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除了反性騷擾，還有什麼代表作品？_風聞

虎嗅注：本文是虎嗅“新女性”系列策劃的第三篇文章。蔣方舟，1989年生於湖北襄陽，作家，《新週刊》副主編。7歲開始寫作，9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考入清華大學；2009年10月，蔣方舟獲得第七屆人民文學獎的散文獎。2012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就任《新週刊》雜誌副主編。主要作品有《打開天窗》《第一女生》《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東京一年》。點擊“閲讀原文”查看視頻版採訪。

文丨虎嗅特約作者  飯飯

蔣方舟在朋友圈、微博上與採訪時，頻繁地説自己“老了”。

她今年才29歲，但她在《圓桌派》聊天，對面坐着四十多歲的梁文道，五十多歲的竇文濤，甚至馬未都，她都能坦然而又頻繁地説出“老了”、“可能歲數大了，見得多了”這樣的話來。

她7歲開始寫作，9歲出書。籤售會上，曾有讀者大吃一驚：“我從小看你的書長大，沒想到你才剛剛考上大學……”

11歲給《南方都市報》寫專欄，每月收入4000，她是家裏賺錢最多的人，甚至有一段時間，父母雙雙辭掉工作，全家靠蔣方舟的稿費生活（女兒養全家的狀態一直持續到現在。前段兒某天，她聽到父母聊天説：“方舟可不能生病啊。”她還挺感動，然後爸爸接着下半句：“對呀，得還房貸呀……”）。

上初中時，課業壓力大增，她一度想退學寫稿，班主任覺得她成績不錯，退學實在可惜，允許她不做作業。她每天下午放學回家，玩一會兒，吃飯、看書，完成寫作必需的信息輸入，睡覺。第二天三四點鐘起牀寫稿，寫到7點去上學。

這樣度過了整個初中。

這麼算起來，蔣方舟的職業寫作生涯，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她是寫作的童工，確實稱得上“老”。

1

她並不害怕變老。

她從小覺得自己人生幸運，所得大大超出自己應得的，再有抱怨，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從小在校園之外，身邊都是比自己大的人，餐桌上也總是最小的一個，因此她小心翼翼，即便被冒犯，也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她一邊軟弱，一邊痛恨自己的軟弱。

隨着年齡增大，這種情況才有了改變。特別是今年，心態上的變化微妙又明顯，“不再把自己當小女孩了”，她解釋道，“性別感少了很多……不是説把自己當成男的，是説再沒有那種曾有的性別暗示。比如此刻，我會覺得我們只是兩個‘個體’的交流，我不用出於自己的性別身份而在表達上面做一些改變。”

在接受虎嗅採訪時，她坦然開放，不迴避任何問題，應答起來簡直有點滔滔不絕又停頓得恰到好處。説得興起時，兩隻腳掙脱涼鞋，雙腿縮到椅子上自然一屈。

這是一個自信於什麼問題都能接得住的姑娘，採訪前她甚至表示不用看採訪提綱。

“我現在甚至變得兇巴巴的，活得更開心、更舒服。”她説。但也有人説她：“你變了。你沒有以前那麼乖了。”

2

她不在乎別人怎麼看。

“十年前各種聲音就不會影響到我了。”

2000年，她的《正在發育》被媒體評為十大爛書，批評鋪天蓋地，大部分都在説她媽媽“拔苗助長”、炒作、代筆、傷仲永……這反而激起了她的鬥志，她感覺自己與媽媽成為了一個“命運共同體”，她要用不斷的寫作來證明自己，也保護媽媽。

她爭取到清華自主招生降60分錄取的資格，被批評擠佔了普通學生的機會和名額，18歲的她回應説：“一代代年輕人希望通過自己的人文特長進入大學，接受深造，我只是參與了開路。”

22歲時，她寫《給清華的一封信》，質疑身邊同學對體制不假思索的接受甚至維護，招來學生聯名請求清華大學開除她……

這兩年，她參加各種視頻節目，被觀眾吐槽長得難看、身為女性卻自我矮化、淺薄、愛搶話……她也從不回應。

但她的確每天都在網上搜索與自己相關的細節與評論，像在不間斷地以自我為樣本做第三方觀察與研究。採訪頭一天，她剛看了一條網上評論説“蔣方舟除了反性騷擾，還有什麼代表作品？”這一問，倒讓她有點扎心。

她把自己殷勤搜索網絡評價的行為解釋為——她需要隨時用外部視角來檢查自己，她害怕自己活在一個虛假環境中自我美化與犯錯，而不自知；最終像她看過的某部小説裏提到的阿拉斯加犬一樣，看上去跑的是一條直線，然而不知不覺方向就偏離了180度。

“對我來説，這個‘不知不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比如説‘不知不覺’時間就過去了，‘不知不覺’自己就變成了很討厭的人。”她很警惕這個。

蔣方舟自稱對未來沒有規劃、且認為規劃無意義，但她顯然也討厭“失控”。相當理性。

3

面對爭議保持超然、自在甚至自嘲，蔣方舟並非生來如此。她一路都在衝破她與身邊同齡人之間的某種隔膜與糾結。

她的高中母校華師大一附中，是湖北省最好的高中，為了照顧她的寫作，學校分配給她一間帶電腦的單人寢室，這間寢室引發過同學各種流言蜚語，大家懷疑宿管阿姨每天幫她洗衣服；停電的時候，也有同學懷疑是學校專門將電量輸送給蔣方舟寫作……

在同學們的圍觀議論中，她的高中是這樣過的：每天頭戴耳機，一個人住，一個人走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去學校超市買東西，一個人坐在教室最後一排，身旁是一堆清潔工具：拖把、掃把和撮箕。

“自從我開始寫作，就無法與人輕鬆自如地交談了，”她覺得自己的話題和語言都太書面化，“我的笑話和噱頭也職業化到一點真誠也沒有。”她對和同學之間那種需要經營才能維護的友誼持懷疑態度，媽媽幾乎是她成長路上唯一且長期的交談對象。到今天，媽媽尚愛蘭還是她筆下與言談裏的常客。

她在高中時期寫的一篇博客叫《可笑我獨行》：

“於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無人分享。喜事不能分享就像衣錦不能還鄉，穿了華美的衣服卻走在黑而沒有路燈的馬路上一樣難過。”

這種與集體疏離的生活在大學時期繼續。老師經常跟她説，蔣方舟你不要把自己邊緣化，蔣方舟你要融入集體。

但她並不知道要如何融入校園集體，也不願融入。這種狀態在清華變本加厲。之前，她長期生活在校方、媽媽、書籍為她架設好的世界與觀念裏，雖是孤單長大，但被保護得很好，而大學生活驟然將她攥出那個温室，讓她看到外面世界原來有這麼多跟她不一樣的價值觀，它們之間的矛盾與衝擊甚至可謂“暴力”。此情此景，真的是衝擊到她了。她一度不無憤怒地認為別的同學“活錯了”“想錯了”，想象自己在一個充滿惡意的校園環境中，因而在態度和行為上表現出某種抗拒，“我對他們兇惡，然後外界就真的對我不友好了。”

“心態確實有問題，我在大學精神狀態不是很好，每天，吃就是唯一的寄託，不停地吃。吃成胖子，又更加不願意去上課了。”

她承認大學裏那兩年，自己犯了“荒廢”的錯誤。

而終結這個錯誤的，是愛。

21歲的時候，她初戀了，對方不是學校裏的同學。

她感覺到自己被愛、被信任，同時自己也可以去愛別人、信任別人。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自己不是不能被理解的。“對方是有跟你不一樣的價值觀，但因為你愛對方所以你也很願意去接受，所以你學會了怎麼跟不同的價值觀去正確相處，而不是覺得都是別人錯了別人傻逼，這是戀愛對我特別大的一個改變。”

“我覺得自己（從初戀中）學到了特別多，自己得到的成長遠遠大過所謂的傷害。”她説。

這是很善於在情感與時間中得到心靈滋養而不是純被消耗的一個人。不是所有人都擁有這樣的品質與福分。對這一點，她或許明瞭，但説出來卻是自嘲的口氣：“發現我人生中大部分心理問題都是通過衰老和過氣自然解決的。”

​3

每年新年第一天，蔣方舟會富有儀式感地為電腦日記設一個密碼，密碼代表她今年對自己的寄語。2017年的密碼是“順其自然”，2018年的密碼是“無所畏懼”。

“很多大家覺得重要的資源和人脈也好，或者是什麼也好，我覺得我不需要它，那我就沒有必要去畏懼它和顧慮它。無所求，就無所畏懼。”

大學畢業兩年後，2014年12月，蔣回到清華大學演講（《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為年輕的學弟學妹，提供了一個個體應對當下社會的解決方案。她説：

“只要有越來越多作為個體的生存者不願意去符合規則，不願意面向主流，不願意那麼大程度地妥協和犧牲自己，相信社會的規則會放寬那麼一點點。”

年歲漸長，蔣方舟越發希望自己擁有一種正義感，它應該是樸素的——同時，考慮到中國與社會種種現實因素，她承認行使它時需要謹慎。

最近的突出一例，自然是公開指證“圈內名人”章文性騷擾一事。

今年7月某個晚上，蔣方舟在朋友圈見到有人在提章文的事，她聯想到自己親身經歷，馬上想跟隨發聲，但媽媽阻止了她，説“女孩子不要那麼楞”。第二天，她又看到了，這次看到是當事人發的長文，“想了大概有三秒鐘”，她決定曝出自己的經歷以示支援。

“我與那個女生某種意義上是在一條船上的，所以對於我來説，底線是要保護她最小程度地受到傷害。無論是從言論上，還是她的個人信息上，還是她的人身安全上。”

她不認為這是“勇敢”，它只是一個簡單的發聲，“甚至都不叫‘站出來’”。

“人們喜歡用‘摻和’去形容某種言論或社會議題的參與，經常説‘你別摻和這事了’ ‘別趟這趟渾水’，以為只要縮一縮頭，忍耐一下，等這片烏雲過去就好了。我覺得有時候摻和一下也沒什麼。”

從去年到今年，她意識到自己“有一個很明確的成熟”，“如果有意願的話，我是有能力幫助到別人的”。

多年前，她曾震驚甚至嫉妒於韓寒微博發個“喂”字就會被轉發幾萬次，也正是在那個時候，蔣方舟意識到何為“公共資源”。

“話語、新聞，都是公共資源，名人笑一笑，哭一下就上熱搜，也是在佔用公共資源。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他們來關注你而不是關注別人，就是因為你有公共資源。大家出了什麼事就會去看韓寒對這件事怎麼看，韓寒會怎麼想，所以在某個時間段，他可能是擁有中國公共資源最多的人之一。我們的公共資源不僅是自己掙到的，還包括上一代人對你的期待、讚美，都是一種價值，都是把他們所掌握的一部分的話語空間讓步給你，如果你很輕易地去把它揮霍掉或者是浪費掉，我覺得還是挺可惜的。”

“我很幸運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積攢了一定的公共資源和一定程度的公信力，這些東西僅僅用來自保的話還是太自私了。”她説。

“但這樣有被大眾與民意裹挾的風險？”我們在採訪中問。

她回應得不帶遲疑：

“所謂的‘放飛自我’與‘被民意裹挾’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縱觀整個文學史，所有偉大作家都在自我任性和社會的責任當中不斷地搖擺，它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每個作家都不斷地在這種動態當中去搖擺、選擇和平衡。”

“這是作家的職責之一。如果你拒絕，説‘不行，我不要被裹挾，就是要放飛自我’，你就不可能是一個好的、偉大的作家。”

蔣方舟在多個場合提到已過世的南非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丁·戈迪默對她的影響。她翻譯過後者那篇長達兩三萬字的著名文章《基本姿態》，這篇文章的核心論點是，一名作家在南非，基本姿態“只能是革命的姿態”，“一個作家必須不僅僅是個作家，必須為同胞的福祉負責。”

戈迪默身上的知識分子情懷與社會性，對蔣方舟是種強烈的引導與示範。

她與比自己大整整30歲、但私交甚篤的作家閻連科合作寫過一本書，在台灣出版，叫《兩代人的十二月》。他們每個月或對談，或是共同參與同一主題的討論。蔣方舟在序言中寫道：

“中國在鉅變，世界在鉅變。文學家置身之外，無法參與歷史，無法改變現狀。每天的現狀都和昨天的現狀不一樣。文藝家能捕捉的東西何其少？動作何其緩慢？哪怕捕捉了世界變化中的吉光片羽，影響和力量又何其渺小？

“這些想法對於文藝家們來説幾乎等同於自殺——懷疑自己所做一切的意義。

……

“往大了説，這是兩個作家的嘗試，既立足於寫作本職，又謀求參與社會，千方百計地找出盡職責的手段。”

對蔣方舟來説，文學與寫作不可能是自喟自嘆、躲進小樓，她對“文以載道”這件事深信不疑。

4

但蔣方舟發現自己在小説創作上並沒有特別高的天賦。大量閲讀讓她意識到，她很可能窮盡一生，對那些懸掛在天上燦若星辰的前輩天才們也只能吃力地“揣測與模仿”，“你永遠不可能走到他前面一步”。

這個最近兩三年才有的發現，並沒讓她沮喪。“認清這個事情還挺好的，早認清早解脱，很多人容易把熱情誤認為是自己的才華。”

剛好在這個時期，她從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的人生經歷與態度觀念上，找到了安慰與觸動。

以塞亞·伯林是出身於俄國的猶太人，11歲時隨父母流亡到英國。他原本想要做一個哲學家，後來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做哲學家的天賦，轉而投入觀念史的研究。他在二戰前後做了很多觀念史的梳理和思潮的引導，不但見證了許多歷史時刻，也在觀念上走在了大眾前面。他在思想與理論上的突出貢獻，是區分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

正如人們所見到，伯林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部頭專著，寫的更多的是一些長篇文章，這些文章絕大部分也不是獨創理論，而是對哲學史、觀念史、各種思想與人物的引述與評論。但他的人生過得非常幸福，蔣方舟説，“這種幸福簡直可以被量化：他沒有牢獄之災，也沒有真正地被命運捶到谷底，也沒有受到政治上的禍害”，他還長壽，活到88歲。

當《伯林傳》作者伊格納季耶夫問起他平靜而幸福的生活之源時，伯林答，他之所以幸福是因為他是一個膚淺的人。“我的生活方式比別人想象的要淺薄得多。”

伯林那句著名的自謂“我總是生活在表層上”，擊中了蔣方舟，幾乎要成為她生活的座右銘了。

“生活在表層，並不意味着對什麼東西都採用反諷態度，或是不去做盡責的投入。‘生活在表層’是指不要太信任這個時代對你的承諾和嘉獎。人在得勢的時候，容易覺得他（她）跟時代產生了某種別人都無法理解的、深入的感情或是深入的關係，覺得他與時代是一個共同體。但其實不是這樣。伯林不會把全部身家都押在某一個歷史時刻或事件當中，他其實永遠有一點疏離。”

伯林這種處世觀念與方式，讓蔣方舟甚至有點感動：

“以賽亞·伯林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犧牲了深度，而獲得了一種廣度。他是一個能夠上下兼容的人。可能我也希望自己這樣——在很多人看來，在某個專門的領域是二流的，但在很多時刻，我是在場的，而且也能提供某種上下兼容的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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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在南非，無論黑人作家還是白人作家，他進入人類團隊——這是‘社會’的唯一永久有效的定義——的基本姿態只能是革命的姿態。”（《基本姿態》）

伯林：“人們解放自身的惟一途徑就是保持遊戲玩家的心態。”（《浪漫主義的根源》）

戈迪默與伯林，一個高度捲入時代、推動社會的正義，一個醉心於梳理與連結各種社會觀念、見證歷史卻保持與時代的疏離。這兩位20世紀知識分子的選擇與姿態，同時投射於生活在21世紀中國的青年作家蔣方舟身上，成為她的某種“二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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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除了寫作，蔣方舟還將最大的熱情投入到免費做一些知識的傳播、分享和探討上，比如她與她一位90後朋友，即將推出一檔音頻節目《非獨立思考》。

對，“免費”。蔣方舟強調這個詞。這兩年“知識付費”很熱，也不乏各種平台與機構試圖來攛掇小蔣開一檔付費節目，但蔣方舟都以“開出不可能的天價”方式拒絕了。

“首先，我獲得很多知識就是趨近於免費的，那我傳播它也應該是免費的。純粹的事情就應該用純粹的方式來做，我更多地希望這件事我能做得開心而不是説我天天去關注又賣了多少，當（知識傳播）這事成了一種買賣，你心態上會有變化。我沒有必要、也不想通過這種方式掙錢。”

金錢（商業）與寫作，在蔣方舟這裏是分而處之的。

但努力保持寫作的純粹性的前提是，你在這個社會能夠體面地生活。於是她“以商養寫”，通過接手商業合作、錄製商業節目來賺錢，每年給自己定一個特別低的賺錢KPI，夠養家、還房貸就成，可能用一個季度完成後，她就能在一年剩下的日子中去做最不委屈的自己：讀書、寫作、旅行。

“寫作本身是一個很讓人愉悦的事情，但如果你在這上面加了太多的預期，又要完成自己滿意的東西，寫得讓自己開心，又要讓大家去認可你，你還要掙錢，你給寫作賦予的壓力就太大了。”

雖然意識到自己在寫小説上並沒有那麼高的天賦，雖然小説這種體裁十年後可能都會消失，但她還是想要寫小説，“我不可能因為這事存在風險，就不去做它。”她想趕在30歲前寫完手頭的兩部小説：一部現實主義題材；一部是國內作家較少嘗試的反烏托邦小説。

她在寫作上最大的野心，是成為中國年輕一代中，寫得最好的作家。在她定義中，70後作家都算“年輕一代”。

饒是把年齡段放得如此之寬，這個賽道，似乎也並不那麼擁擠，當下並不是文學高居顯學的1980年代。跟她從1990年代一塊開始寫作的那些少年們，前前後後，很多都自動退出，不再寫了，電影工業或商業，是他們常選擇的下一站，而蔣方舟都沒有興趣。

“不斷地跟人就一些事務性的事情去溝通，包括跟人談錢，這個東西對我來説非常痛苦。我無法享受這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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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29歲了。這是一個對很多人來説還有很大不確定性的年紀。蔣方舟也是。一方面，她對世界的變化充滿熱情與好奇，對發生在當下世界的各種新聞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時甚至顯得比一般人還熱衷於“吃瓜”（採訪快結束時，她興致勃勃跟我們打聽“劉強東明州案有什麼最新八卦”），但另一方面，她內心深處某個根基，已很篤定，所有這些變化，於她只是旁觀而已，對各種潮流，她幾乎從未想過要進去插一腳，哪怕頂着可能被時代與同齡人拋棄的風險。

她認識的創業者與商人不少，有人成長，有人踩空，有人死去。很多同齡人身份在過去幾年都有變化，蔣方舟原地不動，默默把她觀察到的、關於他們的變化寫在每天的見聞裏。

她有一顆與她年齡不太相符的老靈魂。

不少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會有“30歲將至”焦慮。她完全沒有，反倒，她挺開心的，開心自己終於又可以從“年紀輕”的陰影下挪出一點。別人還沒享受完年輕的好處呢，她似乎已受夠了，覺得因為自己年輕，受到更多的是輕視而不是嚴肅對待，哪怕得到的某些讚美也顯得輕浮——比如，“美女作家”。

她很反感這樣的視角與稱呼。

當下惟一讓她略感焦慮的是生育。她想要自己的小孩，但這事不像寫作可以以耐心與勤奮待之，卵子過一個月就少一顆，自然規律不等人。為了在35歲時也能健康生娃，她決定要好好鍛鍊身體。

男人麼，倒不着急。“作為伴侶，我不喜歡有才華的男人。”她幾年前曾這樣説，如今更強調，她更看重的是男性身上的“正義感”。

然而她現在已不願意為了找到那個人，像獵犬一樣刻意四處搜尋。“早放棄了‘還有某個圈子裏的男人特別好是我不結識的’這種幻想了”，“我不再抱着試錯的態度去戀愛，我太瞭解自己，知道和哪些類型的男人在一起註定會失敗，就不去嘗試了。”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有句話她特別喜歡，也是她的微信簽名：“錯誤的生活無法過得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