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馬齊喑究可哀”：認知模式、敍事結構與威權主義的崩壞-轉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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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一種“文化的動物”，其發展軌跡既受制於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也被人類自身創造的精神文化所左右和影響。換言之，人類主觀精神的創造物轉變上升為“客體化”的社會意識與行為規範，將自己的造主網羅禁錮其中，結果是反僕為主，人用雙手雕刻出來的木偶最終成為至高無上統治人類自身的神，人用紙筆撰寫出來的“神話”最終變成神秘的天賜之物和不可違抗的律令。神與“神話”既然都是人類自身心理與慾望的投射，那所有的“神話”內部的敍事結構必然符合人類自身的認知模式。

人類大腦的認知特性決定了對外界世界的認識理解必須按照某種特定模式進行，這也就意味着要將紛繁複雜的外部信息進行取捨、裁剪、重組，並賦予其意義，納入人類可以理解的範疇軌道之內，“自然”由此被“文化”所改造和吸納。“一般而言，人們並不清楚是他們自己把自身建構的對現實的象徵性觀念賦予世界，而是相信世界是以其自身感受到的形式呈現出來。”[1]

人類認知的特定模式決定了敍事結構一般具備以下三個要素：邏輯、意義、情感。

（一）邏輯

舉個例子，下面有三個事實：

張三被偷走一大筆錢。 張三病了。 張三死了。

這三個事實可能實際上時間間隔很久，彼此之間毫無關聯。但如果我們試圖認識理解這些事實，就會不由自主地試圖將上述事實之間建立某種符合人類認知模式的“邏輯”，此處的“邏輯”是廣義的，體現為人類不同羣體所秉持和相信的因果鏈條，這種“因果”因人而異，隨着民族、文化、宗教、社會環境等因素而偏差遊移。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如果對事實賦予“邏輯”，就變為：

張三被偷走一大筆錢——（急火攻心，所以）——張三病了——（病入膏肓，所以）——張三死了。

被納入邏輯的因果鏈條之中，原本孤立分散的事實才容易被理解。但如果我們調整一下例子呢？

張三病了。 張三被偷走一大筆錢。 張三死了。

僅僅順序的變化，邏輯鏈條的介入就將為我們呈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張三病了——（神志不清，所以）——張三被偷走一大筆錢——（無錢治病，所以）——張三死了。

（二）意義

除邏輯之外，敍事結構還需要建構某種意義，才能將事實的羅列轉變為能夠影響人類集體行動的“故事”。還是上面的例子，依據事實建立的意義鏈條既可能是下面這樣的：

（社會治安混亂，小偷在公共場所瘋狂作案）——張三被偷走一大筆錢————（警察不作為，立案之後根本破不了案）張三病了——張三死了——（所以要加強社會治安！）

也可能是下面這樣的：

張三病了——（老人上了年歲生病無人照顧，一個人孤零零躺在病牀上）——張三被偷走一大筆錢——（醫療福利保障不健全，導致無錢治病，被醫院拒絕治療）——張三死了——（所以要改進完善醫療保障制度！）

我們把事實裁剪拼接納入“意義之網”，就像小溪彙集成為江河，“意義之網”不斷被充沛、被擴展、被重塑。

（三）情感

人既被理性支配，也被感性左右，通過不同方式觸動激發人類內心的共同情感，會對同樣的事實產生不同的觀感和視角。繼續上面的例子：

張三（是一個單親母親，辛苦撫育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被偷走一大筆錢——張三（為了賺錢，不顧身體兼職工作）病了——張三（貧病交加，孩子們簇擁在牀邊痛哭流涕）死了。 張三（是一個貪官，腐化墮落，花天酒地）被偷走一大筆錢——張三（的罪行敗露，被捕入獄）病了——張三（被公正的法庭判處死刑，在人民羣眾的唾罵聲中）死了。

邏輯、意義、情感充斥着人類的敍事結構，它深刻根植於人類獨有的認知模式，舍此我們就無法高效處理外界信息，無法與其他社會成員溝通共鳴，更無法引導推動社會集體行動。事實只有被改造納入敍事結構，它才能夠被認識和理解，而在這一過程中，事實不可避免地消隱於邏輯、意義、情感的層層迷霧當中，如同“萬花筒”，同一組事實在不同敍事結構的裁剪改造下會呈現完全不同的組合與色彩。本質上，我們只有通過改造“事實”才能認識“事實”，這就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客觀“事實”可能永遠無法感知，這是人類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因為社會現實的複雜和含混超出了人類機能的掌控能力，所以我們先天地想讓社會現實變得更為簡單和清晰，在一團混沌之中理出頭緒。……神話和隱喻讓人們生活在一個運行有理、變化有道的世界中。他們捨棄了複雜的經驗世界，而是堅持一種相對小巧、簡單和原型化的神話，詭計多端的敵人和無所不能的英雄般的救世主是其兩大主角。據此，人們在做出決定時，有的放矢、從容篤定、信心滿滿，而不會在威脅、茫然和不堪承受的個體責任面前手足無措。[2]

《1984》中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在任何一個國家中，佔據統治地位的階層羣體總是不遺餘力地將自身的敍事結構灌輸刻印到整個社會，並在自言自語講述的“故事”中毫不意外地扮演起天使或英雄的角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出於統治需求歷代統治者會一遍又一遍複述這個故事，也許總體結構保持穩定，但故事細節卻微妙不同，不同的創作者出於自身利益拉扯着敍事的走向，造成了統治神話內部的縫隙和張力，這既是對手攻訐可能針對的軟肋，但也為統治神話賦予了更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每一種敍事結構都有天使、惡魔和英雄，都具備自身獨有的價值判斷、邏輯形式、情緒偏重，都隱喻了某種不言而喻、不證自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發展軌跡和歷史終點。Every myth has a doomed destiny，每一種敍事結構就像一條岔路，只要起步就到達終點，只要開始就已經完成，深陷其中的人們逃脱不了角色既定的命運，劇本無法更改，只有演員變換不停。“能夠動員敍事結構來改造文化與羣體的意義的歷史團體具有創造既作為過去又作為未來的歷史的能力。敍事結構使之能夠促使將來的歷史向着此敍事結構的內在方向或目標發展。”[3]

社會羣體之間在現實層面的鬥爭必然反映在精神世界中，反過來精神世界的鬥爭不僅直接映射隱喻着現實，同時也在遮蔽或重新揭示事實，維護或試圖改造事實，社會現實與敍事結構互為鏡像。社會羣體之間的鬥爭與征服不僅是肉體的、物質的、現實的，也是精神的、意義的、甚至是語言的。羣體之間的現實鬥爭映射到精神世界，就體現為不同敍事結構之間的“諸神之戰”。一種敍事結構無論是因錯誤而失敗，還是因失敗而錯誤，都會被人為醜化、消滅，被強制遺忘在歷史的長河中。與之相對應的勝利者則壟斷了新信徒們思考、言説、表達的所有可能方式，這樣即便出現反抗的念頭，反抗者們也只能被囚禁在統治者敍事結構的重重迷宮之中，不得不繼續充當意義上的弱者，陷入“失語”狀態，無形中增加了反抗的難度。

因此要想發動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就必須先行建立一套全新的敍事結構，才能提供新的道路、新的選擇、新的歷史終點。新的神袛慢慢成形，新的神話開始播撒四方，新神積蓄足夠起力量後將向舊神發起挑戰。就像《荷馬史詩》所描述的特洛伊戰爭，神域和人間構成兩個相對隔離但又千絲萬縷交織在一起的空間，二者相互投射相互影響，人間的戰爭需要神靈的祝福加持，神靈的地位升降卻又被人間的勝負所左右。在各民族神話中，最終成長起來挑戰甚或取代舊神的新神在出生或成長的幼年階段，無一例外將遭受舊日神靈的嫉妒和迫害，試圖將其扼殺在搖籃裏。新神經歷重重考驗時展現的神蹟，本身就是新神的神性以及崛起命運不可阻擋的最好證明。

唐宋之變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作為國家合法性的“大傳統”開始放下身段走進民間社會，去侵入、影響、塑造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各種“小傳統”，這既是晚期帝國國家建設的根基，但其影響或者説遺害也一直延續至今。宋明理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晚期帝國的國教，就在於它將零散的、古老的、貴族式的倫理教條整理擴展為一整套系統的、平民化的、可操作的日常生活方式，充滿了平易近人的煙火氣和近代色彩。通過這樣的改造，理學才能將中古時期相對隔絕的廟堂與江湖第一次通過意識形態勾聯融合到一起：儒學士風一方面征服了帝王，使“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4]的李唐皇室轉變為恪守儒風“祖宗家法”的宋明皇室[5]；另一方面征服了民間社會，通過科舉、辦學、族規、鄉約等各種方式不遺餘力將儒家信條涓滴滲透到底層社會。儒學信條成為整個社會的基本共識和組織原則，以此為基礎組建的家庭、宗族、鄉土、國家由此成為層層放大的“同構體”。

但儒教對晚期帝國的征服並不徹底。受限於前近代社會的技術水平和社會結構，擁有閲讀能力、能夠進入“文法世界”並遭受儒教影響的人羣規模十分有限，雖然傳統觀念認為的“皇權不下縣”如今已受到批評修正，但與近代國家相對比，國家對社會的侵入和規制仍是淺嘗輒止、浮於表面的。因此，擁有自身獨特源流和譜系的各項“小傳統”仍殘留有廣闊的生存空間，在歷史進程中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與廟堂之上的儒教“大傳統”分庭抗禮，自有一席之地，形成既鬥爭又妥協的共生關係。就是儒教信仰體系本身也絕非鐵板一塊、凝固僵化，無論是晚明心學、清初三傑，甚或晚清的康梁，都體現了儒教的“復調”敍事結構以及強大的適應性和創造力。在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在大傳統內部各個支派之間，形成了一個多階生態位的理念叢林，既有參天巨樹，也有低矮灌木，更有繁花綠草。

這種參差多態的穩定結構在近代歐風美雨的衝擊下一掃而空。晚清新政以來的近代民族國家建設，完全以西方為藍本和榜樣，直接與西方接軌的知識分子階層引進了幾乎所有曾經在歷史出現過的西方思潮，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如走馬燈一般各領風騷十幾年。但無論具體政治主張如何，這些思潮的共同點在於都秉持了近代歐洲發展出的一種啓蒙的、理性的、科學的、進步的歷史觀念。這種史觀的問題在於，既然現代性萌發於歐洲，因此至少歐洲的現代性與本土傳統之間還有可能尋找到某種連接和承繼，而在現代性完全依賴於外界輸入的中國，古代傳統就成為西方現代性展開的完全徹底的“他者”，成為亟待被掃除乾淨的陳腐遺蹟，一塊沒有任何價值的絆腳石，一個阻礙美好生活到來的可惡敵人。既然傳統註定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迅速走向消亡，也就沒有必要花費精力去深刻認識和細緻辨別。於是乎，本來豐富多彩、相互之間甚至齷齪牴觸的“傳統”被一股腦打包，簡單化歸集為一個整體，一種與現代性相對的符號，一個與野蠻、落後等類似貶義詞具有互文關係的標籤。儒教大傳統和民間小傳統這對糾纏了千年的冤家此時倒是同病相憐，一同淪落為難兄難弟。

近代普及化了的國民教育體系、深入所有角落的大眾傳媒技術，更是賦予了主流敍事結構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使國家能夠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吞噬消滅民間社會的“小傳統”。無論是民國政府的取消舊曆、廢除中醫、破除迷信，還是XX政府的消滅宗教、打碎宗族、移風易俗，社會面對強勢政府無能為力，像麪糰一樣被捏來捏去。國家通過國民教育進入每一個孩童的頭腦，植入有利於維護自身統治的敍事結構，從而將青年一代整合進統一的“大傳統”之中，釜底抽薪斷絕“小傳統”的信徒和繼承者。近代民族國家堅信“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致力於社會思想的淨化、純粹、統一，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勢之下，中國的思想領域變得“大樹之下，寸草不生”。

任何敍事結構都有自己的生命週期，古老的儒教傳統能夠綿延千年，近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理論卻只有短短數十載。一方面，近代工業社會的變遷速率遠遠高於穩定的農耕社會，另一方面近代民族國家的敍述結構是從西方移植而來的，與本土思想資源甚少發生聯繫。這套敍事結構在引進之初，確實受到很多人發自內心的崇信和積極參與，它提供了一個公共思想領域的交流平台，不同支派打着同樣的旗號，在平台中相互駁難、爭辯、攻訐、聯盟，使這套敍事結構始終有新鮮的思想資源注入，始終能夠保持對現實的高度敏感和適應性，成為一種有生命力的活的文化。而一旦它在敍事結構的諸神之戰中取得勝利，上升為官方的合法性理論，這種成功反而傷害到它自己。統治者自然不能允許旁人對“祖宗家法”染指非議，於是徹底壟斷了敍事結構的解釋、損益和發展，將其變為官方的、封閉的系統，被統治者按照自身利益打上各種不能自圓其説的補丁，越來越與現實狀況相偏離，解釋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思想資源的封閉枯竭，導致主流敍事結構變得凝固僵化，面目蒼白，言語可憎，它變成一種死的文化，因為沒有人把激情、靈魂和信念注入其中，就像神靈沒有了虔誠信徒的獻祭，徒留空蕩蕩的廟堂，無論外表看起來多麼金碧輝煌，也難逃蕭瑟頹敗的沒落氣象。

主流敍事結構的枯萎衰敗，使它變得不堪一擊，但它可以依靠橫行無忌的政權機器垂死掙扎，如果自己不能變得更強的話，就把可能出現的敵人變得更弱。近代民族國家依靠高度進化了的統治技術，徹底滲透壓制住了整個社會，將社會行動單位從羣體降解為原子化的個人，並杜絕了原子之間相互吸引凝結成核的任何可能。通過對信息媒介的管控，阻斷了公民之間的交流渠道，各種現實情緒、思潮、觀點、信念只能通過曲折隱晦的方式發泄出來，在小範圍內流傳，雖然極大豐富了民間“賦比興”的語言文化，但沒有了嚴肅的、深入的、建設性的公共交流，每個人都成為一座孤島，整個社會陷入一種“集體失語”的狀態，這並非國民的思想文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不足，而是政權只允許用官方認可的、唯一的、“正確的”的方式表達出來，區別只在於極權主義政府只允許一個聲音，威權主義政府可以允許一種聲音，但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二者造成的傷害同樣慘重。

必須時刻牢記：沒有權利就沒有義務！這不僅是一句政治宣言，更是一種現實狀況。當民眾被剝奪了參與公共生活、創建公共領域的機會，就會出現公共生活的“崩解”和“敗壞”。每個人清楚意識到：家門之外的公共領域是完全與之異己和對立的，因為他不能參與這一空間領域的構建和規則的制定，這些規則是強大的外部力量強加於他頭上的，他既無從發聲，也無從選擇。從外部強加的社會規則既然沒有經過個人的思辨、探討、抉擇，個人也就無從真正理解這些規則的意義和必要性。被迫遵守的規則，對於主體意識薄弱的個人意味着陌生和疏離，對於主體意識強烈的個人則意味着強迫和屈辱。無論何種情況，這些規則都無法在民眾的內心真正紮根並轉化為自律信條，當有機會拋棄這些規則時，他不會產生內疚與負罪感，而是會感到如釋重負，此時他將沒有任何信條、規則與底線，完全遵從內心的本能去行動。

公共交流不一定能產生共同體的信任和共識，但沒有公共交流一定不能產生信任和共識。社會成員之間無法開誠佈公、直抒胸臆，只能在極小的範圍內形成一個個意氣相投的小圈子，極力躲避權力之眼的注視。任何更大層面的交流都被遏制住了，暗流只能在地底下激盪，卻始終不能匯聚成江河。一個社會，成員之間無法建立信任，無法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只能完全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才能維護秩序與和平。強制力量一旦力所不及，由於民眾自我組織的能力欠缺，歷史傳統也被打斷，因此會迅速退化為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在這片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荒原上，每一個人都像幾千萬年前不得不走出家門進入叢林捕獵的原始人，小心翼翼、膽戰心驚，在遇到其他人的時候無法溝通也就不能建立信任，所以最安全的辦法就是遵循《三體》所描述的“黑暗叢林”法則，豎起毛髮、大聲吼叫，恐嚇對方乃至率先發起攻擊。這種遍佈社會的戾氣、敵意與個人的道德品質無關，是惡劣政治環境造就的最為合理的社會互動方式。這種專制權力造就的惡果反過來又成為專制權力為自身存在進行辯護的理由，於是社會就陷在了這種困境的泥沼之中。

虛加偽善的主流敍事結構的另一個惡果，是造成國民性格普遍的“認知失調”。每一個人都被強迫複述自己不相信的理念，參加自己不願參加的儀式，這種公開表達和儀式參與起到了忠誠測試的作用。

統治者通過這種納粹儀式（舉手禮）展現出來的權力，事實上不僅來自於它觸及了“個體生命活動的最細微、最私人性的層面，而且更多的是來自於當個體對其有所牴觸時，個體的內在會為其所分裂”。[6]

這種分裂可以通過劃分“前台”（公共領域）和“後台”（私人領域）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一定紓解。人們在“前台”遵從主流敍事結構的話語霸權，像牽線木偶一樣進行種種表演，個人會強烈感受到虛偽、無意義和對強權屈服的自我嫌棄，這種負面情緒不斷積攢，造成對心理的嚴重衝擊。這種負面情緒必須等到人們退居“後台”，進入一個安全、放鬆的私人領域，才能在朋友、親人等面前得到釋放。在後台正常的行為，在前台往往是不能被接受的，而我們必須在後台卸下面具放鬆身心，才有心力重新戴上面具在前台表演。在某些極端情形下，比如“文革”時期，“人們之間的信任被嚴重破壞了。缺乏後台的團結和信任，那麼後台的行為和前台的表演也就沒有什麼不同了。在前台的後面已不再是後台，而是變成了在巨大的政治前台後面的另外一個較為小型的前台。”[7]

進入自媒體時代，後台的範圍進一步縮小，就像畢姥爺的酒局表演，從本來私人領域可以相互信任的後台，被一下子捅到了充滿“政治正確”的前台，結果身敗名裂。自媒體時代充滿了不懷好意的攝像頭和網絡偵探，公共權力的監控藉助志願者們的協助，延伸侵入到私人領域，以往可以放心交流的領域現在已經變得不再安全。為了防止意外，人們只能進行越來越嚴格的自我審查，有意識地疏離嚴肅的思想與文化，強迫自己墮入消費主義和娛樂八卦之中，造就一場“只談風月，莫談國事”的全民狂歡，這是專制權力對民族德性的一種戕害。“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實現百年前詩人的願望可能還要經歷一段漫長的道路。

[1] 【美】大衞·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2] 同上，第97頁。

[3] 【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高繼美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頁。

[4]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六《歷代三》，中華書局1988年版。

[5] 鄧小南：《“正家之法”與趙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6] 【美】大衞·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

[7] 【美】張玉萍：《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儀式的失靈》，張旭東、李揚譯，《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