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文物來源之爭：後殖民時代，西方博物館如何重塑合法性？_風聞

近日，大英博物館又因文物來源之爭陷入風口浪尖。

據英國《衞報》報道，大英博物館於10月12日推出月度系列講座“收藏曆史”，講述部分館藏文物是如何進入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的。該系列講座免費對公眾開放，由大英博物館相關負責人親自講述包括來自前殖民地的若干文物，首場講座的主題就是兩件分別來自所羅門羣島和東南亞的文物。

大英博物館亞洲民族學與南亞收藏部門負責人Sushma Jansari表示：“（關於大英博物館）有許多片面的歷史敍述，大多關注收藏的殖民屬性，所以很多人會感到非常憤怒沮喪。我們希望能夠平衡一下觀點。我們的很多收藏不是在殖民背景下獲取的；不是每一件文物都是通過歐洲人的掠奪（looting）獲得的。”

這一説法不出意料地在中國社交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大英博物館是海外收藏中國近代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館，其中國藏品包括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商周青銅器和被斯坦因掠往英國的大批敦煌文物。這批收藏的處境和狀態始終牽動着中國人的神經。

《女史箴圖》

即使是在英國當地，大英博物館的這一有着“洗白”嫌疑的聲明也令部分學術界人士感到不滿。今年年初，藝術史學者Alice Procter舉辦“令人不安的藝術導覽”（Uncomfortable Art Tours），力圖揭露包括大英博物館在內的諸多英國收藏機構的殖民主義淵源。大英博物館推出的這一系列講座看似是在回應Procter的批評，對此，Procter在接受《衞報》採訪時稱，她對“收藏曆史”系列講座表示歡迎，但此類項目通常就是一種自衞機制，她強調指出，即使文物看似是通過公平手段獲取的，也必須考慮其背後的殖民主義關係和權力不對等。

根據早稻田大學榮譽教授出口保夫的統計，截至2005年，大英博物館藏有689.5萬件收藏品，分別歸屬於10個部門，其中史前和古代歐洲部門與版畫和素描部門分別收藏250萬件，合計500萬件。光看這個數字，“不是每一件文物都是通過歐洲人的掠奪獲得的”這個説法是有其合理性，因為有些部門的收藏品與原殖民地沒有任何關係。然而若是我們仔細考察這座歷史上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館的歷史，不難發現，現代公共博物館的概念從誕生之初就與帝國殖民主義秩序息息相關。在後殖民時代的當下，這類西方“百科全書式”博物館為了順應時代需求將自身重塑為為全球所有人服務的世界性博物館，然而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代，它們很難在敍述中完全迴避過往的殖民史。

殖民主義與博物館的誕生

博物館（museum）的前身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位於埃及亞歷山大港的名為“Mouseion”或“Musaeum”的文化機構。根據考證，托勒密一世或其兒子托勒密二世創辦了這一包括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在內的機構。“Mouseion”的字面意思是“繆斯的寶座”，是一個為音樂、詩歌、哲學等諸多學科的藝術家、思想家及學者提供學習和交流機會的場所。

到了近代早期，“博物館”指的是君主、貴族和教會所有的“珍寶櫃”（curiosity cabinet）——這些私人收藏不對外開放，只是作為所有者的財富和學識證明。1743年，酷愛藝術的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是史上第一個將私人收藏獻給國家的家族，他們的部分收藏畫作早在1582年就在佛羅倫薩烏菲齊宮對外展示（烏菲齊美術館現為全球最有名的藝術博物館之一）。

從17世紀開始，公眾開始有了欣賞藝術作品的強烈需求，公共博物館的概念開始醖釀。18世紀下半葉，全球兩座最古老、最大的博物館應運而生：一座是創立於1759年的大英博物館，一座是創立於1793年的盧浮宮博物館，後者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根據國民議會的法令由皇宮轉變為博物館，公開展示從神職人員和貴族那裏充公的珍貴財物。

和大英博物館相比，盧浮宮或許是個更加明顯體現博物館殖民主義邏輯的例子。在盧浮宮成立後的幾十年時間裏，拿破崙一直通過軍事征服為盧浮宮攫取、填充了大量藝術珍品，其藝術品掠奪的規模堪稱現代史之最。這位矮個子的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心懷創立“全球博物館”的理想，將自己視作被壓迫文明的解放者，希望從全球各地收集藝術珍品，並向所有人集中展示。在當時的法國人看來，法國人高超的藝術品位讓他們成為掠奪藝術品的最佳欣賞和保護者。

説回到大英博物館。和盧浮宮一樣，它同樣是一座大多數收藏品來自海外的百科全書式博物館。20世紀捷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卡雷爾·恰佩克曾在《英國行旅記》中如此寫道：

“英國因為是個不太有創造力的國家，所以努力從外國收集寶物。從雅典衞城拿來壁面雕刻，從埃及拿來斑岩、花崗岩的巨人像，從亞述拿來淺浮雕，從尤卡坦半島拿來多節黏土燒的像，從日本拿來微笑佛像、木雕與漆器，以及從各大陸、各殖民地拿來種種藝術品、鐵製細工品、紡織品、玻璃製品、花瓶、鼻煙盒、書籍、雕像、繪畫、琺琅細工、鑲嵌貴金屬的書桌、撒拉遜人的劍以及其他種種珍寶，大概全世界稍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拿到英國來。”

大英博物館收藏的埃爾金石雕。來源：視覺中國

大英博物館的實際創立者漢斯·斯隆（Hans Sloane）是位在民間開業的醫生，通過為包括安妮女王（1665-1714）在內的貴族看病積累了大量財富。他曾於1687年以侍醫身份跟隨牙買加總督阿爾比馬爾公爵前往西印度羣島，廣泛調研了西印度羣島的幾個島嶼的動植物與礦物，並帶回了大量標本。斯隆的收藏活動持續了一生，他在晚年立下遺囑，要求死後將自己所有的遺產捐獻給國家，不過希望國家能夠給予他的兩個女兒每人一萬英鎊。

1753年1月10日，斯隆逝世。根據其遺囑執行人的統計，斯隆的收藏品包括3516冊手抄本、4萬冊書籍、3.2萬枚勳章與硬幣、12506件植物標本、5843件貝殼、756件解剖組織標本等。當年3月，英國議會同意支付2萬英鎊來接收斯隆在遺書中交代的收藏品。6月，議會向國王喬治二世提出設立大英博物館的法案，獲得批准。6年後，大英博物館在位於倫敦大羅素街南面的前蒙塔古宅邸正式落成開放。

直到20世紀初，大英博物館都因帝國擴張帶來的收藏品捐贈與收購而不斷擴充其藏品規模。其中最受人矚目、評價最高的收藏品應該是恰佩爾所説的雅典衞城壁面雕刻，即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刻羣。1816年，英國以國家經費向埃爾金伯爵購買了這項偉大的世界遺產。埃爾金伯爵於1799年赴君士坦丁堡任駐土耳其大使，當時希臘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之下。1801年，酷愛文物的埃爾金伯爵獲得土耳其政府的許可，僱傭工匠從雅典帕台農神廟上拆下這批雕刻，歷經波折終於在1811年運回英國。

《大英博物館的故事（精裝本）》【日】出口保夫 著  呂理州 譯啓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8年8月

羅格斯大學歷史學教授James Delbourgo在《收藏世界：漢斯·斯隆與大英博物館的起源》（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一書中指出，公共博物館的概念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啓蒙運動的產物”，“只有一個位居帝國中心的收藏者才能夠為了分辨物品而將如此多的物品收集起來，這是一項志在為整個世界分類的驚人之舉。”

Delbourgo認為，隨着時間流逝，“帝國競爭和偽科學種族主義”促使博物館重新定位自己，其敍述開始強調“文明的進步”。時至今日，大英博物館依然保留着維多利亞時期的時代遺產——在一座巨大的希臘式建築裏收藏着全球珍寶，彷彿英國是希臘和羅馬人的合法後裔。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説或許的確如此，因為在他們看來，那才代表着“文明世界文化和審美成就的巔峯”。

Collecting the World: Hans Sloan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MuseumJames DelbourgoBelknap Press  July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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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掠奪文物失去正當性

1863年4月24日，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簽署了《第100號通令》（又稱《利伯守則》）。林肯或許沒有意料到，他頒佈實施的史上第一部全面、定義清晰、文明的戰爭守則永遠地改變了人們對掠奪文物的看法。《利伯守則》形成了有關對待戰俘、敵方擁有財產以及“戰場戰利品”的書面規定，第35、36條明確規定保護“古典藝術作品、圖書館、科學藏品”，應通過和平協商確定其最終所有權。該通令形成了1907年海牙公約的基礎，後者規定禁止在戰爭期間的劫掠行為，雖然實際上戰敗國在要求戰利品返還上並沒有多少影響力。

1900年，在其他國家掠奪藝術品開始變成人們不能接受的行為。《華盛頓郵報》撰稿人卡爾·梅耶和謝林·布萊爾·布里薩克在《誰在收藏中國》一書中指出，1860年，英法聯軍尚能大言不慚地宣稱戰利品“來自圓明園”以提高藝術品的拍賣價格。1900年以後，雖然掠奪活動仍在進行，但藏家開始遮掩、否認戰利品的出處，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知名機構開始公開表示拒絕接受掠奪物品。

《誰在收藏中國》【美】卡爾·梅耶  謝林·布萊爾·布里薩克 著

張建新 張紫微 譯中信出版集團 2016年8月

納粹德國於二戰期間系統性劫掠歐洲各國的公共機構和私人收藏（特別是猶太人的私產）是現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藝術品掠奪行為，當時希特勒計劃通過這些掠奪品在德國建立全球最大的博物館。然而在外界看來，這一計劃不僅毫無合法性，而且罪不可恕。盟國達成共識，“在德佔期間被拿到德國的所有財產均會被認定是在脅迫下轉移的，因而應當被視為被劫掠的財產”，那些能夠辨識來源的作品應該歸還給其來源國的政府。1945年，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之際，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就成立了古蹟救護組織，在德佔區的廢墟中搜尋納粹掠奪物，使之物歸原主。

 

《劫掠歐羅巴：西方藝術珍品在二戰中的命運》

【美】林恩·H·尼古拉斯 著  劉子信 譯後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8年7月

二戰期間規模巨大的文化遺產破壞促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54年在海牙通過《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該公約基於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約及1935年華盛頓公約所確立的關於在武裝衝突中保護文化財產的各項原則，規定各締約國禁止、防止及在必要時制止對文化財產任何形式的盜竊、搶劫或侵佔以及任何破壞行為。

為了防止文物流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70年制定了《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該公約1972年開始生效，目前有110個締約國。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促進文化財產歸還原屬國或返還非法佔有文化財產政府間委員會”，該委員會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選舉出22個委員國，以協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和準成員國在文物追索上產生的糾紛。

文化遺產被廣泛認為是民族象徵、國家寶藏。於是我們看到，自20世紀以來，新興民族國家頻頻要求西方返還文物，這其中就有中國。

進入21世紀後，中國人屢屢掀起追討歷史上被掠奪文物的聲浪，圓明園青銅獸首成為其中的代表獲得了廣泛關注。2000年，中國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蘇富比拍賣行撤除其擬在香港拍賣的三個青銅獸首，2003年，由澳門賭場大王何鴻燊出資，中國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以130萬美元的價格私下購回了青銅豬獸，在國內引起轟動。隨後在2003年和2009年，拍賣市場都出現了青銅獸首，並引起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憤怒抗議。官方層面的文物追索行為也在推進。2005年，中國政府啓動了一項文物收復項目，派出調查組走訪西方博物館、圖書館和私人收藏，對1860年至1949年從中國拿走的博物館級別藝術品進行確認。

文物追索背後的民族情感和歷史觀固然已經成為全球共識並獲得廣泛同情，然而對西方博物館來説，這也成為文物收藏和歷史敍述的最大尷尬之處。我們可以從底特律博物館研究員本傑明·瑪曲於1929年發表的《我們博物館中的中國和日本》一書中的一段話感受到這種複雜矛盾的情緒：

“在今日美國，任何有思想的收藏家，或許都會對自己一些最珍貴藏品的獲取方式深感遺憾。與此同時，他們珍愛、尊敬那些藏品，視其為世界偉大藝術作品。”

後殖民時代，

博物館如何言説自己？

對於文物原屬國的追索請求，大英博物館同樣並不陌生。1925年以來，希臘頻繁呼籲大英博物館歸還帕特農神廟的大理石雕刻羣；近年來對歸還文化遺產態度最強硬的國家則是土耳其，土耳其文化部公開聲稱對拜占庭藝術品持所有權（儘管這些藝術品創作於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千年以前），還中止了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盧浮宮和柏林佩加蒙博物館的文物出借計劃。

雖然西方博物館常常指出此類民族主義示威行為缺乏歷史根據且錯誤地將文化置於民族的限制框架之內，但西方百科全書式博物館的確感到了在後殖民時代重新定義自己的壓力。當大英博物館的館長和策展人在1990年代對展廳進行重新規劃時，他們感受到世界通史和英國史之間的不安關係。他們意識到，大英博物館必須在後殖民時代重新思考何為“英國”，併為館藏找到一種新的敍述方式。

於是，21世紀的大英博物館被定義為一家“世界博物館”（museum of the world），其收藏“有着全球血統，且向全球公民開放使用”。大英博物館頻頻舉辦各類文物借展、巡展及文化交流活動，履行其“向全世界展示全世界”（Show the world to the world）的宗旨。前大英博物館館長尼爾·麥格雷戈（Neil MacGregor）曾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的採訪時表示，博物館和文物原屬國的分歧在於某一個國家的物品是應該讓全球共享，還是保留在來源地。在他看來，大英博物館的辦館理念是通過大英博物館的館藏文物使全世界能夠思考其共同的歷史，告訴人們全球各地的文化的相互關聯性。

麥格雷戈曾於2010年促成大英博物館與BBC合作推出《世界歷史百物》（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廣播節目，每一集為聽眾介紹大英博物館的一件藏品，展示物品背後的歷史事件。後來這一創下1100萬人同時收聽記錄的節目變成了書，又衍生出了“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史”。2017年，“大英博物館百物展”分別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舉行，成為當年中國的現象級展覽，僅上海站就吸引了38.4萬餘人次觀展，平均排隊時間4個小時。

“大英博物館百物展”在上海吸引了38.4萬餘人次觀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旨在通過100件實物展示人類文化的共通之處，避開對某個國家文化或歷史的偏頗性闡釋。然而這一構想很大程度上仍在無聲地述説大英帝國曾經的殖民史和商貿往來。策展人貝琳達·克里勒（Belinda Crerar）在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時坦率表示，大英博物館無法否認其是一個建立於大英帝國和海外殖民時代的機構的歷史，該展的多數展品（特別是亞洲展品）都是在19世紀通過貿易或其他手段獲得。“對於這些展品，我們館會引起特別的重視。這其中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的藏品，還有澳洲的、非洲的。我們鼓勵一些機構和我們接洽，告訴我們藏品的出處和起源。”

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大英博物館百物展”在中國巡展期間刻意迴避了乾隆御題詩玉璧等敏感性藏品。據克里勒介紹，乾隆御題詩玉璧是大英博物館在頤和園被毀時收藏的，有掠奪品的嫌疑，如若展出有可能會引起“負面的宣傳”。“大英博物館非常幸運能夠擁有百科全書式的館藏，這當然繞不過大英帝國的拓展和英國商人在探索世界時，不斷將各地的物件收集帶回倫敦，這些行為可能在當時稀疏平常但在今日卻沒那麼容易被接受，而我們要面對和接受的是這種文化的變化和敏感性。確實，這對大英博物館以及世界各地很多其他擁有百科全書式的機構來説都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需要認真對待它了。”

當西方博物館承諾將文物視作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遺產來珍視、保護和闡述時，我們是否就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它曾在歷史上被掠奪的事實呢？客觀中立的全球史是否真的有可能脱離民族史和殖民史，用物品來替代史書發聲呢？當文物的歷史遠遠早於現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前，我們又是否能理直氣壯對其聲稱所有權呢？當我們強調文物所有權時，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混淆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產權和文化內在的“普世價值”呢？只要我們還沒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文物來源之爭就會繼續下去；而大英博物館對於文物來源的辯白——無論其動機多麼合理——都將面臨審視和批判。

大英博物館。圖片來源：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