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與後現代主義文化_風聞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是美國左翼思想家，其思考方向主要是資本主義世界下的文化發展的新階段，亦即所謂“後現代文化”的特徵。本書是他的一系列演講的彙集，因而並不十分成體系，可是從一些隻言片語中，還是可以窺見其對於現代社會中人們關心的問題的深刻洞見，以下就簡要的選取一些觀點試做評論。

首先是關於學術理論的性質，詹明信指出：“在當代，理論必須作為商品來理解，理論的出口就是上層建築的對外貿易”，也就是説，對於一般人，學術理論本身就像玩具一樣“喜歡就玩，不喜歡就換一個”[1]。這一看似憤世嫉俗的斷言事實上有力地指出了現代學術本身也難以擺脱資本或權力的掌握，因而也就難免以錢或權力作為研究之導向。試想無論何種學科，缺少經費的資助便寸步難行，如今的研究領域早已不是單打獨鬥或笛卡爾式的沉思可以進行的，學術成果的誕生過程無一不與整個資本體系的運行息息相關。這時再談學術的所謂“獨立”或者“自由”其實就難免虛偽。當然這是實際面上的情形，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若學術本身亦即權力與資本塑造的結果，那所謂的客觀與真實作為標準就顯得有些自欺欺人，這一點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已經有嚴厲的批判，而布魯斯·卡明斯在《視差》中也特意譬出一章討論美國東方學和情治機關糾纏不清的關係[2]。我要説的是，所謂的客觀性，進而具體到歷史學範圍內，對於真實性的強調，或許也應只能看作是封閉羣體內的遊戲規則，相對於所謂的“民間”方法，並不構成“高下”，而僅是取向不同。學者也不應板着臉，迷信於手中的檔案，而不做針對研究體系中權力結構的批判性思考。

學術不再有“真理”，不再具有客觀性並非令人憂懼的墮落，詹明信反而認為，這體現出“對於哲學本質越來越系統化的質疑”，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不應把關於世界的“模式”（也就是形形色色的理論）當作世界本身，而應將其看作某種“語言效果”[3]。這是事實是“第二次祛魅”。當科學將傳統經典統治下的“超符碼化”（簡單來説，就是賦予某些文字過載的信息，比如對於四書五經連篇累牘的註疏）解構之後，指出其系統性的假象而推導背後的規律性。這是韋伯認為的祛魅。但是現代語言學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之後，祛魅後言之鑿鑿的規律本身的實證性也不得不接受考驗。甚至科學也不例外，托馬斯·庫恩指出科學作為一種範式，所有的實驗所驗證的，不過是範式所容許範圍內的問題，否則就需要一次範式的革命。即“Verum Factum est”（你只能理解你自己製造的東西）。

但是現代性帶來的理解問題的方式依舊佔據多數人的腦海，我們習慣於尋找一種原因來解釋歷史現象，而發現許多原因的時候又感到束手無策。詹明信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在此為歷史唯物主義進行辯護與修正，分析可能的替代方法，即多元決定和結構因果律，在這個系統中，不再是因為A所以B的單一線性決定鏈條，而是許許多多個自有其發展動力的亞系統互相影響，並與結構性總體相聯繫，構成所謂的多元決定，這樣的後果就是：沒有一個地方能夠找到所謂的“本質性”。

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遷對於社會的影響何在？詹明信指出，傳統社會由傳統價值引導（比如忠孝節義），資本主義社會通過金錢引導（資本競爭中勝利者永遠正確）而後現代社會則是“他人引導”，而這便是我們焦慮的根源，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才是正確的”[4]。於是，社會誕生了一種“工業化的語言”，詹明信尖刻地寫到：“們的頭腦塞滿了五花八門的程式化語言，逐漸地，當我們自以為是在表達自己的感情時，只不過是在使用這些陳詞濫調罷了。我們自以為在思維，在表達，其實只不過是模仿那些早已被我們接受了的思維和語言”[5]。這體現在我們於朋友圈中的用詞、表達格式甚至是對這些用詞和格式的批判性觀察之中。

這些在保守主義者看來當然是失範（anomie），但是這是病症嗎？難道何為病症也不是社會所定義的嗎？或許所謂的精神疾病，如詹明信所言：“人類體驗自我和世界的可能性的表現，正是那些患者達到了我們具有的潛在可能性的極端”[6]。

[1]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台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25。

[2]卜魯斯·卡明斯：《視差：美國與東亞的關係》，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

[3]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頁49。

[4]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頁66。

[5]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頁188-189。

[6]詹明信，《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頁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