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戰料羅灣：中西文明的海上大搏殺_風聞

今天是2018年10月22日

這是饅頭説第 303 篇文章

一個是冉冉升起的西方海上霸主

一個是日落西山的東方大陸帝國

這兩個國家的精鋭海軍主力

打一場海戰

結果會是怎樣？

【今日由頭】

1633年10月22日

“料羅灣海戰”爆發

1

1633年這一年，大明王朝的第一場雪，比平常時候來得還要早一些。

這一年，是崇禎皇帝即位後的第六年。按照後世一些科學家的研究觀點，明朝此時已經進入了“小冰河期”。在這段時期，中國的北方長年乾旱，奇寒無比，很多地方莊稼顆粒無收。而南方的氣候也異常，江蘇，福建，甚至廣東地區的河水都出現了結冰現象，且地震頻繁。

對於發誓要成就一番偉業的崇禎皇帝而言，天象並不是唯一讓他頭疼的地方，還有人禍——天災導致饑民遍野，盜賊四起。

這一年，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這批造反者們，率領十多萬農民起義軍突破了官軍的重重包圍，進入到了明軍力量薄弱的湖北北部地區，開始遊擊作戰，讓崇禎之前推行的“以撫代剿”政策宣告徹底破產。

除了應對國內的農民起義之外，更讓崇禎睡不着的，還有關外的後金鐵騎。

這一年，實力已經越來越強的後金一鼓作氣拿下了北方的重鎮旅順，明朝總兵黃龍兵敗自殺。而不久之後，原毛文龍麾下的悍將尚可喜也宣佈投降後金。

《江山風雨情》中李強版的“崇禎”

遺憾的是，崇禎的煩惱還沒有到此為止。

如果陸地上的“內憂外患”目前還暫時在可承受範圍之內的話，一股威脅大明東南沿海的海上勢力，又讓這位年輕的皇帝寢食難安。

因為那股海上的勢力並非尋常的倭寇或海盜，而是來自遙遠西方的一個強大國家。這個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迅速崛起，事實上已經成為了西方世界的海上霸主。

沒錯，那就是荷蘭。

在這一年，崇禎皇帝覺得，有必要和這個糾纏大明十幾年的對手做一個了斷了。

2

1633年這一年，荷蘭對明朝的忍耐其實也到了極限。

這個在17世紀初開始迅速崛起的國家，以驚人的造船數量、出色的造船技術以及遍佈全球的商業貿易能力獲得了“海上馬車伕”的稱號。一個令人乍舌的數據是——當時全世界一共有2萬艘左右的商船，其中1.5萬艘屬於荷蘭。

而在荷蘭的崛起過程中，又誕生了“荷蘭東印度公司”這樣一個體現國家力量的奇怪產物。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標誌。荷文原文為“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中文全文應譯為“聯合東印度公司”。公司的標誌以V串連O和C，上方的A為“阿姆斯特丹”的縮寫

説這家公司是一個“公司”，是因為它確實是按照公司的規章建立並運行的，私人性質，有股東，有董事會，每年還會派發股息。但另一方面，這家公司是可以自己發行貨幣的，並且可以自己組建傭兵，打造戰艦，與其他國家可以簽訂正式條約，並且可以代表荷蘭對海外殖民地施行殖民統治。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達維亞（今印尼的雅加達）建立了總部，正式成立。隨後，這家實力強大的公司便開始將觸角伸向了東南亞所有值得做貿易的國家。

在東南亞沿海做貿易，有一個巨大的帝國是不可能迴避的，那就是中國。

從荷蘭人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巴不得能和中國人做生意的，地大物博的中國有太多珍貴商品可以讓他們帶回遙遠的歐洲賣取高價。但是，荷蘭人很快就發現自己迎面撞上了明朝那條從朱元璋就開始傳下的遺訓：海禁。

荷蘭人由此開始了長達十多年試圖打開明朝自由貿易之門的努力，並不斷試探明朝容忍的“底線”。1622年，長期只能通過近乎“走私”的方式來滿足自己貿易需求的荷蘭，一舉佔領澎湖並建立了碉堡。大怒之下的明朝在1624年傾盡東南海軍進行圍剿，一場血戰後荷蘭人被包圍，最終只能選擇投降，並在明軍的監督下拆掉了碉堡。

吃過一虧的荷蘭人雖然之後有所收斂，但依舊無法嚥下這口氣。作為堂堂“海上霸主”，他們無法接受由中國人制訂並主導的貿易規則。

17世紀荷蘭商業公司所佔領的土地，荷蘭東印度公司所佔有的地區以淺綠色表示，範圍含蓋了印度洋與大西洋中的聖赫勒拿島。1669年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擁有1萬僱傭軍，5萬員工，140艘戰艦。每年派發的股息高達40%。

終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33年做出了自己的最後決策：開始劫掠中國沿海地區，準備最終嚮明朝宣戰——以戰迫商。

一場代表着當時東西方最強大兩股勢力的大對決即將拉開帷幕。

而事實上，這場大對決的結果，取決於一個人。

3

1633年這一年，鄭芝龍才29歲。

因為自己的兒子鄭成功太過出名，所以作為父親的鄭芝龍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一直有被忽略的嫌疑。事實上，比起自己的兒子，鄭芝龍的傳奇故事一點都不遜色。

鄭芝龍生於福建泉州，17歲時開始投奔舅父做起了海上貿易，因為被當時東亞海域的第一大海盜商人李旦認為義子，人生之路開始發生改變。經歷了一系列的拓展和拼鬥，到了1633年，29歲的鄭芝龍儼然已經是當時東亞沿海最大的海盜商人。

鄭芝龍

之所以説是“海盜商人”，是因為鄭芝龍的身份其實一直在變——他不被明朝官府承認並遭圍剿時，身份就是“海盜”，被明朝政府承認並招安時，身份就是“海商”。

在1633年的時候，鄭芝龍的身份是“海商”。因為在五年前，他就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安——其實是明朝政府發現再也無力剿滅鄭芝龍了——官授“五虎遊擊將軍”。

必須指出的是，這個“遊擊”雖然帶着一個“將軍”銜，但其實職位不高。“遊擊將軍”上面還有“參將”、“副總兵”、“總兵”，具體來説可能相當於現在一個團長或略高一點的職位。但鄭芝龍這個“團長”，當時手裏其實掌握着3萬剽悍的私人“鄭家軍”和近千艘的戰船。

不過鄭芝龍其實也不是很在乎官銜，他要的只是朝廷給他的一個“名分”，能夠讓他安心的打理鄭氏家族的生意。當然，那時候要在東南沿海做生意，光搞定明朝官府這一頭還不行，還得搞定另一頭——荷蘭東印度公司。

鄭芝龍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淵源是很深的，因為在年輕的時候，受義父李旦的推薦，鄭芝龍一直就是荷蘭人的翻譯。也正是在擔任翻譯期間，鄭芝龍展現出了良好的經商天賦（可能還有做海盜的天賦），荷蘭人甚至讓他也出任一艘船的船長在東亞海域經商兼劫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賺取利潤。

荷蘭東印度公司

所以，鄭芝龍、荷蘭東印度公司和明朝政府之間其實是一個複雜的“三角關係”：

明政府一方面想剿滅鄭芝龍，但在發現無力剿滅後，需要仰仗鄭芝龍維護東南沿海的安定，甚至利用他來打擊其他的海盜；

荷蘭東印度公司想討好鄭芝龍。一方面鄭芝龍在1624年自立門户之後，勢力越來越大，實力也越來越強，甚至開始劫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隊，而且幾次交鋒下來，荷蘭人負多勝少。另一方面，鄭芝龍還有一個明朝的官方身份，荷蘭人希望能通過鄭芝龍影響中國官方，完成“打開自由貿易之門”的心願。

由此可見，鄭芝龍是這段“三角關係”中的核心人物。

而作為“核心人物”的鄭芝龍，一直在明朝政府和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夾縫中翩翩起舞：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存在鞏固自己在明朝官員眼中的“棋子”地位，以明朝可能會開放貿易為誘餌，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幫他接二連三剿滅自己的海盜競爭對手。

明朝政府本來就奈何不了鄭芝龍，更何況他打擊的競爭對手也是海盜，所以樂見其成。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卻有迫切的通商需求，在幾次幫助了鄭芝龍之後不見回報，他們就決定先拿鄭芝龍開刀了。

從某種意義上説，荷蘭海軍要對決的不是大明水師，其實是鄭芝龍的“鄭家軍”。

​4

雙方交惡，鄭芝龍一上來就吃了一記大虧。

1633年7月12日清晨，五艘荷蘭快艇忽然開到廈門港。其實之前在南澳，荷蘭艦隊已經和明朝水師發生了交火，但這個消息還沒傳回廈門，鄭芝龍率“鄭家軍”的主力正在福建剿匪，大家都不知道荷蘭事實上已經對明朝開戰。

當時廈門港裏停泊的，是鄭芝龍正在全新打造的數十艘新式戰艦（其中大部分都是模仿荷蘭軍艦建造的），完全對到來的五艘荷蘭快艇不設防。五艘荷蘭軍艦一直開到鄭氏艦隊的中間，下錨，忽然升起了紅色戰旗，宣佈開戰。突如其來的密集炮火給還在建造中的鄭芝龍最新式的艦船帶來了滅頂之災——數十艘戰艦全部被擊沉。

率軍突襲的荷蘭艦隊司令普特曼斯當天記錄下了對這次偷襲成功的滿意：

“有些中國船的大炮比我們快艇中任何一艘都要多……有人誠實的説，從未想過在這個國家會看到像這艦隊那麼漂亮壯觀、雄偉巨大、武器精良的戎克船。……我們不難想象，這支艦隊的被毀，將使中國這個國家、尤其是鄭芝龍受到何等巨大的痛苦。”

漢斯·普特曼斯，後來成為荷蘭殖民台灣時期的第四任台灣長官

鄭芝龍痛苦嗎？當然痛苦。那些被摧毀的戰艦是他謀劃的未來艦隊主力。

但29歲的鄭芝龍之所以能成為一方梟雄，還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完全沒有大怒之下率軍報仇，而是開始耐心地給荷蘭人寫信。

鄭芝龍先是禮貌地詢問荷蘭人攻擊廈門的原因，隨後又開始不斷地寫信，稱關於荷蘭人通商的訴求明朝其實一直在考慮中，是很有希望的，但不要操之過急，兵戎相見。

整體給荷蘭人的感覺是：經此一役，明朝水師被打怕了，準備求和了。

但事實上，鄭芝龍是在拖延時間。

一方面，是因為鄭芝龍清楚地知道雙方艦隊的實力。

荷蘭艦隊的主力戰艦是都是“蓋倫船”。這種擁有兩層甚至多層甲板的大帆船是當時最先進的戰艦之一。而且荷蘭的戰艦一般都配備至少十門當時被中國人稱為“紅衣（夷）大炮”的加農炮，一尊3000斤的紅衣大炮能輕鬆將炮彈打出七、八里遠，而與之相對的明軍自制鐵火銃只能打到三里遠——荷蘭艦隊完全可以在明朝水師戰艦的射程之外吊打對手。

荷蘭蓋倫帆船Mauritius號

而當時明朝水師雖然立國之後就未遭一敗，但其實是在走下坡路的。與荷蘭這樣強大的對手相比，當時明朝水師裝備的都是被稱為“戎克船”（Junk）的小個頭戰船，每艘船隻能配兩門炮，無論載員數量和火炮數量，都無法和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時威武的“寶船”相提並論。

所以，鄭芝龍知道在戰艦質量上其實明朝水師是落下風的，要想打，只能靠數量和戰術，但這需要時間。

西方人描繪16世紀航行於亞洲海域的中國“戎克船”

另一方面，鄭芝龍知道七月後是颱風季，不是一個開戰的好時候。

在偷襲了鄭芝龍艦隊後，荷蘭方面嚮明朝發來了他們所謂的“停戰條件”：

“在漳州河、安海、大員、巴達維亞有自由貿易的權利；在鼓浪嶼建立貿易據點；可派遣代表至中國沿海城市收購商品；船隻能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不準任何中國船隻前往馬尼拉；荷蘭人在中國享有與中國同等法律權利。”

而且，按他們之前提出的要求，明朝不允許和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做生意，只能和荷蘭人有生意往來。

這種盛氣凌人且要求壟斷的訴求，明朝是肯定不可能答應的，但是鄭芝龍的回信卻始終態度曖昧：不明確答應，但也不明確拒絕。

1633年10月6日，秋季的最後一場大風暴降臨，荷蘭艦隊受到了一些損失，但艦隊司令普特曼斯得到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鄭芝龍的艦隊受損更加嚴重，他因此被福建巡撫撤銷了兵權。

而事實上，這是鄭芝龍故意放給荷蘭人的一個假消息，在這個時候，他的艦隊集結已經進入了尾聲。

10月19日，普特曼斯忽然收到了來自明朝的一封戰書，有別於之前模稜兩可的態度，這封戰書的態度非常決絕——還附有21名明朝水師將領的簽名：

“御枕豈容一犬蹋卧？爾等怎敢盤踞吾處？你若急盼開戰，且於廈門灣這邊來！”

普特曼斯不知道的是，在過去的三個月裏，大明水師以鄭芝龍艦隊為主力，已經集結了超過150艘戰艦，3萬名官兵。

中國人準備動手了。

5

1633年10月22日，凌晨4點，料羅灣。

料羅灣，是金門島東南部面向台灣海峽的一個海灣，此時是荷蘭艦隊的停泊之地。荷蘭艦隊停泊在料羅灣的共有58艘大小軍艦，其中8艘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主力戰艦，剩下的50艘是中國海盜船——荷蘭人為了對抗鄭芝龍，找來了另一個海盜頭子劉香的艦隊組成了聯軍。

而在荷蘭艦隊的東南方向，一百五十艘大明水師的戰艦悄悄散開了陣型。

很快，負責瞭望警戒的荷蘭水手發現了明朝的水師，發出了警報——雙方同時進入戰鬥狀態。

東西方兩大最強勢力的海軍，終於在料羅灣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戰。

戰端一開，荷蘭艦隊的司令普特曼斯就下令讓八艘荷蘭主力戰艦居中，劉香的五十艘海盜船分散拱衞策應。按照普特曼斯的想法，用中國的海盜船擋住明朝水師的去路，然後八艘火力超強的荷蘭戰艦就可以進行打靶訓練了。

但是，鄭芝龍的戰術完全出乎普特曼斯的預料。

在鄭芝龍率領的150艘戰艦裏，50艘是鄭芝龍自己的主力炮艦，他讓這50艘船與對方進行硬對硬的炮戰，而大部隊——100只小而堅固的“戎克船”，充分發揮機動性強的特點，義無反顧地徑直衝向了八艘荷蘭主力戰艦。

那100艘戎克船，統統都點上了火，成為了100艘熊熊燃燒的“火船”。

荷蘭軍艦上的官兵頓時都驚呆了，因為他們還從沒見過這種戰法：對方居然會將自己的主力戰艦統統點火燃燒！而每艘“火船”上都配有鈎子，只要“火船”一和荷蘭戰艦接觸，船上的中國士兵就會用鈎子牢牢勾住戰艦，然後不要命一般衝上甲板來肉搏戰鬥。

中國人怎麼那麼拼命？荷蘭人不知道的是，為了這次決戰，鄭芝龍動用了自己私人的金庫，為這次參戰的“鄭家軍”開出了賞格：

參戰者，每人白銀二兩，如果戰事延長，給“加班費”五兩；每艘“火船”配備16人，如果能成功燒掉一艘荷蘭戰艦，一艘“火船”額外賞白銀二百兩。每砍下一個荷蘭人的人頭，獎賞五十兩白銀！

當時明朝的一個七品縣令，一個月的俸祿大概是五兩白銀。

在明朝水師震天的喊殺聲和100條船的火攻中，荷蘭人完全迷失了方向。短短時間內，荷蘭的一艘主力戰艦被完全燒燬，一艘被擊沉，一艘連同船上的100名官兵一起被明朝水師俘獲。剩下的幾艘荷蘭戰艦掉頭就跑（據明方戰報共焚燬五艘），拱衞在周圍的50艘劉香的海盜船全軍覆沒。

逃出戰場的普特曼斯隨後這樣記錄：

“鑑於曾經受到強烈暴風的損害，現在又受到這場敗戰，我們的力量已經衰弱到本季在中國沿海不能再有任何作為了。”

6

但是，料羅灣海戰產生影響，其實遠遠超過普特曼斯自己的估算。

首先，當然是荷蘭艦隊經此一戰，認識到自己哪怕動用整個遠東地區的所有主力，還是無法戰勝已經在沒落中的明朝，最終只能放棄“自由（壟斷）貿易”的主張，還是回到明朝“你們給什麼我們就買什麼”的原有貿易模式。

其次，明朝雖然獲得了這次海戰的勝利，但本質而言只是一次“邊疆維穩”而已。他們要的只是安寧，而不是拓展或開啓新的貿易模式。以至於在打敗荷蘭人後，明朝要求的戰爭賠款最終也不了了之，對荷蘭人的貿易尺度卻反而比以前略有放寬，為的就是避免他們再來騷擾。

第三，整個“料羅灣海戰”，最得益的還是鄭芝龍。經此一戰，他不僅大大鞏固了自己在明朝官方心目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徹底摧毀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信心，進而壟斷了整個遠東的海域。從此之後，每一艘在這個海域通行的商船，都必須給鄭家上交“保護費”——每年3000兩白銀，買一面“鄭”的令旗。如果哪艘商船沒有插上“鄭”家令旗而做生意，十有八九會在海上被“鄭家軍”洗劫。到後來，連荷蘭東印度公司每年都要給鄭芝龍上交上千萬元的保護費才能保安寧，而且荷蘭人後來遵循的不是明朝的貿易規則，而是鄭芝龍鄭家制訂的“貿易規則”。

年輕的鄭芝龍由此年入千萬，開始經營起他龐大的“鄭氏帝國”——鼎盛時期船隻超過3000艘，人馬超過20萬，這個狀態一直維持到明朝滅亡。沒有父親留下的這份基業，兒子鄭成功後來也不可能收復台灣。

最後還有一點，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是，西方列強經此一戰，也看到了中國的實力——雖然明朝本身也已經處於垂死掙扎中。由此，無論西班牙或葡萄牙，都吸取了荷蘭的教訓，不敢用武力進逼中國沿海。

只是，不思進取不會帶來長久的優勢。

兩百年後，相似的一幕再次發生。

那一次，勝負易主。

【饅頭説】

曾和一個朋友討論關於“閉關鎖國”的問題。

按照他的觀點是，明清兩代的“閉關鎖國”其實不是為了“防守”，而是為了“進攻”。因為在那個時代，中華文明相對蒙古和東南亞周邊國家相比，是先進的。那麼作為先進國家將自己的先進科技封鎖，再強力遏制貿易，可以對周邊落後國家實現一種“絞殺”。

按照他的觀點，古往今來，任何先進的國家，都會採用這種策略，只是表現形式、實施力度或叫法不同而已。

我部分同意這個觀點，但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承認先進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會不自覺地採用“貿易保護”手段，包括我們以“開放”聞名的唐朝，對外貿易也是由官方壟斷的，平民是不允許對外自由貿易的。

但回過頭來看，這種“自我保護”看上去似乎理所應當，但帶來的效果其實是細思極恐的——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如自己想象得那般強大。

以明末這場“料羅灣海戰”為例吧。荷蘭人要求貿易的要求可以理解，但要求壟斷、建立據點乃至攻擊明朝城市和港口，這些行為完全暴露殖民者本色，明朝的反擊完全出於自衞，沒有任何問題。

但換個角度看，明朝“片甲不準下海”的“海禁”政策，理論依據還是建立在文明自信上的——我大明朝自給自足，和你們這些蠻夷做生意是賞賜，你們是在佔我便宜，要什麼自由貿易？

但隱憂就在這裏。如果説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時代，大明的文明發展進度條還能領先世界的話，那麼到了明末，西方文明早就迎頭趕上了。就以“料羅灣海戰”為例，鄭芝龍的艦隊其實也損失了100多艘戰船，獲勝也可以説是場“險勝”。而當時荷蘭人的造船技術，軍工水平和對貿易、制度的理解程度，其實已經領先於明朝了。至少，雙方已經有很多可以互補短長的地方了。

這就是“自我封閉”的可怕之處——一旦失去了和外界的接觸和感知，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個時間點已經被世界拋在身後了。而更可悲的是，那時候可能封閉者還在沾沾自喜。

從世界歷史的進度條看，明末的中國已經很難説遙遙領先西方文明瞭，到了清朝，事實上我們連東亞都罩不住了——日本都已經迅速崛起了。但問題是我們還是沉浸在“天朝大國”的自信中，乾隆皇帝對英國使者馬嘎爾尼帶來的大量先進西方技術視而不見，而即便如“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當時也相信外國人如果失去中國的茶葉和大黃，就會“大便不通而死”。

所以，古往今來，開放和包容的態度都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實現長久繁榮的基本條件，封閉和自大永遠都是定時炸彈：可能一時看不出弊端，但一旦時間軸拉長，結果還是有目共睹的。

相對於幾百年前的世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更是如此，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項科技正在進一步將人類文明融合成一個整體。在這樣的背景下，長久的封鎖或貿易保護將變得越來越困難，代價也會變得越來越大。

歷史留給人類很多經驗教訓，就看我們自己是否吸取了。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從料羅灣海戰看17世紀中西方海軍實力的差距》（任志宏 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

2、《詭譎的閩海（1628-1630年） - 由「李魁奇叛撫事件」看明政府，荷蘭人，海盜李魁奇和鄭芝龍的四角關係》（何孟興 《興大歷史學報》  2011年）

3、《熱蘭遮城日誌》（江樹生譯  ）

4.《鄭成功父親曾在海上亦盜亦商 料羅灣海戰大敗荷蘭》（卜松竹  廣州日報 2014年3月8日）

5.《晉江發現沉船 或見證中國大敗西方海軍首戰》（張素萍  東南網  2016年8月16日）

6、《何新共濟會史料：明朝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共濟會）的海戰》 （何新  搜狐網  2018年5月3日）

7、《料羅灣海戰打的荷蘭人賠款求饒是真的嗎？》（慎由戎  新浪博客  2018年8月23日）

8、維基百科、百度百科“料羅灣海戰”、“鄭芝龍”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