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戰三捷之青化砭伏擊戰（一）——王維舟的謊話被戳穿_風聞

國民黨軍經過長達六天的激烈戰鬥，於1947年3月19日6時30分，由第167旅第499團第3營第4連攻入延安城門，把中華民國的國旗升到了城門樓上，[1]這似乎象徵着延安已經被“光復”了。但城內外仍有戰鬥在繼續。第78旅當天上午數次向鳳凰山攻擊，均被延安西城門共軍側擊火力所擊退。國民黨軍費了不少力氣，以戰車5連的一個排加入作戰，直至大約中午時分才將共軍驅逐。[2]

另一個方向上，守軍大部分已經於凌晨撤走，只留下一些小部隊和整90師保持接觸。[3]由於接到胡宗南要讓嫡系第1旅先進入延安的命令，雖然阻力並不大，但整90師進展卻十分緩慢，至當天下午15時才分別攻佔延安城西飛機場及清涼山。隨後，整27師之第47旅也推進到延安城南的七里鋪。[4]

僅僅一個小時之後，國民黨中央社就迫不及待地發出消息，稱“今（19日）上午10時，已收復延安”。[5]

一、延安易手之後

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三位成員，朱德、劉少奇、任弼時，早在3月12日晚已經由延安轉往子長縣瓦窯堡以東的王家坪辦公。另外兩位成員，毛澤東和周恩來，則在延安堅持到幾乎最後一天。18日的黃昏，毛、周離開了延安，19日凌晨抵達延川縣永坪鎮以南的劉家渠；當夜繼續北進，於20日黎明來到清澗縣下二十里鋪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溝。之後，周恩來未及休息即乘車前往王家坪與朱、劉、任等會合，而毛澤東則在徐家溝住了一夜。由於徐家溝村距離公路較近，溝道較敞，架設電台易被敵機所偵知，所以21日毛澤東又移至公路東側十餘里之高家嶮。至25日夜，毛澤東方才出發至王坪附近與書記處其他成員會合。[6]

彭德懷撤離得更晚。19日凌晨，彭德懷帶着指揮機關由王家坪後溝的一條小路翻過山頭，向東北方向而去。[7]彭德懷等由侯家溝翻過山樑，經羅家橋、高莊、馮莊，過武裝溝，第二天中午到達了青化砭以西的梁村。[8]

當然，敵前撤退不可能事事都井井有條，因撤退組織和溝通上的問題，在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內部就曾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

3月18日中午，邊區保衞團[9]接到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王維舟的手令：“迅即撤至安塞西北真武洞以北待命，維舟”，並要求立即執行。保衞團團長兼政委劉鎮及參謀長夏飛考慮到毛主席尚未離開延安，急赴聯防軍指揮部請示，卻發覺聯指已經撤走。劉、夏商量後決定由團政治部主任高桂庭帶兩個營護送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等首腦機關撤離，劉、夏指揮4個骨幹連和1個手槍警衞排直至毛澤東等離開之後才於19日凌晨撤離。

本來各個部門按照計劃先後撤離並無問題，但王維舟在尚未搞清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是否已經離開的情況下，即命令保衞團撤退，顯然不妥。事後王維舟倒打一耙，在邊區會議上當着西北局書記習仲勳、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面指責劉鎮擅自逃離延安，要將其槍斃。劉鎮據理力駁，並指出保衞團和他本人撤離的時間有參謀長夏飛以及最後撤離的近二百名幹部戰士為證。最後在習仲勳、林伯渠的要求下，又令夏飛取來了王維舟的手令。這下證據確鑿，戳穿了王維舟企圖推卸責任的謊話，王本人也鬧了個下不來台。[10]但王維舟畢竟是資格很老的幹部，最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獨1旅在延安撤退之時，也同樣可能是因為通訊聯絡的緣故，自作主張撤向棗園以西的高橋。21日彭德懷去電要求其北移至延塞公路以西的茶坊，[11]向1縱之358旅靠攏。

對中共高層而言，撤出延安是早已經確定的事。[12]毛澤東事先還有意識地在中層幹部中做了一些解釋，如3月18日下午接見新4旅第16團幹部時就特地談到“給胡宗南騰延安”的問題，強調這是“暫時的”。[13]但中共首府延安的迅速陷落，仍然引發了不少問題，“部分幹部由和平麻痹思想轉為恐慌動搖，部分羣眾一度思想混亂；部隊中部分人員勝利信心不高，依賴友鄰解放區抽兵援助，或有急於與敵決戰以報仇雪恨的急躁情緒”。[14]

20日中午，彭德懷給軍委發去電報，通報了胡宗南佔領延安的情況：

“胡敵於十九日午後三時佔延安，二十七師之三十一旅留臨真，第一師某旅留金盆灣，胡宗南令一部向金沙鎮、甘谷驛、延長偵察。第二縱隊須力求隱蔽，切勿暴露目標。甘谷驛至延安之線及其以南均不要駐軍，須駐甘谷驛以北及東北地區，金沙鎮高地及臨真以北派便衣隊偽裝民兵擔任偵察警戒封鎖消息。我們本午已抵青化砭西之梁村。”[15]

當天，西北野戰兵團指揮機關在梁村算正式組建起來了，彭德懷擔任司令員兼政委，副司令員張宗遜，副政委習仲勳，參謀長張文舟，副參謀長王政柱，政治部主任徐立清，政治部副主任張德生。[16]彭德懷意識到西北大兵團作戰的供應將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專門推薦了劉景範擔任西北野戰兵團的後勤司令員。[17]

對於撤出延安之後的作戰設想，事先中共高層就曾經加以研究，將初戰戰場選擇在青化砭或甘谷驛附近。一則是因為該地區處於延安東北，物資較為豐富，可以依託晉綏解放區的支援；[18]二來當時對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整體戰略意圖尚未完全明瞭，判斷上不能不考慮國民黨軍東出（以閻錫山部為配合）封鎖黃河沿線，以求殲整個邊區為目的的行動。[19]

至21日，西北野戰兵團對於國民黨軍佔據延安之後究竟是“北出清、綏、米或東出延長尚未判明”，因此“決定各部從三月二十二日起各就現地休息七天（至三十日止），準備四天干糧”。[20]當天，彭德懷就各部集結的具體位置作出規定並上報軍委：

“我二縱集結甘谷驛以北及東北地區，教導旅集結青化砭以東之何家山岔附近地區，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區集結，一個營在拐峁十里鋪警戒。上述兵團力求隱蔽，警戒部隊偽裝民兵。一縱八旅（按：指1縱358旅）在安塞茶坊間，一旅（按：指1縱獨1旅）在高橋準備移至茶坊，各以一營在棗園、藍家坪警戒。敵佔延後動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團就上述地區自二十二日起暫休息七天，情況許可再延長之，並準備乾糧四天。邊區全局部署今晚發中央請示後再發各區。”[21]

由以上佈置可知，西北野戰兵團的意圖是集中兵力於甘谷驛、青化砭、安塞至茶坊之間休整，當判明國民黨軍北進或東出之後，再相機選擇其一路給予打擊。這一部署非常靈活。彭德懷曾向下級解釋説：胡宗南雖然是個草包，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後，需要派兵保障其側翼安全，這一點軍事常識他還是有的，不然他怎麼能撈個陸軍上將當呢？[22]彭德懷對胡宗南的軍事能力判斷非常之準確。可以設想，假使胡宗南部並非如實戰那樣北進安塞，而是以主力東出延長或由鹹榆公路北上，他仍須派兵一部北上安塞保障延安或東出甘谷驛保障側翼。這樣，按照彭德懷21日之部署，西北野戰兵團同樣可以就近使用1縱和新4、教導兩旅在延安、安塞之間或以2縱和新4、教導兩旅在甘谷驛附近予以殲擊。這可以説是“算無遺策”了。

[3] 擔任掩護的是西野新4旅第16團第1連。參見程悦長：“記陝北三戰三捷”，《轉戰陝北》，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56頁。

[4] 《國軍裝甲兵發展史》，【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室編印，2005年10月，第456頁。國民黨軍官方戰史稱：“第一旅一馬當先，於〇八〇四時首先突入延安”，參見：《戡亂戰史（十一）——西北地區作戰》，【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1982年12月，第29頁。

[8] 喬備果：《轉戰陝北的一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7頁。該書稱彭送走毛、周等之後，即轉往侯家溝獨一旅駐地，並和指揮員談話。但該書中所記述的時間、情節錯謬較多，這一情節似有誤。據《王尚榮將軍》（第251頁）一書中的記載，彭當天黃昏後只是打電話到該旅詢問情況。查當時獨一旅已經撤至棗園西北地區（參見《烽火歲月——戰爭年代的步兵二師》，第480頁）集結，該地附近亦有“侯家溝”的地名。而按照喬備果所敍述的路線查核，彭德懷所赴之“侯家溝”是延安以北、延塞公路以東的“侯家溝”（現侯家溝村，在丁莊鄉西南），彭撤離時不可能再向西繞一大圈。喬備果作為綏德地委秘書長，當時專門被留在中央作為嚮導，對路線還是比較熟悉的，但多年後的回憶，很可能把獨一旅駐地記混了。

[9] 當時擔任延安保衞工作的有兩個團，一個是中央警衞團，另一個是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下屬的邊區保衞團。中央警衞團負責中央首長的警衞工作，屬貼身警衞及中央大院內衞；而保衞團則負責外圍警衞，相當於警備區衞戍部隊。參見劉鎮：《難忘的歲月——劉鎮將軍回憶錄》，1995年12月，第153頁。

[11] 這個“茶坊”，和延安保衞戰時警3旅第7團防禦作戰的茶坊不是一個地方。警3旅第7團作戰的茶坊在鄜縣以東（現富縣茶坊鎮），而彭21日電所稱的茶坊在高橋以北、延塞公路以西。

[15]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一）》，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8月，第112頁。由於當天毛澤東住徐家溝村，未架設電台，估計該電毛澤東並未收到。

[19] 中共方面認為如國民黨軍採取封鎖全殲的戰略，兵力集中，將縮小我軍迴旋餘地，增加我軍作戰困難。雖然估計到因為蔣、閻、傅、兩馬等各方矛盾，此案難以實現，但對這種最壞的情況亦必須在考慮之列。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戰史（初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司令部編印，1956年1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