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上的文化交流：基於雙向開放，期待更多元對話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從這頭兒，到那頭兒，駝鈴聲穿越了千年；從這頭兒，到那頭兒，紙與綢遍佈了世界。兩千年來，“絲綢之路”上來往着不同種族、信仰、文化背景的人們，創造並傳遞着財富、智慧、宗教、藝術、文明……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週年之際，10月14日，第二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在復旦大學開幕，今年主題是“‘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新實踐·新理念”，眾多學者從歷史、文化等視角深入探討“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發展方向。

李希光：“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既要實現雙向開放，也要關注周邊的首要地位

我們過去所理解的向東開放——向太平洋沿岸國家開放，正進一步拓寬至包括帕米爾高原-天山-喜馬拉雅山-阿爾泰山等更廣闊的東、西方國家開放。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這種“開放”並不意味着一味地在他國市場開發，它更是一種包容往來的心態與平等互通的行為基準。他説：“我們既要開發中國西部地區，充分利用西部資源走進周邊國家、走向更廣闊的世界市場，同時也要允許中國市場，實現經濟、文化等互利互惠。”

李希光認為，對於中國的外交，周邊是非常重要的。李希光從三個方面闡釋了“周邊仍是首要”的原因：首先，聯動周邊有利於推動經濟效益實現“1+1>2”，“通過實現雙邊貿易，中國與周邊國家形成的‘命運共同體’的貿易額遠超中國與歐美貿易額的總和”；其次，目前世界人口總數近72億，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人口總數達38億，超過世界人口的一半，不可小覷；同時，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等宗教文化都在中國周邊匯聚，不同文化需要藉此契機實現彼此瞭解，從而構建對話、認同、發展的可能性；此外，深厚的地緣文化與制度註定我們與周邊國家不可分割的“姻緣”。中巴經濟走廊穿越喀喇崑崙山脈，西藏經喜馬拉雅山通往南亞的大通道成為“一帶一路”新支點，中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蒙古國由阿爾泰山巧妙串聯……中國文化與周邊國家文化密切往來的前提是深厚的地緣關係，而由此形成的地緣制度也註定了“堅決守住自己陣地至周邊地區”的使命。

謝茂松：“一帶一路”是國強不霸下的歷史向度和夥伴式的“共同體”

“從中國文明自身對內、外價值的優先選擇來看，總是在權衡內外輕重，不能外重內輕。”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資深研究員謝茂松説。

“一帶一路”的發展基於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往來，中國不稱霸的原因往往被歸結於一句籠統的“中國人愛好和平”，而謝茂松詳細闡述了中國國強不霸的歷史與文化緣由，並由此解釋了“一帶一路”的文明原理。據謝茂松介紹，在近代西方殖民史中，殖民地是帝國財富的最主要來源；但隨着海外殖民地的擴大，也滋生了帝國發展的隱患並最終釀成分崩離析的結果——分散的廣大的殖民地產生離心力，最終不受帝國本土控制。然而中國從古至今都沒有選擇西方的擴張手段，為了維持內部大的規模，國家要在秩序跟活力之間保持一個動態平衡，這就要求統治者既要有能力且深諳秩序，又要防止獨立割據勢力（如東漢末年割據混戰、唐代藩鎮割據、近代軍閥割據等）的形成。

“在中國歷史上，它面臨的主要外患是北方遊牧民族騎兵的威脅。所以中國在國防戰略上採用的是防禦性戰略，目的是維持內部的大規模穩定，但它本身沒有對外侵略的意識。長城就是防禦戰略最直觀的象徵。”謝茂松進一步將國強不霸的原因歸結為“國家規模的自我限制”智慧，即“中國的發展並不是一味追求規模而沒有邊界，它不是一個大的（無邊）部落。當它達到一定範圍後，凡越過範圍就會受自我限制所控。” 

謝茂松指出，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唯一連續的沒有斷裂的文明，經歷了憂患滄桑，所以深諳國家的發展需要追求可大可久之道。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地理的邊界跟文化的邊界合為一體。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J.Mackinder）認為，中國是歐亞大陸上最大的陸權國家，同時又兼具兼跨熱帶和温帶的海岸線，因此佔據全球最有利的位置，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基於這種地理分析，謝茂松進一步論證，中國具有小國所不能比擬的廣闊的戰略縱深、統一的國際大市場和大量的才智之士。中國可以在內部消化小國所不能應對的問題，因此它不需要像近代西方殖民史中的帝國把內部矛盾轉嫁到外部。這是一種重視內部、“做更好的自己”的智慧。

“一帶一路”更是一種“夥伴式的共同體”。有別於美國軍事結盟形成方式，中國在維持獨立時從不奉行孤立主義；“一帶一路”是基於文明、獨立的社會歷史、充分打通各種基於宗教、民主等複雜問題、強調雙贏的倡議。“‘一帶一路’的前提就是中國模式的成功性。你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走好自己路，才有可能推己及人。”謝茂松説。

王立新：絲路學研究期待更多中國聲音，絲綢之路需要更豐富的多元文化溝通

南開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院長王立新指出，雖然“絲綢之路”在古代源於我國，但“絲路學”的概念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西方學者提出，目前西方學者在絲路學相關的各個領域以及綜合性研究方面仍位列前茅；而中國古代典籍中，雖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情況多有記載，但中國學者真正以現代學術規範展開相關研究，還是晚近之事。因此王立新指出，“關於絲路學的研究，目前仍然屬於西方學術界東方學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絲路學的研究範疇內，王立新又提出了“絲路涉中文學與文化交流研究”的新概念。他指出，廣義的“絲路文學”是指絲路沿線的文學，狹義是指絲路沿線以絲路為題材進行創作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中涉及中國的，包括運用中國題材敍述中國故事、引用中國典故描寫中國風土、塑造中國形象的，通稱為“絲路涉中文學”。 

在此背景下，王立新發問：中國學者如何能在絲路學研究中掌握話語權？如何以自身的獨特優勢來引領絲路學的學科發展？中國的文學和文化在絲路傳播中如何進行縱向演變？中國的西域和南海，在絲路文化交流中的終極意義是什麼？王立新認為，這些問題意義重大，它們關涉到在新的歷史語境之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東方文學學科的建設；以及伴隨中國和平崛起和發展，我國在國際上如何增強絲路文化的話語權。

“國之興在於民相交”，心靈需要溝通，而文學和藝術往往最容易打開彼此的心靈之窗。王立新建議應多開展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文學交流活動。同時他強調，對待東西方文化往來問題，我們應摒除“二元對立”觀點。隨着“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我們在增強自身文化自信的同時更應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同參與，接受國外學術界的優秀研究成果的同時也要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凸顯中國文學文化傳統和中國學者自身的主體性，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東方學學科來貢獻力量。

除了上述學者，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輝、德國明斯特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周俊、復旦大學教授孟建等學者均針對“一帶一路”與文化交流發表了觀點，並展示了自己的研究。

本屆“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國際論壇由復旦大學與中聯部“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聯合主辦，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與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聯合承辦，並由瑞安集團上海管理公司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