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依據及公有制定位_風聞

    馬克思主義儘管是西方的異端學説，但畢竟是植根於西方的歷史和現實土壤，因此也不可避免打上西方特色的印記。所以在運用於中國社會，就不能不做些調整，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實際相結合。比如國家消亡的理論需要重新探討。

    西方的國家是紮根於不同的歷史土壤，這個歷史土壤就是，基督教日耳曼文明是政教二元分離體系，政不具教的職責，因此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國家不具有倫理性，只是單純的暴力機器，效率工具，所以是冷冰冰的。國家至上必然是可怕的，是被人厭惡的。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有共同看法。       但基督教這套教化體系卻構成一個温情脈脈的倫理世界。倫理教化的職能、社會公益救助的職能由教會執行。同時，教會也具有政的功能，組織嚴密的教會構成準國家。因此在維繫基督教日耳曼文明共同體的作用上，基督教的分量高於政治國家，基督教其實就是所謂市民社會的源泉。市民社會不僅一方面帶有倫理的温情，他其實才是幕後真正的國家，是有組織的暴力，決非自發性，毫無力量的事物。但區別於站在前台的赤裸裸的國家暴力機器，市民社會以媒體，非政府組織為觸角，對日常生活和思想實行柔性控制。説集體主義是中國的文化特色，個體主義是西方的文化特色，這是嚴重誤解。集體主義是基督教會這類超越血緣關係，組織管理嚴密的團體的產物。西方引以為傲的理性自律實為集體長期規制的內化。正是因為集體主義成為西方習焉不察的底色，才需要個人主義來中和。可以説沒有集體主義就沒有個人主義，它們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也正因為有市民社會的保險，前台的暴力國家在自由主義中的地位就不需要很突出，它只需做最後危機時刻的後備軍就可以了。

    而中國的國家則具有不同的歷史內涵。中華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仁，仁是源自內在生命的感知力，正是以這種感知力為媒介，才打通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隔閡，消除外在世界的異己性，鮮活地體驗到並達到內外一體，這是不同而和，化成天下的源泉，因此仁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性。教即是人類依據自然準則，對自身人性的自覺修飾，也即對自身內在潛在生命力的自覺開發，這開發的結果就是德性。德性是帶有理性色彩的行動之源，而人是以行動構成自己生命的內容的。因此，教是文明的基礎，任何文明都有一套獨特的教化體系，宗教無非是一種披着神的外衣的教化體系。政和教是維持人類文明共同體的兩根支柱，中華文明是政教一統體系，教配合政而行，政治共同體與倫理共同體內在合一，如果説禮主異，主敬是政治秩序的代表，樂則代表了倫理世界，主同，主愛，激發仁，消除特殊性，迴歸共同的本源，從而天下一體，所以中華文明才叫禮樂文明，國家是温情而倫理的。中國的國家歷來是政治和倫理教化的雙肩挑，無論是不是真正做到了，總之德治是它的基本原則。相反遠離國家的江湖世界才是赤裸裸、朝夕不保的叢林世界。

     因此，不同於西方世界以市民社會（教會的變種）為安身立命之處，一個大一統的強國家才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所。這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在中國的歷史根基，也是蘇聯失敗的原因所在，因為俄羅斯的國家制度缺乏類似中國的這樣一種歷史傳統和內涵。而所謂市場不過是自由放任，人與人相互競爭的一種狀態的名稱。在中國如果不限制，那麼市場的原生態所呈現的，其實也就是一個冷酷，甚至血腥的江湖世界。明瞭中西的不同，從中國實際出發，公有制經濟的定位，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有機的組成部分，是制約市場，協助“國家”發揮社會的，及倫理功能的幫手，不是單純的經濟機器。如果説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學是在承認國家的前提下，限制國家。那麼，我們的政治學的重點，將是如何建設以民主集中制為框架的，為社會、為廣大人民服務，排憂解難的強國家。並在承認經濟上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自由競爭的前提下，限制資本利益集團對國家的綁架和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