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真的有效嗎？_風聞

來源：神經現實

冥想宣傳的對心理和生理上的好處包括：消除或減輕壓力、焦慮、抑鬱症、躁鬱症、飲食失調、糖尿病、藥物濫用、慢性疼痛、高血壓、癌症、孤獨症和精神分裂症。它是每個人的靈丹妙藥。 冥想還有明顯的人際和集體效應。正念冥想和其他從佛教衍生的冥想技巧，比如慈悲和仁愛冥想，可能會增加親近社會的情感和行為，產生更大的社會聯繫和利他主義，消除侵略性和偏見。某人宣稱，“如果在世間，八歲以上的人都學會冥想，那麼暴力將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消除。”這句話在網絡上廣泛傳播。這項有益的活動自然被應用在了各式各樣的場合。冥想技巧已經在軍隊中推廣，目的是提高士兵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狙擊手會利用冥想從情感上超脱殺戮行為，穩定將要奪取生命的手（與冥想相關的祥和、寧靜等反殺戮的元素早已被幹淨剔除）。公司會利用冥想抵消壓力和倦怠，表面上看，這是善意的目的，但它也能幫助公司創造順從的員工。在學校，冥想的干預旨在讓孩子們平靜下來，更好地應對獲得高分的壓力。在這裏，我們的目標也是減少不良行為和侵略性，以增加親社會性和合規性。心理學研究通常對冥想的功效持樂觀態度。事實上，關於冥想親社會性的研究結果幾乎全是支持態度——它不僅有改變個人，還有改造社會的力量。所以，冥想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果這一理論似乎是有根據可循的。由此帶來了在各種環境下應用的前景，比如在社會衝突中的應用：消除戰爭和恐怖主義。然而，問題出在為了支持這種説法所做的研究上。去年，實驗心理學家Miguel Farias，Inti A Brazil和我進行了系統的回顧和薈萃分析，研究那些主張冥想能增加親社會性的科學文獻。我們評審了在冥想者和非冥想者之間進行的隨機對照研究，回顧了20多項研究，評估了不同類型的冥想給親社會情感、行為產生的影響，例如如何感受同情心、同理心和個體的聯繫。

我們審查的研究使用了各種方法和干預措施。例如，有一種為期八週的冥想幹預，稱為“正念減壓課程”。人們學會了如何進行有意識的呼吸，並修習了“活在當下”，釋放他們的思想和感情。與此同時，與冥想者進行比較的對照組每週進行一次關於同情心益處的小組討論。另一項研究比較了引導式放鬆，參與者會聆聽關於深呼吸和放鬆的錄音，而對照組則待在等候室裏什麼也沒做。大多數研究會要求參與者填寫關於自己冥想幹預經歷的調查問卷，以及他們對自己和他人的同情程度。 一些研究還會進行對同情行為的評估，例如，某個案例評估了個體在逐漸擁擠的等候室裏讓出一把椅子的意願程度。

— Anne Laval

最初，研究結果似乎充滿了希望。我們的薈萃分析表明，冥想確實對親社會性產生了輕微的積極影響。但隨着發掘的深入進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雖然冥想會使人們感到更富同情心或同理心，但它並沒有減少侵略性或偏見，也沒能改善人們的社交關係。所以，即便親社會性的益處並不容易判明，但它們顯然是能夠被衡量的。問題的焦點在於衡量這些益處的方式。

**為了全面剖析研究，**我們進行了二次比較，試圖瞭解方法論思考會如何改變我們最初的發現。該分析着眼於對照組的用途以及施加干預的導師是否也是該研究的作者，這些都有可能造成結論的偏見。而我們的研究結果令人震驚。讓我們從對照組開始講起。設置對照組的目的是隔離干預的效果（在我們的研究中，施加的干預就是冥想）並消除無意識的偏見。通過在藥物試驗中發現的無效對照劑效應，首次揭示了適當控制條件的重要性。簡單的講，就是即使沒有使用活性劑（或藥物），治療仍是有效的。為了避免這種影響，藥物試驗中的每個組都會接受相同的治療，唯一的區別在於對照組使用無效對照劑（或糖丸）而另一組則接受真正的藥物試驗。測試者和被測試者都不知道被測者所屬的組別（這被稱為雙盲設計），有助於消除無意識的偏見。通過這種方式，研究人員可以判斷出活性劑是否有效。但是，在行為變化的研究中，應用對照組/無效對照劑是很棘手的，因為當治療不僅僅是藥丸而是一種行動時，更難創建一個對照組（或無效對照劑）。對照組必須類似於被幹預的小組，同時又要減少一些區別於實驗組的重要成分。這就是所謂的主動控制。與實驗組相比，被動對照組不用做任何事情。當干預組與只完成了調查問卷的被動對照組進行比較時，發現冥想確實可以增強同情心。因此，可以認為，與被動待在等候室的對照組相比，在干預下參與了為期八週的仁愛冥想的參與者增強了同情心。

“

我們的分析表明，冥想本身並不能使世界變得更富有悲憫。

但是，我們是否真的隔離了冥想的影響？還是我們只是簡單地證明了做某事比什麼都不做更好？同情心的增強也許是因為個體們花了八個星期的時間來考慮如何更具有同情心，又加上對從事一項新的活動感到愉悦。主動對照組（例如，討論同情的參與者）能夠更有效地隔離冥想幹預的效果，因為這兩個羣體現在都參與了涉及培養同情心的新活動。我們的分析結果表明，冥想本身並沒有使世界變得更富有悲憫之心。精心設計的控制對照實驗允許採用雙盲設計進行研究。通常認為給冥想幹預開發有效的無效對照劑是不可能的，但事實上它早已實現——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在20世紀70年代，先驗冥想研究的鼎盛時期，Jonathan C Smith完成了一本71頁的手冊，描述了冥想技巧的基本原理和益處。他將手冊交給了一位研究助理，助理沒有意識到這項技術完全是捏造出來的——因此，他充當了無效對照劑的角色。隨後他開始向對照組的參與者描述這項技術的優點。（而實際的無效對照組中，參與者被指示要每天在黑暗的房間裏靜坐20分鐘，思考他們渴望的東西）。關鍵點在於，無效對照組可以用來研究冥想，它只是不經常被使用。

雙盲設計有助於消除參與者從研究人員那裏意外產生的偏見。這些偏見在心理學方面有着悠久的歷史，被稱為實驗者偏見（實驗者無意中影響了參與者的行為）和需求特徵（參與者以他們認為會使實驗者滿意的方式行事）。 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討論了規避實驗者偏見和需求特徵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實驗者偏見仍然存在——特別是在冥想的研究中。

**從圍繞實驗者偏見和需求特徵的討論中我們驚訝地發現，**我們回顧的48％佔比的研究中，冥想幹預由該研究的一位作者（通常是其主要作者）主導。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去嘗試控制熱情洋溢的導師和研究人員對參與者造成的潛在偏見。這種偏見通常不是故意的，而是潛意識下，給予實驗組的參與者優待或表現的特別熱情。作者本人扮演導師在研究中相當盛行，我們決定在薈萃分析中對其進行統計研究。我們把使用作者本人的研究與使用其他導師或其他形式教學（例如錄音）的研究進行了對比。我們發現，只有在作者自身也是施加干預的導師的那些研究中，同情心才會增加。實驗者偏見往往與需求特徵密切相關，參與者的行為或反應方式與研究者的期望一致。例如，參與者可能會不顧自己的真實感受做出反應——更熱衷於有關同情心的問卷，因為研究人員本人對同情心充滿熱情。圍繞着冥想的嗡嗡聲被描繪成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的療愈，是改善健康和思想的關鍵——這點也很有可能反饋給了希望從冥想幹預中獲益的參與者。然而，我們所研究的文獻中幾乎沒有哪項研究為預期效果做了對照控制，而對這種方法論的關注在冥想的研究文獻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實驗者偏見的普遍性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個令人困擾而又很少討論的偏見涉及數據分析和報告。解釋統計結果並選擇要強調的內容同樣具有挑戰性。數據並不自辯——數據是由學者們負責解釋的，而他們的思想並不是白紙一張。學術界經常要在承擔公正分析數據的責任和學者自己的信念、願望以及期望之間劃出界限。 2003年，哈佛醫學院的Ted Kaptchuk總結了一些在科學報告中普遍存在的解釋性偏見：證實偏見，拯救偏見（通過實驗尋找選擇性錯誤來證明期望的合理性），以及“時間證明一切”偏見（因為事實上額外的數據可能支持它，所以保持一個折中的期望）等等。在我們審查的冥想文獻中，絕大部分都存在這類問題。我們遇到的最常見的偏見是“證實偏見”，也就是支持先入為主觀念的證據比挑戰這些信念的證據更加有利。證實偏見普遍存在於過度報告邊際顯著（不甚重要的）實驗結果的形式中。 當使用統計檢驗時，0.05及以下的p值通常表明結果在心理學研究中具有統計學意義，但是，習慣性的做法是將結果報告為“趨勢”。再或者，假若結果接近又未達到理想的0.05截止值，則報告為“輕微顯著”。問題在於，心理學對於什麼可能構成“邊際顯著”並未達成共識。在我們評審的論文中，p值範圍在0.06到0.14之間，也就是説連邊際顯著都幾乎沒有。（p值檢驗是不是最準確的科學方法尚有爭議，但如果我們使用這種類型的測試，就應該遵守規則。）

“擁護冥想的觀點和捍衞其聲譽的鬥爭使得公佈負面結果變得更加困難。

在統計方法被設計成有明確的削減的自由的情況下，當沒有結果的時候，發現效果的機會就增加了。使用“邊際顯著”的另一個問題在於進行報告時要排除偏見。例如，在某項研究中，作者報告了相比於對照組更有利於冥想幹預的邊際顯著差異（p = 0.069）。然而，在下一頁，當作者報告不同於冥想組的差異結果時，他們聲稱完全相同的p值是“非顯著”的。只有當結果證實了他們的假設時，p值才是“重要的”。事實上，我們審閲的大多數研究都認為邊際顯著性和具有統計學意義是相當的。證實偏見很難克服。期刊依靠審稿人來發現它們，但其中一些偏見已經成為常規操作（比如報告邊際顯著的影響），它們經常會被漏掉。審稿人和作者也面臨着學術壓力，這些壓力使偏見更容易發生，因為期刊更傾向報道積極的結果。但是在冥想研究中還存在另一個複雜因素：許多研究人員，也就是期刊文章的評論者，他們不僅是冥想的從業者和愛好者，而且也是冥想項目的提供者。他們個人會投資於冥想項目，使自身或者自己的機構從中獲利。擁護冥想的觀點和捍衞其聲譽的激烈鬥爭使得公佈負面結果變得更加困難。我的目的不是詆譭科學，但科學家確實有責任建立一個旨在無偏見並瞭解其侷限性的證據基礎。這點很重要，因為冥想力量膨脹的結果為推銷其益處提供了神奇的信念。正念網站將冥想作為沒有任何副作用的“快樂藥丸”來推銷，據説只要孩子們能夠保持深呼吸、活在當下，它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帶來世界和平。但是，我們是否能確定冥想不會對個人和社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冥想是否有可能刺激功能失調的環境，還是實際上它本身卻會指向精神類疾病？

**谷歌或耐克這樣利用冥想技術的大型公司已經在實踐和認可其益處的羣體中形成了緊張。**那些更加傳統的人則認為，沒有倫理教導的冥想會走上歧途（比如狙擊手穩定地進行殺戮射擊，或者順從的員工屈從於不健康的工作環境）。倘若冥想不適合你呢？更有甚者，如果它讓你感到沮喪，焦慮或引起精神病呢？在最近的文獻中，這些症狀的證據是可以預見，20世紀6、70年代的報告就警告了先驗冥想的陰暗面。存在一種風險是，那就是接受精神治療的少數病例被心理學家認為有精神病的傾向。

— Robert Donnelly

在《The Buddha Pill》一書中，Miguel Farias和Catherine Wikholm對冥想直接引發的抑鬱、焦慮、煩躁、躁狂和精神病症狀進行了批判性研究。他們認為，科學界尚未評估不良影響的普遍程度，人們很容易認為，可能出現的少數軼事案例是由於一個人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易患性造成的。但是在Google上進行簡單的搜索顯示，在冥想論壇和博客中，抑鬱症，焦慮症和躁狂症的報道並不少見。例如，一個佛學博客上有許多關於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響的報告，被稱為“黑夜”。 一位博主寫道：

我曾度過了一場相當恐怖的“黑夜”，它持續了九個月之久，令人痛苦、絕望、恐慌、無法集中注意力（以至於難以完成簡單的任務）、拒絕社交（因為感覺很糟糕，還由於缺乏注意力，我很難跟上和理解別人在説什麼）、孤獨、幻聽、輕度偏執、對待朋友和家人態度很差、長期懷舊和悔恨、強迫性思想（通常是關於死亡），等等。

在佛教界，這些所謂的“黑夜”是冥想的一部分。在理想的情況下，“黑夜”是在佛教教義的框架下與經驗豐富的導師一起完成的，但那些沒有這樣的導師或在世俗背景下冥想的人呢？目前，文獻中未報告的不良影響或許是偶然出現的，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受此影響的人以為這是冥想的一部分，再或者他們最初並沒有將此與冥想練習聯繫起來。考慮到冥想的正面形象和沒有相關負面報道，很容易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只是會停止冥想，但許多網頁和文章往往把這些消極或矛盾的情緒作為冥想的一部分，這些感覺會隨着練習而消失。然而，（在最壞的情況下）繼續練習可能會導致精神病的全面發作，或有其他輕一些的不良影響。例如，在1976年，臨牀心理學家Arnold A Lazarus報告稱，一名年輕人發現先驗冥想所承諾的好處根本就沒有出現，還沒來得及質疑這些誇大了好處的説法，他更是體會到了強烈的失敗、徒勞和無能。在最好的情況下，個體會有精神科醫生或經驗豐富的冥想導師來指導他們，而那些獨自冥想的人可能會落入精神疾病的魔爪中。 Lazarus警告説，冥想並不適合每個人，我們需要考慮個體差異，並意識到其在世俗背景下應用的不良影響。他曾如此評價先驗冥想，“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研究人員和治療師需要了解不同類型的人修習冥想的益處和風險——這並不是個好消息。

在《The Buddha Pill》中，Farias和Wikholm寫道：

[我們]沒有停止相信冥想帶來巨大改變的能力，但是我們擔心冥想的科學是一種歪曲的觀點：冥想的發展並不是為了讓我們的生活壓力更小、改善我們的福祉。它的主要觀點是相當激進的——破壞了你對自己是誰的認知，動搖你自我意識的核心，這樣你就會意識到“一切皆是無”。但我們並不是如此看待在歐美地區推廣的冥想課程。在這兒，冥想已經被改造成一種天然的藥丸，它會使你的頭腦“冷靜”下來，感受“快樂”。

必須提出一種更加平衡的冥想觀，一種理解冥想的侷限性及其不良影響的觀點。總有一天，人們對這種強大且難以理解的修習將有更全面的瞭解。目前，我們對它的理解大多是扭曲的。

關於作者：Ute Kreplin是新西蘭梅西大學心理學講師。她的研究成果發表在《自然》和《神經心理學》（Neuropsychologia）等雜誌上。

本賬號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簽約賬號

翻譯：橘子汁

校對：亦蘭

https://aeon.co/essays/can-meditation-really-make-the-world-a-better-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