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記者謀殺背後：人類道義與國家利益的選擇困境_風聞

近日，沙特王儲的親隨在伊斯坦布爾殘忍肢解了該國異見記者哈蘇吉，這引起了人類世界的強烈憤慨，美國輿論紛紛要求總統特朗普懲罰沙特。無論是左翼媒體《華盛頓郵報》，還是右翼媒體FOX，都充斥着對沙特政府的抨擊之聲。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總統特朗普面臨着似曾相識的外交難題：在人類道義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選擇困境——縱容沙特，將失去公眾的理解，懲罰沙特，將使國家利益蒙受損失。

希臘起義與奧斯曼暴行

事實上，這種困境，在現代外交史上屢見不鮮，其中最典型的是19世紀20年代希臘基督徒的起義及奧斯曼伊斯蘭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引發的廣泛人道危機，對英、奧、俄三強國執政者外交政策的道德拷打。

1821年，西方文明的創造者，信奉正統基督教（俗稱東正教）的希臘人無法忍受奧斯曼伊斯蘭統治者的壓迫，發動了光復希臘、捍衞基督教文明的大規模起義。

“為了上帝，救救基督徒吧。挽救我們的宗教免受迫害者的摧殘，把上帝的教堂和聖壇還給他的子民，讓神聖的光輝照耀您治下的偉大國家。”

——希臘起義的領導者伊普西蘭蒂致信沙俄君主亞歷山大一世、奧皇弗蘭茨和英王喬治，期盼基督教強國的支援：圖，希臘起義，十字架國旗，正統基督教和穿裙士兵，此類裝束後來成為希臘精鋭的象徵

奧斯曼蘇丹政府將希臘起義視為西方對其威脅的一部分，陷入了竭嘶砥礪地恐懼中，出動大軍瘋狂鎮壓希臘基督徒，對希臘人大肆屠戮，同時將正統基督教的領袖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絞死，這些舉動震驚了整個西方世界，招致了包括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內所有輿論的一致怒火。無論是英國的媒體，還是德意志的貴族，以及俄羅斯的東正教軍人，都要求本國政府出兵救助希臘基督徒，打擊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統治者。

奧斯曼軍團血腥鎮壓希臘人，婦女被擄掠，男人被殺死，引發了歐洲輿論的猛烈抨擊

這一點與今天的西方世界對沙特政府的怒火類似，左翼自由派厭惡沙特政府的專制，右翼保守派則基於基督教文明的理念蔑視沙特政府所代表的落後文化。

大英帝國卡斯爾雷的選擇困境

對於當時的大英帝國外交大臣、虔誠的基督徒卡斯爾雷來説，他的最大憂慮不是希臘基督徒的不斷死去，而是俄國君主亞歷山大一世可能乘機以挽救基督徒的名義入侵併削弱奧斯曼帝國，從而實現在巴爾幹和黑海的擴張——這對英國在地中海航道利益和東歐的均勢將構成威脅。要知道，希臘起義軍領袖伊普西蘭蒂曾經是一名沙俄軍官，而對俄國人在中亞和東歐擴張的遏制有賴於土耳其的強大。

因此，這位偉大的基督徒英國政治家得知穆斯林在希臘清洗基督徒之後的第一反應，不是譴責土耳其，而是致信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信中，英國基督徒政客表示，“土耳其的罪行讓人類顫抖，但歐洲的神聖不可侵犯才是我們的最珍貴的原則”，“您應該向那個未開化的國家（土耳其）展現您的寬宏大量”，以虔誠的恭維防止沙皇干預希臘起義。

與此同時，還卡斯爾雷與另一位冷血政客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一起，致力於維護對希臘起義的不干涉原則，通過英國、奧地利的聯合，抵制俄羅斯對奧斯曼暴行的干預企圖。

然而，卡斯爾雷的不干預政策遭到國內輿論的猛烈抨擊。《泰晤士報》稱“卡斯爾雷是奧斯曼蘇丹的好朋友”，“希臘屠殺的同謀”，卡斯爾雷的不干預政策雖然幫助大英帝國抵制了俄國對希臘的干預，卻遭到了國內輿論越來越強的壓力。這種負面抨擊的攻擊力之強，以至於使得卡斯爾雷在政治上陷入眾叛親離的程度。當卡斯爾雷作為外交大臣最後一次朝見英國國王時，竟然嘆息“陛下，英國必須同歐洲説再見了，只有您與我瞭解歐洲的問題，並知道如何挽救它，在我之後，將不會再有人能夠理解歐洲事務，輿論只會製造禍亂”。

四天之後，不堪重負的卡斯爾雷自殺。

坎寧的政策及後果

偉大的卡斯爾雷去世之後，熱衷於迎合輿論的坎寧登上了大英帝國外交大臣的權位。坎寧致力於迎合英國的輿論，熱切贊助希臘起義。

1823年3月25日，坎寧在事先未通知倫敦、維也納和聖彼得堡的情況下，突然宣佈承認希臘起義者和奧斯曼蘇丹為交戰雙方，這無疑是對希臘起義者的公開支持和承認。而且，坎寧還同希臘起義者建立聯繫，表明英國承認希臘革命政府委員會是合法權利機關，英國銀行業表示願意給希臘貸款。

坎寧對希臘人的支持很快產生了三個效果：

1、坎寧愛憎分明的政策，維護了人類的道義，使得英國輿論對他極為追捧。

2、坎寧的外交使得希臘獨立成為可能，同時極大地鼓舞了奧斯曼巴爾幹境內各個基督教民族的起義，迅速加快了奧斯曼帝國作為一個歐洲大國的崩潰，東南歐和高加索的地緣均勢在隨後的十數年裏迅速瓦解了——這是大英帝國世界利益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3、坎寧的政策解開了束縛強大俄羅斯帝國的道義雙手。按照神聖同盟的舊君主原則，英國、奧地利和俄羅斯不能干預任何革命，無論這些革命以什麼名目出現。希臘起義本質上也是一種煽動叛亂的革命，雖然其實以基督教的名義作為旗幟，相反奧斯曼穆斯林蘇丹儘管是殘暴的異教徒，卻是維護現有秩序、必須被支持的保守派。當年的卡斯爾雷和梅特涅即是以此説服沙皇採取對希臘起義的不干涉態度。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坎寧自己破壞了這個不干涉原則的道德基礎。這就為沙皇在後續的近一百年裏，以支持巴爾幹民族解放的名義持續入侵奧斯曼，擴張帝國的領土提供了道義依據。

因此，自從坎寧干預希臘起義之後，大英帝國不得不傾盡自己的國力，派遣自己的軍人和軍艦部署在巴爾幹，正面抵禦俄羅斯的南侵。這也成為大英帝國在後續八十年裏都無法克服的巨大的地緣困境，並直接引發了克里米亞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

特朗普的選擇

回過頭來看今天的特朗普在沙特記者案中的困境，就會發現，美國總統面臨着相似的麻煩。不懲罰沙特，他面臨着名譽喪失的風險，懲罰沙特，則會損壞美國的國家利益。沙特政權崩潰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就像穆巴拉克和巴列維的身後災難一樣明晰。

畢竟，從1822年的希臘起義，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5年的難民危機，反覆驗證了一個最悲哀的真理：

人類總喜歡通過製造一場焚燬廚房的大火，來挽救一塊微不足道的點心，原因僅僅只是點心因過於被矚目而楚楚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