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貿易戰危中之機_風聞

正當中美貿易戰連續升級之際，中國對外經貿的靚麗數據接連出台，令世人矚目。9月份外貿出口、特別是對美出口增長率遠超市場此前預期，上半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更是力壓美國，重登世界之巔。15日，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報告，宣佈今年上半年中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逆勢增長6%，總額超過7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由於美國對華貿易戰勢力的目標之一就是逼迫外資出走中國市場，聯合國貿發會議此項報告一經發布，在全球市場和社會各界理所當然被視為對貿易戰狂人“打臉”而引發熱議。

毫無疑問，在中國遭遇貿易戰重壓之時，對華直接投資流量超越對美直接投資，本質上是成百上千投資者“用腳投票”向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潛力、向中國商業環境及其不斷改善前景投出了信任票。因為美國名義GDP規模仍然比中國高出一半，美國經濟又正處於景氣期，去年年末還通過大規模減税法案，並實施了大面積、超強力度的放松管制，中國經濟則面臨多年積累問題集中發作、史詩級貿易戰又從外部加壓的局面，美國在招攬外資方面本處於比中國有利得多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還能落到中國之後，表明美國錯誤的對外經貿政策、失控的國內政治鬥爭已經對其商業環境和經濟增長預期產生了可感的損害；也表明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穩增長、促改革的措施正在逐步產生可感的效果。

作為研究者，我對特朗普沒有個人偏見；事實上，在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我是少有的很早就看好特朗普勝選、並正面評價他一系列理念主張的人（文章鏈接：梅新育：美國大選中的兩種治國理念），國內外不少讀者對此一清二楚。

中文媒體最初對特朗普幾乎一邊倒負面報道，我感到不符合實際，找媒體策劃選題，組織了系列報道，對扭轉當時極端偏頗、背離事實的輿論報道發揮了相當的作用。我理解特朗普希望平衡美國宏觀經濟的想法，也希望通過中美合作推動美國宏觀經濟平衡有序進展，因為可持續開發的美國大市場才是中國外經貿的最優選擇，合起來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一半份額的中美兩國對世界經濟穩定與發展更有着不可替代的責任。然而，由於採用了荒謬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做法，本來不無道理的“特朗普經濟學”走上了歧途，其效果也註定將南轅北轍。

而且，美國政治鬥爭極端化，不斷刷新馬克·吐温《競選州長》的下限，甚至把許多原本用於對外“顏色革命”的招數搬用到了美國國內政治鬥爭之中（文章鏈接：梅新育：美國是否正在被“顏色革命”反噬？），不僅給美國國內權力交接製造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而且推動美國政策更加極端化，更加背離理性，也就更加損害投資者信心。

隨着中美貿易戰“總體戰+持久戰”的延續，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還將日益顯現，並推動已經走到景氣峯頂的美國經濟加快滑向不可避免的蕭條。上週美股連續大跌，就已經顯示了不祥之兆，儘管我不認為美國經濟蕭條、金融泡沫破裂今年年內就會發生。相比之下，儘管中國經濟在貿易戰中也遭受了這樣那樣的衝擊，但由於準備充分，應對有力，實際表現明顯好於預期。隨着上述效應不斷髮酵深化，還會有更多投資者心理天平傾向中國一方，我們有信心在爭奪投資的長期競爭中勝出。

上半年利用外資數據超越美國，增強了我們迎擊貿易戰的信心，更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全球性貿易戰的危中之機。因為美方的任性做法大大提升了該國商業環境的不確定性，全球生產不得不由此加快重新佈局，有可能、至少在某些重要產業領域出現“世界–美國”對“美國”的市場格局，這對於我們在汽車產業、芯片與其它高技術產業、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都會製造一系列潛在機遇。我們需要密切關注，及時抓住。而要抓住機遇，化挑戰為契機，關鍵在於我們發揮體制在動員能力方面的優勢（文章鏈接：梅新育：制度優勢：迎擊貿易戰的中國底氣），以迎擊貿易戰為切入點推進全面改革，順應客觀經濟規律清理此前積累的一些浮華不可持續做法。

滄海橫流，更顯英雄本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外貿本來就是在全球經濟、貿易增長減速的環境下攀上全球貨物貿易出口的世界之巔，[①]在此期間，1980年代席捲發展中世界和蘇聯東歐集團的債務危機，1997—1998東亞金融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歷次危機最終只是凸顯了中國抗衝擊能力的優勢，加快了中國脱穎而出。5年前在全球貿易急劇減速前夕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也體現了我方的洞察力。美國強加於我們的史詩級貿易戰固然給我們帶來了巨大沖擊，但也無形之中把自己推向了“中國不輸就是贏，美國不贏就是輸”的窘境。無論過程有多少波折，無論細節如何，只要貿易“總體戰+持久戰”最終結果是中國仍能保持高於美國的經濟增速，中國產業升級仍然持續，中國就實現了目標，贏得了勝利。

[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頭十年世界經濟復興時期（1946—1956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6.7%；在1956—1966年的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十年”期間，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7%；1966—1976年間，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4%，明顯高於其後二十年3.1%的平均增速（1976—1986年間為3.2%，1986—1996年間為3%），也明顯高於美國“新經濟”興盛時期（1996—2006年間）4%的增速。——裴長洪主編：《共和國對外貿易60年》，第127—128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