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在一路體罰之下成長為身心基本健康的成年人的?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08311-2018-10-22 11:05
這是我的疑問,不是結論。
1990年,我出生在時任新中國最年輕的城市X市。經歷了混沌的3個幼兒園小班+中班+大班後,進入小學,成為了光榮的紅旗的一角(雖然從制度上,要到二年級才第二批帶上紅領巾)。
小學生活是一種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結合。而體罰,作為當時教育體制的一部分,也進入了我的生活。
導致體罰的原因形形色色,我體驗過的,自認是比較弱雞的那一些。
上課説話,升旗儀式上説話,沒有説話但因為小動作讓老師誤以為我説話了等等,總結起來,就是破壞集體秩序。
我的小學班主任姓蔡,教語文,當年已經有三十多歲,除了班主任應由的威嚴,並不覺得她特別兇悍。
但她會體罰。
扔粉筆頭這種班主任標配技能不值一提,印象最深的,是蔡老師會用書本或教案扇頭。
用書扇頭,和它的原型“用手扇巴掌”,看似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又微妙的差別。
巴掌扇臉,臉會刺痛,更重要的是會伴隨着一種暴力加持的屈辱感。
而用書扇頭,首先感到的不是疼,而是“懵逼”,讓你反思“發生了什麼?”
印象中有一次,大概是班會,我轉頭跟後排的男同學説了件不記得什麼好玩的事,還沒來得及轉回來,就感到後腦勺一下暴擊。
回過神來,發現男同學已經羞愧地低下了頭。
蔡老師只打了我,沒有打他,現在回想,還是很明確地區分了嫌犯和受害者,沒有濫用暴力。
當時的我雖然有點羞愧,但也並沒有覺得十分屈辱。或許是天性混沌,或許是自我保護,又或許是阿Q精神。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體罰,現在講出來,大概要被福柯的信徒當作例子引證。
那是某個週一早上升旗儀式結束,班級列隊,魚貫回教學樓,我……大概是又講話了吧……被蔡老師拉出來,站在教學樓門口“示眾”,不記得幾個年級的班級,從我面前列隊經過,伴隨着“檢視”。
現在回憶,當時的我心裏似乎不得不發展出一點“喜劇精神”,或是在大腦裏創造出間離效果,來抵消屈辱感。
那也並不是什麼“惡作劇”的快感,因為我知道自己貌似違反了秩序,但並不是故意“對抗”什麼。
之後的事情,用Mr.魯迅的説法,“大抵是統統忘卻了”,但我也並沒有由此發展出對蔡老師的惡意,小學畢業之後的幾年,還總是跟同學一起去看她。
關於蔡老師,還有另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班裏有個男同學,總喜歡咬手指甲,蔡老師為了治他這個毛病,用口紅塗了他十個指頭。
這種帶有小小懲戒性質的教育,大概是我對蔡老師印象的底色。
小學畢業後,我上了馬路對面的初中,從此走上人生巔峯。
嗯,我的人生巔峯來的比較早。
班長、課代表、某單科偶爾年級第一……被體罰的機會就少了很多。
上了初中,體罰的責任主要是數學老師承擔。他是個四十多歲、把delta念成“德爾特”的男人,我們叫他老葛。
老葛的體罰帶有很強的“遊戲”色彩,且主要針對男生。
比如他喜歡罰人半蹲聽課,或者用指甲蓋兒掐上臂內側的肉,掐到男生開始求饒並保證不再犯就停止。
被掐的學生心裏MMP,圍觀羣眾笑呵呵。這一度成了我們的班級特色,並熱衷於跟其他上過老葛課的班級學生交流:“你們有沒有被罰過蹲啊?”
最搞笑的是當某次數學考試我們集體翻車,老葛一個眼神,全班就自覺起立、搬椅子、蹲下……然後互相擠眉弄眼,紛紛表示下次一定好好考。
上面這段很可能是我現在想象出來的,但卻願意相信這場景一定發生過。
正如前面説的,初中是我的人生巔峯,四年過後,靠降分進入當地最好的高中之後,我才知道真正的懲罰並不是老師體罰你,而是老師不管你。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