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城的鄰居們相互認識嗎？_風聞

咸豐十年（1860年）七月，英法聯軍攻佔大沽炮台，報了去年的一箭之仇。進退失據的咸豐和僧格林沁連忙將大軍撤退到通州，天津因此不戰而降。

消息傳到京師，人心震動。户科給事中薛書堂想在這一危急存亡之秋盡臣子的綿薄之力，於是上奏言及京師治安問題，本折頗有趣味，於是在此分享心得。

戰端緊急不容贅言，薛書堂單刀直入稱“京城近年盜風甚熾，官民被竊，殆無虛日。內外兩城，明火搶劫之案，層見疊出，而緝捕破案者百無一二”。而近來洋人的逼近更使局面不可收拾。那麼，為之奈何？

一般而言，京城的治安由八旗和綠營負責，但是這兩者同時也肩負着作戰任務。當其調往前線防禦英法聯軍時，就再無可資依賴的治安力量。中國的警察制度要到二十世紀才由袁世凱創立，而1860年的清廷官員能夠想到的辦法，唯有老祖宗留下的“保甲”。

保甲起源於宋，十户編為一甲，十甲編為一保。相互甲內各户必須相互監視，若一户犯罪則全甲連坐受罰。這種嚴格的基層管理模式在明初曾被較為嚴格的執行，但是隨着公權力逐漸從基層退出，保甲制度在漫長的明清兩代逐漸變成了有名無實的制度，只在危機時刻才被人想起。1860年就是這樣的時刻。

欲設保甲，則需首先明確户數丁口。薛書堂奏摺所附“編查報價章程十七條”前四條即為調查人口之辦法。然而，人口調查對於清代已是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情。自“攤丁入畝”之後，清廷幾乎徹底放棄了人頭税和力役的徵收而全靠固定田賦作為歲入主體。一位大清子民，若身無田產，那麼除了碰上刑事案件外，他的一生幾乎可以與國家不產生絲毫的瓜葛。省城居民更是如此，明清兩代中國的城市面貌已經完全改變。明末的商業化浪潮就已催生出一批人口密集，流動性極高的商業城市。而清代北京雖然作為政治中心，是單純依賴漕運的消費城市。但人口流動情形並不亞於任何南方城市。人口的流動性破壞了，或者説導致緊密的人際關係根本無從建立，這一點薛書堂自己也給出了極為生動的描述：

“都城旅居多而土著少，往往鄰居數載，不相謀面，夜間被賊，任行呼號，而比鄰無一應聲”。

城市居民之間的冷漠關係躍然紙上。許多人感慨現代社會鄰里之間互不相認，亦難相助，而讚美過去的人際關係。事實上這一奏摺反映出在晚清的北京，鄰里之間已經不存在緊密的關係，甚至一家被搶劫，周圍人也不願出手相救。

或許對於鄰里之情的嚮往，始終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吧。

另一個問題就是行政成本。任何制度都離不開經費支持，越是基層則越難以掌握開支。清代的歲入和支出，在理論上是固定的。一旦有事，則不得不開捐賣官。咸豐時代的人們早就對國庫充盈的日子沒有什麼記憶。從嘉慶剿滅白蓮教起義始，清代的財政就沒有過一天好日子。這樣的情形催生出道光這樣的吝嗇鬼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咸豐並非如其父一樣對錢財斤斤計較。只是他面對的爛攤子實在是讓他根本無從節省。南方的太平天國和山東的捻軍不僅在軍事上逼迫清廷，更在財政上壓的滿清喘不過氣來。禍不單行，1859年好不容易在大沽一戰滅了洋人威風，結果卻是來年規模更大的復仇。大沽炮台的防禦工事耗時數年，花錢無數，現在一一淪陷。這樣的局勢中，誰還有閒錢去做保甲？

薛書堂當然想到這一點，於是明確的指出讓保甲中的富户承擔費用，理由是富户受保甲之益較大。

又是個天真的想法。若無強有力的行政能力，怎麼有可能逼富户吐出管理經費來。但是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財政上缺乏彈性限制了行政力量的擴展，而行政力量的不足又導致財政改革無以為繼。如此以來，保甲制度就根本無法真正執行。

最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清代的特徵。薛書堂請滿人查內城而漢人查外城（正好就是北京的民族分佈）。在這危機關頭，清廷上層依然不曾忘記滿漢畛域的重要性，嚴格的區分二者的身份和地理界線。由此聯想到鎮江的滿人將軍海齡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以防漢奸為名亂殺漢人之事，可見滿漢見的矛盾和仇恨即使經歷了近兩百年的相處也未曾真正消失，反而因為危機而暴露無遺。

薛書堂的奏摺並沒有得到皇帝的回應。這種緩不濟急的手段在英法聯軍近在咫尺的關頭根本就是無稽之談。但是從奏摺中反映出的清代某些現實，卻是如此的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