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戰三捷之青化砭伏擊戰（二）——吹牛爆倉，楊得志躺槍_風聞

二、“大捷”後的茫然

攻入延安之後，國民黨軍大肆渲染戰績，論功行賞。21日，蔣介石致電嘉勉胡宗南曰：“延安如期收復，為黨為國洗雪二十一年之恥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也，時聞捷報，無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傷者應速詳報！”半年後的8月7日，蔣介石親赴延安巡視時，還對盛文（西安綏靖公署參謀長）誇讚説：“全國剿匪軍事，完全如計劃奏功者，僅此一役耳。”[1]滿意之態畢現。

按照國民黨西安綏署的“延安會戰經過概要”，進攻延安之戰，“共斃傷匪團長、大隊長以下官兵一萬六千五百餘名，及斃匪教導旅旅長楊得志、參謀長及供給部主任等重要官員多名。我軍傷亡營長以下官兵一千三百餘人，其比例數為十比一”。[2]這一數字未含國民黨軍聲稱俘虜共軍的人數，據胡宗南的年譜所記，詳細數字為：“傷斃匪教導旅旅長、參謀長、團長、大隊長等官兵一六六零六名，俘獲偽官五五九員，兵九六二五名，虜獲輕機槍三十挺，步槍二二四三枝，手槍五枝，擲彈筒二十九具，騾馬三十五匹。我軍亦傷官六十五員，陣亡十四員，士兵傷七二三名，陣亡二二八名，與匪傷比例為十六比一”。[3]這樣算起來，國民黨軍所聲稱的戰果（斃傷俘）共二萬六千七百九十名，還包括“擊斃”了日後成為中共1955年第一批授銜上將的楊得志。國民黨軍自己的傷亡則為一零二三名。

國民黨軍的傷亡人數“一千三百餘人”大致還是比較準確的，這和中共內部所聲稱的“敵傷亡千五百人左右”[4]亦相符合。但對於戰果過於誇大，較中共部隊實際傷亡“五百餘人”高出數十倍以上。由於實戰幾乎沒有多少俘虜，以至不得不用國軍自己的軍官及士兵冒充中共俘虜，在記者參觀時鬧出不少笑話。中共地下機構“西安情報處”曾派人混充記者去延安了解情況，看到有俘虜不小心當着記者的面堅稱其在打延安時殺的是共軍，以致被“西情處”的人當作笑話來講。[5]

事實上，中共撤出延安的堅壁清野工作做得非常好，國民黨軍幾乎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以致將西北共軍的最高指揮員誤當作是賀龍。[6]時任國民黨國防部新聞局局長的鄧文儀在回憶攻佔延安後的情形時説：

“中共在延安及附近不到五萬，僅有一兩次激烈抵抗，各高級機關都在倉促間已全面撤退，並實施堅壁清野的焦土戰術，當地人民全被裹脅離開作戰地區，所有物資用具搬運一空，使我們軍隊進到延安，得不到任何補給軍用物品，也無人力可用。我在收復延安第二個星期到那裏視察，經過一週的考察及督導我軍政工，我走遍延安找不到有關共軍的任何文件，他們有一個規模很大的圖書館連同圖書文件一起被他們燒燬，附近發現少數糧食物品藏匿在山洞裏，也都放了毒藥或淋了煤油，不能使用。”[7]

在這種毫無消息來源、對方動向不明的情況下，胡宗南於21日給董釗、王應尊等下達命令，以“第一軍之二十七師擔任延安城防，並以一部進駐拐峁鎮構築工事，同時遠出進行威力搜索後，相機推進青化砭固守，使主力爾後向北進出容易；第一軍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區集結待命；第二十九軍即在延安鄜縣沿公路線構築據點工事，確保補給線的安全”。[8]

這一部署就一般軍事常識而言，基本上還是中規中矩的，但要命的是，電報被剛剛正式組建的西北野戰兵團機要科[9]截獲並破譯了。

彭德懷3月22日凌晨致電張宗遜、廖漢生並報軍委：“

（一）胡宗南二十日（按：應為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開青化砭、半佛，要其築工固守，似判斷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進攻安塞模樣。

（二）我準備伏擊該敵（三十一旅）。着一縱隊主力經安塞開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溝、白家溝之線。八旅（注：指三五八旅）（缺一營）限二十三日晚到達，留藍家坪北之營繼續與敵保持接觸，吸引敵主力向安塞。獨一旅開高橋很不妥，應即尾八旅開安塞以東之王家莊、丁家莊、枚家莊之線，限二十四日到達，不得遲誤，行動時須特別注意隱蔽。

（三）張廖於二十三日九時以前到梁村開會，我們在梁村等候。”[10]

同時，彭德懷給2縱及教導旅、新4旅亦發去電報：[11]“

（一）胡宗南二十一日令臨真之31B（按：指整31旅）經川口渡延水進攻青化砭，築工固守，限二十四日到達。

（二）我軍擬令伏擊，或乘敵立足未穩之際，徹底殲滅該敵。第二縱隊、教導旅統歸王震指揮，隱蔽集結於青化砭以東之閻皇寺、郝家河、湖家河之線，限二十二日晚集結完畢，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裝民兵，切實封鎖消息。

（三）N四旅（按：指新4旅）二十二日晚集結於青化砭以北及東北地區之二峁渠、常家塔、朱家溝、高家溝；第一縱隊八旅二十三日集結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獨一旅二十四日位置於何家莊附近為預備隊。

（四）王羅（按：王震、羅元發）看好地形後，定出由東南進攻青化砭截敵歸路、警戒拐峁之詳細計劃，限二十三日午前電告我。”[12]

西野派出的偵察員也證實，第31旅21日從臨鎮（按：即臨真）出發，現抵松樹林，該敵多次向羣眾打聽到川口的路線。同時，根據各種情報，瞭解到胡宗南已令第135旅於24日前到達李家渠築工固守；整編第36師在觀音橋、肖家嶺、二十里鋪地區集結；整編第17師分佈在勞山至富縣（按：當時稱鄜縣）間公路沿線；整編第76師在桃花坪、臨鎮（臨真）、南泥灣地區集結。[13]

彭德懷判斷胡宗南有以主力北上尋找西野決戰、以一部沿鹹榆公路保障翼側的意圖，因此，要求1縱“留藍家坪北之營繼續與敵保持接觸，吸引敵主力向安塞”，以加強敵之錯誤判斷。按照西野的研判，胡宗南部北出的意圖在於積極尋找我軍主力決戰。如我軍向西北撤退，即以青、寧兩馬從慶陽、環縣、定邊之線堵擊，以胡宗南主力經安塞北上，形成東、西、南三面夾擊之勢，以消滅我軍於保安、吳旗地區，或迫我北上綏蒙沙漠地區；如我軍向東北撤退，則以榆林鄧寶珊部沿無定河向南，以胡軍主力沿鹹榆公路北上，實施南北夾擊，逼我於葭縣、吳堡地區就殲，或趕我軍東渡黃河。[14]

而實際上胡宗南對於西野的行動茫無所知，行動多來自於推測。空軍的偵察一會兒説“敵人向安塞退卻”，一會兒又説“在蟠龍附近發現小股敵人”，[15]而陸軍則對空軍報告的可靠性和技術持懷疑態度，[16]所以莫衷一是。至23日黃昏都沒有得到任何確切的情報，胡宗南只好推斷拐峁以北無敵情，整1軍系由東南向西北迂迴，敵人可能被迫向安塞方向撤退。因此，胡宗南令整1軍主力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進，如無敵情，25日仍回延安。[17]

可見西野當時高估了國民黨軍求戰的決心。實際上胡宗南的意圖主要是鞏固延安的佔領，主力北上帶有威力搜索的性質，最終還是打算集結在延安附近，等落實情況後再確定行動方向。

無論如何，蔣軍以主力向安塞方向出擊，以一部進佔青化砭保障翼側的佈置，和西野預先設想的在延安東北方向殲敵的方案正好“配合”起來了。事後看，即使蔣軍以主力東出延長，向甘谷驛方向進攻，仍須以一部進佔安塞保障延安、以另一部進佔青化砭保障主力右翼安全，這樣仍是沒有好果子吃。從戰役戰術層面上來説，關鍵還是信息不靈，對於西野的情況茫然無知。正如國民黨軍自己所總結的：“戰鬥遂行中，我軍情報蒐集無法深入匪區，僅憑無線電測向及空軍報告以為研判之資料，影響於指揮及部隊間之行動不小”。[18]

就戰略上進一步深入探究國民黨軍行動的內在動因，會發現其高層在整個戰略規劃上的矛盾。

首先，蔣介石攻佔延安的計劃，是臨時起意的，為求保密，連國防部作戰廳都不得與聞。[19]此前，蔣的戰略是到處開花，毫無重點，國軍宿將程潛曾抱怨説：“不知蔣先生對這個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戰略如何策定？重點擺在哪裏？是關內？抑或關外？是由內往外打？還是由外往內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實在令人無法揣測”，由此，“部隊東遣西調，顧此失彼，攻守進退，恐將失機”。[20]等蔣介石體認到這一點，開始強調“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戰場與支戰場。我們在全國各剿匪區域中，應先劃定匪軍主力所在的區域為主戰場，集中我們部隊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後再及其餘戰場。同時在這個主戰場中，又要先尋找匪軍兵力最強大的縱隊進攻，予以徹底的殲滅”，[21]並將山東作為進攻的重點時，卻又臨時起意要先攻佔延安，主觀上以為可以迅速結束西北戰事，轉用胡宗南部於其它戰場。[22]但開闢新戰場，實際上是分散了兵力，有礙重點的形成，這一點蔣卻並未意識到。[23]

其次，攻佔延安之目的，從軍事上講，應該是儘快撲滅西北共軍主力，以便轉用胡宗南部於其它戰場。但國民黨軍所確立的目標卻是：“為維護政府威信，端正國際視聽，並振奮民心士氣，鞏固後方”，[24]將外交和心理作戰作為首要實現目的。

在攻取延安的作戰指導思想上，蔣介石和胡宗南就只設想了共軍以延安為核心進行決戰或“向晉西或綏南逃竄”兩種情況，[25]對於中共內線機動作戰的可能性未予考慮。

由於戰略上的矛盾和作戰指導的粗疏，作為戰區指揮官的胡宗南，在攻佔延安、表面上已經達成其作戰目的的情況下，對下一步的行動就不免要陷於迷茫之中了。接下來究竟是四面包圍、逐步縮小對手機動空間，以求徹底殲滅呢？還是以“犁庭掃穴”的姿態，將對方驅趕至黃河以東，從而儘快結束陝北戰事，從而得以轉用主力呢？從國民黨軍的角度來説，以主力北上安塞帶有驅迫對方東退的含意在內，較之東出延長將對手封閉在陝北更符合當初的預想，這恐怕是胡宗南做出主力北進安塞之決策的深層動因。

[4] 參見：“中共中央關於保障中央機關安全問題的指示”（1947年3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一）》，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8月，第126頁。該指示中提到延安保衞戰“我共傷亡五百人左右，敵傷亡千五百人左右”。可能是出於鼓舞士氣的原因，中共在對外宣傳上，號稱此役殲敵“五千二百餘人”，長期以來各種黨史、戰史書籍中大多采用該數字。1980年代權威黨史刊物（《中共黨史資料》第二十二輯，“西北解放戰爭大事記”，1987年6月出版）上已經有了較準確的數字，即“西北我軍經過六天抗擊，殲敵一千五百多人”，但之後各種出版物上似乎仍以採信“五千二百餘人”者居多。

[6] 國民黨中央社3月20日西安電稱：“由陝北南犯關中共軍賀龍部，經國軍奮勇反擊後，退入甘泉迤北之大小勞山山地，負隅頑抗，經國軍一晝夜圍剿，激戰甚烈，賀部曾企圖在大小勞山作困獸鬥，卒以死傷慘重，乃於19日夜狼狽逃竄，賀龍亦逃逸無蹤”。轉引自王超北：《來自秘密戰線的報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35頁。

[9] 該機要科是3月20日由中共中央機要處派吳振英等9人和聯司機要科李國華等7人組成，吳振英任科長，副科長夏林。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機要工作歷史簡編（解放戰爭時期）——第一野戰軍、西北軍區分冊》，蘭州軍區司令部機要局編，1995年7月，第27頁。

[1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文獻選編（一）》中這份電報時間是“丑時”，但依照教導旅作戰日誌記錄，實際上是電令被接收到的時間。依此判斷，這份電報的發出時間應和給張廖及軍委的電報幾乎同時。

[16] 因陸軍進佔延安後，看到轟炸彈痕，不是落在空場上，就是延河的沙灘邊，重要地點和處所，幾乎看不到轟炸痕跡，因而懷疑空軍的可靠性。參見楊健：“胡宗南部進犯延安的前前後後”，《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5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