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在一路體罰之下成長為身心基本健康的成年人的？_風聞

這是我的疑問，不是結論。

1990年，我出生在時任新中國最年輕的城市X市。經歷了混沌的3個幼兒園小班+中班+大班後，進入小學，成為了光榮的紅旗的一角（雖然從制度上，要到二年級才第二批帶上紅領巾）。

小學生活是一種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結合。而體罰，作為當時教育體制的一部分，也進入了我的生活。

導致體罰的原因形形色色，我體驗過的，自認是比較弱雞的那一些。

上課説話，升旗儀式上説話，沒有説話但因為小動作讓老師誤以為我説話了等等，總結起來，就是破壞集體秩序。

我的小學班主任姓蔡，教語文，當年已經有三十多歲，除了班主任應由的威嚴，並不覺得她特別兇悍。

但她會體罰。

扔粉筆頭這種班主任標配技能不值一提，印象最深的，是蔡老師會用書本或教案扇頭。

用書扇頭，和它的原型“用手扇巴掌”，看似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又微妙的差別。

巴掌扇臉，臉會刺痛，更重要的是會伴隨着一種暴力加持的屈辱感。

而用書扇頭，首先感到的不是疼，而是“懵逼”，讓你反思“發生了什麼？”

印象中有一次，大概是班會，我轉頭跟後排的男同學説了件不記得什麼好玩的事，還沒來得及轉回來，就感到後腦勺一下暴擊。

回過神來，發現男同學已經羞愧地低下了頭。

蔡老師只打了我，沒有打他，現在回想，還是很明確地區分了嫌犯和受害者，沒有濫用暴力。

當時的我雖然有點羞愧，但也並沒有覺得十分屈辱。或許是天性混沌，或許是自我保護，又或許是阿Q精神。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體罰，現在講出來，大概要被福柯的信徒當作例子引證。

那是某個週一早上升旗儀式結束，班級列隊，魚貫回教學樓，我……大概是又講話了吧……被蔡老師拉出來，站在教學樓門口“示眾”，不記得幾個年級的班級，從我面前列隊經過，伴隨着“檢視”。

現在回憶，當時的我心裏似乎不得不發展出一點“喜劇精神”，或是在大腦裏創造出間離效果，來抵消屈辱感。

那也並不是什麼“惡作劇”的快感，因為我知道自己貌似違反了秩序，但並不是故意“對抗”什麼。

之後的事情，用Mr.魯迅的説法，“大抵是統統忘卻了”，但我也並沒有由此發展出對蔡老師的惡意，小學畢業之後的幾年，還總是跟同學一起去看她。

關於蔡老師，還有另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

班裏有個男同學，總喜歡咬手指甲，蔡老師為了治他這個毛病，用口紅塗了他十個指頭。

這種帶有小小懲戒性質的教育，大概是我對蔡老師印象的底色。

小學畢業後，我上了馬路對面的初中，從此走上人生巔峯。

嗯，我的人生巔峯來的比較早。

班長、課代表、某單科偶爾年級第一……被體罰的機會就少了很多。

上了初中，體罰的責任主要是數學老師承擔。他是個四十多歲、把delta念成“德爾特”的男人，我們叫他老葛。

老葛的體罰帶有很強的“遊戲”色彩，且主要針對男生。

比如他喜歡罰人半蹲聽課，或者用指甲蓋兒掐上臂內側的肉，掐到男生開始求饒並保證不再犯就停止。

被掐的學生心裏MMP，圍觀羣眾笑呵呵。這一度成了我們的班級特色，並熱衷於跟其他上過老葛課的班級學生交流：“你們有沒有被罰過蹲啊？”

最搞笑的是當某次數學考試我們集體翻車，老葛一個眼神，全班就自覺起立、搬椅子、蹲下……然後互相擠眉弄眼，紛紛表示下次一定好好考。

上面這段很可能是我現在想象出來的，但卻願意相信這場景一定發生過。

正如前面説的，初中是我的人生巔峯，四年過後，靠降分進入當地最好的高中之後，我才知道真正的懲罰並不是老師體罰你，而是老師不管你。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