為他生了長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紇很不滿意。於是，叔梁紇請求顏氏讓她三個女兒之中的一個立為妾，顏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於是徵求三個女兒的意見。長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兒顏徵在願嫁叔梁紇。顏徵在時年不滿二十歲，而叔梁紇已經六十六歲，年齡相差懸殊，兩人為婚於禮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並且懷孕，故謂之“野合”。於是，就有了“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孔子降臨人世。孔子生而“七漏”頭頂凹陷，又因其母曾禱於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到了魯襄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49年，孔子三歲的時候，叔梁紇病逝。叔梁紇死後，顏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紇正妻施氏所逐，於是帶着孔子庶兄孟皮與孔子至曲阜，過着清貧的生活。魯昭公七年，即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去世。這一年，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孔子去赴宴，卻被季氏家臣陽虎拒之門外。到了魯昭公九年，即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經十九歲了，為了能夠經常回到祖籍地宋國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國人丌官氏之女為妻。孔子從二十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相傳，孔子曾經“問禮於老子”。

據《史記》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言歸正傳，話説宋襄公與孔子都是商湯後裔，這只是宗族血緣關係。而從“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直到“湯武革命”改朝換代和“禮崩樂壞”的“春秋無義戰”，宋襄公和孔子則都有着“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共同文化傳承。宋襄公死於公元前637年，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時間相隔86年，卻都處於“禮崩樂壞”的亂世。宋襄公的“温良恭謙讓”，演繹了一場“蠢豬式仁義”的歷史悲劇。孔子“周遊列國”的“克己復禮”，也落了個到處碰壁“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悽慘下場。究其根源，便是因為他們都感知不到當年“湯武革命”的刀光劍影，而只是死抱着“獨其言在耳”的“仁義禮教”，更不敢直面羣雄爭霸“春秋無義戰”的叢林法則勝王敗寇殘酷現實。

“管子變法”的虛擬經濟“商戰”與“商鞅變法”的實業經濟“耕戰”

在當時，能夠明白“倉廩實而知禮節”奧妙的“勞心者”，首先就應該是“諸子百家”的法家鼻祖管子。在漢朝末年“豪傑並起”的亂世，諸葛亮曾經把自己比作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和樂毅，這難免帶有自我賣弄的成分。當然，“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都是中國知識精英夢寐以求的文化理想。在春秋“諸子百家”中，儒家鼻祖孔子也曾經官拜魯國大司寇“攝相事”，但卻未能“治國平天下”。而法家鼻祖管子，則是“商而優則仕”。與孔子一樣，管子也是“勞心者”貴族的後代。他是姬姓後裔的，與周王室同宗。其父管莊曾任齊國大夫，後來家道中衰。管子為了謀生，曾經做過被世人鄙視的商人。

不過，管子的仕途得意，又恰恰是源於他曾經跟齊國大夫鮑叔牙“官商勾結”的合夥生意。更值得慶幸的是，這位齊國大夫鮑叔牙並不是只顧自己先富起來的貪官，而是有着慧眼識珠為國謀利的“伯樂”精神。在鮑叔牙的積極引薦和撮合下，管子終於被齊桓公任用為相國。齊國瀕臨渤海，兼有農耕和山海漁鹽之利。管子的商海經驗，不僅使他體會到了“官商勾結”的政治經濟學奧妙，更認識到了“春秋無義戰”的商戰內涵。他就任齊相國後，給齊桓公提出了警惕“一國而二君二王”的忠告，就是要謹防國內富商豪強通過“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操控“君權”，更要謹防敵國商人通過國際貿易滲透和操控齊國的“君權”。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不會照此進行“反向操作”。

所謂“商場如戰場”，管子把諸侯混戰的局面看作是國家之間的商戰，完全是憑着商人敏鋭的直覺。就像商業對手之間爭奪優勢地位的零和博弈一樣，他不會相信“議價權平等”的“互利共贏”，而始終會清醒地保持着“非輸既贏”的危機感，更會努力追求“贏者通吃”的“獨霸天下”。因此，管子“以商制商”打擊國內外富商豪強的策略，就是利用“君權”操控“金權”，創立了“鹽鐵官營”的國有經濟壟斷經營制度，又通過“權輕重”的貨幣政策和財税政策進行經濟宏觀調控，從而完全掌握了市場商戰的主動權。

在此基礎上，管子又開始推行“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商業軍國主義”，通過“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的“五戰而至於兵”，對外進行“貨幣貿易戰爭”的軍事擴張。與此同時，他高舉“尊王攘夷”的大旗“挾天子以令諸侯”，建立起了共同抗擊戎狄蠻夷的“民族統一戰線”，從而佔據了“文化戰爭”的道義制高點。齊桓公藉助這個“四海歸心”的大勢，“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桓公召集諸侯國會盟，周天子也派代表參加，正式承認了齊桓公的“霸主”地位，從而開創了“春秋五霸”的先例。不過，這位“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晚年昏庸，在管子去世後，他任用易牙、豎刁等奸佞小人，最終在內亂中被餓死了。

在齊桓公死後和晉文公“稱霸”以前，就有了宋襄公企圖效仿齊桓公“稱霸”的“蠢豬式仁義”。直到秦國“商鞅變法”和秦始皇創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才徹底終結了這場長達五百多年的春秋戰國亂局。秦滅六國，天下初定，秦始皇又派蒙恬和扶蘇率三十萬大軍遠征匈奴，收復北方失地，同時屯墾戍邊修築長城，這才真正實現了當年管子提出的“攘夷”夢想。到了“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有漢必有奸”之時，漢天子劉邦也曾消費秦始皇北伐匈奴，結果卻遭遇“白登之圍”，於是便有了“和親政策”的“城下之盟”，這應算是開了“化干戈為玉帛”的喪權辱國曆史先河，也埋下了三國兩晉南北朝“五胡亂華”的禍根。當然，這都是後話。

再説“禮崩樂壞”的“春秋無義戰”之時，從“管子變法”的“商戰”到“商鞅變法”的“耕戰”，這是法家“變法圖強”的一次歷史大轉折。當年各個諸侯國的灰飛煙滅，也大多是重蹈了宋襄公“蠢豬式仁義”的覆轍。自齊桓公“稱霸”以後的“春秋五霸”，又都陷入了“商戰”的虛擬經濟泡沫。只有地處內陸深處的秦國，最終以弱勝強實現了“平天下”的雄心壯志。這恰恰是因為秦國始終拒絕儒家文化的“蠢豬式仁義”，這也延續成了“焚書坑儒”歷史舊怨。同時，秦國又緊緊抓住“民以食為天”的實業經濟根本，通過“廢井田開阡陌務耕織獎軍功”的“打土豪分田地”，實現了社會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並且形成了“軍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戰鬥型利益共同體”。自從“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有漢必有奸”以後，直到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和抗美援朝戰爭以前，中國社會“禮崩樂壞”的天下興亡歷史週期律，也就了無新意了！

從中國歷史中再次找回“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精神力量和民族自信

環顧天下，自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時代開始，再經古羅馬帝國奴隸制“君權專制”軍事殖民擴張和中世紀基督教“神權專制”的“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又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權”金融殖民統治的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全球化國際慣例“割韭菜”體系，西方世界的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貿易戰爭科技創新系統升級，也都沒有跳出虛擬經濟“商戰”和實業經濟“耕戰”的“禮崩樂壞”歷史週期律。

驀然回首，在奴隸制小康社會的“春秋無義戰”之時，管子給齊桓公提出了警惕“一國而二君二王”的忠告。而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文明，則恰恰是奴隸主商人寡頭集團“民主法治”的“稱王稱霸”。到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建立的“君主立憲制”，就又是商人寡頭集團“民主法治”的“稱王稱霸”制度創新。直到“日不落帝國”北美殖民地“獨立戰爭”產生的美利堅合眾國，也依舊是商人寡頭集團“民主法治”的“稱王稱霸”。而古羅馬帝國奴隸制“君權專制”軍事殖民擴張直至崩潰分崩離析，西方世界再沒有實現過“統一文字統一貨幣”的“大一統”，這就遠遠不及當年秦始皇的歷史偉業。至於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神權專制”的“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只不過是比“漢承秦制”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多了些對外侵略擴張性罷了。

歸根結蒂，究竟是道法自然法則大公無私抑強扶弱“天之道”，還是道法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獸之道”，這才是人類世界正邪善惡“道不同”的“道路之爭”和“命運之爭”。再以中國式“道術用”與“時勢位”天人合一有無相生陰陽易變系統運動思維來看，從動機初心到工具手段再到實用效果，這就是人類共同的意識行為系統邏輯。這個動機初心，就取決於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的“道為術之本”。至於工具手段的科技創新和理論創新，也都是“術為道之用”的“法術萬變而道不變”。自從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再到現代錢奴制資本主義社會，人類世界文明進步和歷史發展的實用效果，卻只是叢林法則經濟食物鏈等級體系的惡性循環，這還是歸根於道法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獸之道”的“法術萬變而道不變”。

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就體現着有無相生矛盾運動的自然法則。只有自覺認識和利用這個矛盾鬥爭的自然規律，才能夠實現順天應人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自我超越。否則，一味迴避和掩蓋這個矛盾鬥爭的“智慧出有大偽”，就肯定是違反自然法則的“不知常妄作兇”。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時時處處都面臨着前後大小上下輕重非黑即白的判斷抉擇。“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追求社會公利最大化的“先公後私”集體主義精神，必須通過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初心“破私立公”自我革命的不斷修煉和提升。反之，固守“先私後公”的個人主義劣根性，就必然會形成追求一己私利最大化的核心價值觀，也就必然會走上道法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獸之道”的邪路，從而導致“個人優先”和“美國優先”自私自利慾壑難填的“不知常妄作兇”。

更重要的是，面對霸道強權的欺壓，“反者道之動”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的“弱者道之用”。這個“和為貴”的“我不犯人”，自然是以“人不犯我”為邏輯前提。否則，一旦出現“人若犯我”的不均衡不公平，那就肯定會有“我必犯人”的矛盾鬥爭。這種陰陽對立“氣相沖”的“雙損”過程，永遠是矛盾鬥爭的絕對存在。而“衝氣以為和”的均衡狀態，只是短暫的相對存在。所謂“蠢豬式仁義”，就是迴避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不均衡不公平現實，更是千方百計逃避陰陽對立“氣相沖”的矛盾鬥爭，而總是企圖以“温良恭謙讓”求得“中庸和諧開放包容相互依存”。自從“五胡亂華”直到“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屢戰屢敗，乃至於蔣介石主義的“攘外必先安內”和汪精衞理論的“韜光養晦曲線救國合作共贏”，這些歷史教訓都是“蠢豬式仁義”的“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撫今追昔，面對這場“美國優先”的“貨幣貿易戰爭”，中國人還是必須從中國歷史中再次找回“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精神力量和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