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龍門”時代的終結: 為何人們開始不信教育了？_風聞

李海濱 /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

［導讀］作者認為，當前社會上充斥着對教育體制的各種不滿以及對中國教育的否定，民眾對教育是否依然還能促進個體向上社會流動的認識似乎很不清晰。那麼，教育到底能不能促進個體的社會流動？基於對中國10個城市的實證分析，作者指出，家庭因素對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影響十分顯著，教育程度又顯著地影響着個人社會地位。在此意義上，階層地位有一定的繼承性，這個繼承性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這一中介變量來實現。由此意味着，教育既有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又有“再生產”原有不平等社會結構的作用，貧困家庭很難再通過教育實現“鯉魚跳龍門”，這一點尤其需要注意。文章原載“IPP評論”公眾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近年來，“窮二代”“富二代”等特殊稱謂逐漸出現在我們的視野，就業公平面臨着“代際傳遞效應”的挑戰，對貧困生的就業造成不良影響。媒體經常報道，即便通過教育，“窮二代”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命運。一項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研究，發現農村或鄉鎮的學生入讀精英大學的比例（僅為19%）遠小於入讀一般大學的比例（30%）。

中國城鄉之間的天然差異、制度性障礙以及教育資源分佈不均等因素給農村社會流動帶來了很多不利影響，如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教育大眾化造成文憑貶值減少了農村人口通過教育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曾有數據顯示，中國家庭教育花費接近家庭總收入的1/3，貧困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費連續兩年增長率超過20%，在城鄉貧困人羣中有40%—50%的人提到“家裏窮，是因為有孩子要讀書”。

總而言之，整個社會充斥着對教育體制的各種不滿以及對中國教育的否定。有人甚至開始懷疑教育的作用，認為教育已經不能促進個體向上的社會流動，或者説學歷不再使個體獲得理想職業。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民眾對教育是否依然還能促進個體向上社會流動的認識似乎很不清晰。那麼，教育到底能不能促進個體的社會流動？雖然教育與社會分層的這一關聯性一直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並作為教育社會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在教育面臨大眾化的今天，這個問題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如果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全面，將會對教育投資決策產生負面影響，並會引發“新讀書無用論”，導致部分農村青年和部分城市低收入羣體放棄改變命運的機會，進而使教育不公平和社會不公平更趨嚴重。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全民進行一個教育與就業問題的全面調查，從而得到一個相對客觀的數據，以便為完善教育體制、實現教育大眾化以及推行教育公平提供新的思路。

為此，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於2016年底至2017年初開展了全國居民教育與就業問卷調查。在城市的選擇上，調查兼顧了經濟、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地域分佈，選擇了北京、廣州、成都、昆明等10個城市。每個城市各抽取160人左右，此次調查共獲得1621個有效樣本，其中男性受訪者1118人，佔總樣本量的69%。農村户口占樣本總量的48%，城市户口占52%。受訪人員年齡跨度主要從1940後至1990後，其中1940—1949年間出生的有58人，佔3.6%；1980—1989年出生的受訪人員最多，達510人次，佔總樣本的31.5%。

在所有受訪者中，未受過任何學校教育的有66人，佔總樣本的4.1%；小學學歷的佔8.6%；本科學歷佔44%；碩士及以上佔7.1%。在所有受訪人中，約有7%（114人）是在讀學生，18.9%（307人）沒有工作（包括下崗人員、家庭主婦等），6.2%（101人）是退休或從事臨時工作的人員。

根據對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我們得出一個總的結論，即教育是家庭因素和個人社會地位的中介變量。也就是説，家庭因素對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影響十分顯著，教育程度又顯著地影響着個人社會地位。具體的結果如下：

第一，學歷對當前的工作有一定的影響。57.1%的人認為學歷對當前工作有影響；超過60%以上有大學文憑的人認為學歷對當前工作有影響；而學歷在高中及以下的人幾乎有一半認為學歷對當前工作無影響，相反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認為個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説，有大學以上文憑的人從事的工作多是與專業相關或是藉助於學歷獲得的，因此他們認為學歷是找份專業工作的必備條件。因為沒有學歷的優勢，那些低學歷的人找到的工作多數與學歷關係不大。

第二，中國家長對孩子的教育依然很重視。調查發現，户口不影響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儘管農業户口與非農業户口的孩子上的學校有輕微的不同，但是80%以上的家長都願意培養孩子上大學。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與母親的最高學歷呈現強相關關係, 而與父親的學歷並沒有關係，也與其他家庭情況無關。

第三，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受家庭環境的影響。首先，受訪人的學歷和工作類型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學歷和工作類型的影響。父母的學歷與孩子的學歷具有很大的相關性。孩子學歷在大學及以上的，大部分的父親都是學歷在高中及以上的。孩子學歷在高中及以下的，大部分的父親都是學歷在初中及以下的。此外，結果還表明，母親的文化程度對受訪者的工作類型有很大的影響。母親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子女幾乎很少從事農、牧、漁類和工人的工作，而多是從事一般職員或專業技術工作。其次，父母學歷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子女的教育。學歷越高的家長就越傾向於讓小孩讀重點學校以及讀大學。

我們發現，那些沒有上過學的父母根本不期望他們的孩子能上重點學校，只要上一般學校他們就很滿足，而有50%以上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的父母則更期望他們的孩子能上重點學校。有60%以上的中高學歷父母（高中學歷及以上）傾向於讓孩子參加補習班；70%以上的高學歷家長（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會更傾向於讓孩子參加補習班；而學歷在初中及以下的家長的孩子則很少或者沒有經常參加補習班。

第四，家庭重視教育的程度幾乎不受家庭收入的影響，但孩子實際就讀的學校與家庭收入程度非常相關。調查發現，絕大多數中國家庭（與家庭收入無關）都會希望孩子能在一般學校或重點學校就讀，且都希望能夠培養孩子上大學。但是，幾乎所有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都就讀於重點學校或民辦學校，其中約有80%的家庭對就讀的學校表示滿意。而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讀於一般學校，僅有不到一半的家長對就讀學校感到滿意。

這個結論表明教育依然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支撐着人們的地位提升，但教育受家庭因素的影響。比如説，那些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長（通常擁有較高的學歷和較高的經濟收入）得益於教育帶來的收益，他們更深信教育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因而更希望讓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而且這些家庭也有足夠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可以投資孩子的教育。

而對於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家庭來説，他們缺乏足夠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為其孩子的教育進行投資，即便孩子考上大學，也很難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因而他們的孩子也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其命運。從這個層面來説，階層地位有一定的繼承性，這個繼承性很大程度上還是通過教育這個中介變量來實現。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的史蒂芬·梅欽 (Stephen Machin) 的研究發現，在英國，代際間的流動性隨着時間正逐漸下降，教育規模擴張使有錢人家的孩子從中受益，這種擴張不但沒有減輕代際間的不平等，反而加劇了現存的狀況。

我們這個調查結果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西方的一些學者（代表人物：丹尼斯，Dennis）提出的教育與社會流動的觀點，即教育既有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又有“再生產”原有不平等社會結構的作用，教育對整個社會流動率的貢獻要根據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教育本身的平等狀況來確定。事實上，幾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課題組”的調查結果已表明，制度性安排與代際傳承作為先賦因素交織地影響着人們的地位獲得，教育資本與政治資本作為後致性因素支撐着人們的地位提升。

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魏昂德（Walder）在研究精英傳遞過程時發現，“文革”期間即使是革命出身的新精英也無法把自己的優勢地位傳遞給後代，而改革開放後，新精英迅速恢復其代際傳遞能力，相對於其他家庭背景的同輩人，幹部家庭的子代佔據政府機關或國有及鄉鎮企業領導地位的可能性顯著增加。

鑑於當前整個社會充斥着對教育體制的各種不滿以及對中國教育的否定，基於以上客觀調查結果，同時考慮到當前中國教育資源地區不均衡的現狀，我們建議政府應着力加強以下幾方面的管理：

第一，加強對民眾教育觀點的正確引導。這個調查結果顯示了中國民眾對教育依然是非常重視的。在當前，中國大力推行“教育先行”“科教興國”等政策，我們應該肯定教育在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力和技術支持、促進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等方面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接受教育是提升個人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個體擺脱貧困的過程中，教育也扮演着關鍵的角色。

但是，當前許多家庭對教育投入的短期回報期望過高，有的甚至將教育視為改變家庭命運的唯一出路，因此對子女的教育投入竭盡全力，卻沒有意識到，在當前競爭激烈的時代，就業壓力與教育的機會成本同步上升，教育投資的風險日趨增大。另一方面，媒體經常以偏蓋全大肆報道“階層固化”，農村及貧困地區的民眾思想容易被誤導，覺得這些地區的孩子沒有希望上大學，便早早讓孩子輟學打工。

鑑於此，政府及社會必須加大引導力度，協助民眾樹立和更新教育觀念，正確認識教育的功能，合理確定教育的預期收益，根據家庭及子女的實際狀況，提高教育投入的選擇理性。進入高等院校也不再是貧困家庭“跳龍門”的唯一出路。各個家庭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的發展道路，上職業院校、增加技能素養等都可以成為一種選擇。

第二，規範就業市場、加強職業教育，確保學以致用、不浪費教育資源。當前高校畢業生人數不斷增多，而儘管近些年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但由於經濟結構不合理，高端服務產業比例較低，對大學生就業吸納能力有限，符合大學生需求的勞動崗位增加幅度遠遠小於高校畢業生的增長幅度，導致大學生就業市場的供需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大學生就業率持續走低，大學生就業問題日趨嚴峻。

此外，就業市場上存在着“唯學歷”的做法，即很多用人單位把學校按照“985”、“211”、普通一本院校、二本、三本來進行排名，畢業的院校不同，給予的薪水也不同，高低相差很大。市場也偏向高學歷求職人員，博士、碩士生比本科生更容易就業。這種“唯學歷”的做法造成人才的過度浪費和高消費，同時還會造成教育資源利用不合理等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更需要腦力與體力勞動緊密融合，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凡是在職業生涯中能成為優秀勞動者的都是人才。因此，政府應倡導和鼓勵人人成才，造就各級各類人才，使整個社會形成寶塔形的、結構合理的人才“集合體”。社會分層是客觀存在，分工不同是社會需要，在各個層次、各種職業、各自崗位的優秀勞動者都應得到社會的尊重。教育不能只為培養和選拔“精英”服務，而要以提升國民素質，使全體受教育者成人、成才、成功為目標，這才是實施人才強國的戰略、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第三，強化教育公平，致力於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當前城鄉分化在教育公平上的表現已經有很深的根源，無論是社會平等，還是增強農村學生的流動性，都需要徹底落實基礎教育公平，而平衡教育資源、穩定農村教師隊伍，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一步。需要加大對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教育資源的投入力度，提高這些地區學校的教學水平，縮小教育差距，逐步改變優質教育資源偏向城鎮和重點學校的現狀。

此外，政府也應着力規範教育收費行為，完善教育資助體系。儘管政府十分重視這個問題，三令五申禁止亂收費，並嚴厲制裁亂收費行為，但是目前教育亂收費、教育腐敗現象仍然屢禁不止，有些地方甚至還層出不窮、愈演愈烈。高額的學費和教育的亂收費使得教育成本迅速增大，其幅度遠遠超過一些貧困地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同時也超過了貧困地區家庭的承受能力。

因此，一方面，必須要規範教育收費行為，強化各級學校的監督體制，向社會公示學校的各項收入許可，加大公眾監督力度，有效遏止教育高收費、亂收費和教育腐敗行為，切實減輕家庭負擔。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及教育部門要完善教育資助體系，健全助學貸款制度、勤工助學制度及貧困學生的幫扶制度，針對貧困地區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增大貧困地區大學生獲得教育支持的途徑，切實減輕貧困地區家庭的教育負擔。

本文原載“IPP評論”（IPP-REVIEW）公眾號，原標題為“社會地位確實有一定的繼承性——基於中國10個城市的實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