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世界中心【23】_風聞

轉至天涯樓主：温駿軒

寫於09年

    還是先回到台灣問題吧。

    其實於我的本意本來是想直接告訴大家台灣遲早會迴歸的，然後繞過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太敏感，説多了上面不高興，台灣“人民”不開心，板油們也會扔磚。

    不過已經講到這份上了，不講講也説不過去，就大概説一下好了。

    説到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可以用一個詞形容，那就是“若即若離”。説他遠，又不算遠。

    以至於島上的居民除了“原住民”外基本上都是從大陸遷過去的；説他近又不算近，海峽的寬度和台灣本身的物產，足以讓台灣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環境裏發展。

    我曾經説過如果算起來，西藏有可能算是最後納入中國的土地。其實台灣納入中國的時間也很靠後。讓我們先大略瞭解一下台灣開發的歷史。　　

    台灣本來的原住民就是我們所説的高山族，也就是國際上所説的“南島民族”。簡單説就是居住在南太平洋那些小島上的原始民族，從人種的角度來説不屬於東亞民族。　　

    儘管台灣距離大陸的距離並不算遙遠，但由於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陸權國家，對海外的土地一直不感興趣，因此除了少數民間移民外，一直到明朝末年都沒有大規模移民台灣。

    史書最早關於台灣的記載是孫權派了一萬士兵上去探路，結果發現沒什麼油水，抓了幾千原住民回去交差了事（據説因為投入與產出嚴重不符，領兵的將軍還受到了嚴厲的處分）。　　

    真正台灣受到重視是到了明朝末年，我們知道明朝初年，鄭和曾七下西洋，現在關於永樂皇帝為什麼要派鄭和出海爭論很多。

    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的政治家們並沒有因此而發現海權的重要性，鄭和事件只是作為一個意外事件被歷史湮沒了，官方重又下達了禁海令。　　

    但沿海的居民已經嚐到了海外貿易的好處，所以並不願意回去種地或只在海邊打打漁。於是走私與反走私成了明朝中後期的一大項重要活動。

    由於當時的貿易對象主要是日本，所以出於維護共同的利益，這些明朝的“賴昌星”很自然的和日本人勾結在了一起，攜手武裝反對阻檔他們財路的大明政權。

    這也就是正史所説的“倭寇”，可以讓我們聊以自慰是，在明代“倭寇”的頭基本都是中國人，日本人大都是做馬仔的。　　

    這場戰爭最終以明朝政府的勝利而告終，但這並不意味着海上走私活動有所減少，只是由於豐臣秀吉在朝鮮被明朝打怕了，而對日本人下達了禁令。

    既然日本人已經基本不參與這種武裝走私行為了，也就不好再把“倭寇”的帽子扣在這些強悍的水手身上了。　　

    至於明朝與“倭寇”們的戰鬥究竟應該如何定性，現在史學界有不同的聲音，不過這並不在我們今天的討論範圍。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正是這場走私與反走私的戰爭凸顯了台灣的戰略地位，開啓了大陸對台灣的第一波開發熱潮。

    在日本人還在參與走私行為的時候，日本南部的沿海地區是不錯的基地。但在日本人退出以後，中國方面的“海商”們需要另外再找尋一個根據地了。（最後一次有史記載的“倭寇”事件時間是1624年）　　

    1606年做為新一代的“海商”代言人——鄭芝龍出生了，我們無從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從事“走私”這份有前途的職業的，我們只知道他最初的老大也是把基地設在日本的。

    不過在他18歲那年，也就是1624年，出於我前面所説過的原因，他將根據地搬到了台灣。那時候他已經自己做了老大了。

    由於鄭芝龍入行的時候“倭寇”這個名詞已經不流行了，因此他很幸運的沒有被貼上“倭寇”標籤，而是被稱做“海商”或“海盜”。

    不要小瞧了這種分別，前者事關民族大節，後者説不定會被當作反抗階級壓迫的英雄（雖然從實際行為上兩者並沒有區別）

    不過年輕時候的日本之旅也並非沒有在鄭芝龍同志身上留下一點紀念。最起碼他娶了一個日本妻子，這個妻子為他生下了一個足以影響世界歷史的重要人物——鄭成功。

    母親的國籍並不能影響鄭成功做為華夏民族英雄的的形象。

    在父系社會，母親的血統並不重要，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日籍的妻子，並不會去試圖影響丈夫和孩子的價值觀。（在抗日戰爭時，有很多嫁給中國人的日籍妻子都將自己視為中國人）。

    在鄭芝龍到達台灣的同一年，荷蘭人也到達了台灣。其實作為當時的海上強國，荷蘭人已經1601年就試圖打開中國的大門，並象葡萄牙人那樣在中國沿海獲得一塊根據地了。

    他們開始選中的目標是離大陸更近的澎湖列島，不過大明水師在與“倭寇”的戰鬥中已經成長了起來，荷蘭人的幾次試探都已失敗而告終。　　

    不過大明水師也僅滿足於將荷蘭人趕離澎湖，雙方最終達成合解（1624年）。

    荷蘭人不再侵擾澎湖，而大明朝廷也放任其將基地設在台灣。對於明朝來説，那塊地方還太遙遠了，何況當時陸地上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鄭芝龍當時還只是海盜，所以對於荷蘭人並無對抗的實力。所以便帶着所有家當回到了大陸繼續做他的老本行。

    不過在大陸做這種犯法的營生畢竟不比在海外，總是要擔心被官兵抄底。當然辦法也不是沒有，最好的辦法就是我也來做官兵。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自從《水滸》誕生後，它就一直被山大王們做為教科書而收藏着。

    山上的大王可以學，那海上的大王當然也可以用。所謂小尼姑的頭，“和尚摸得，阿Q也摸得”。

    好在官府最近被北邊的事忙得焦頭爛額，也正好想“以盜制盜”，雙方一拍即合，鄭同志就搖身一變成了明朝的總兵官（1628）。

    穿上了官衣總得做出點成績吧。於是昔日的兄弟們紛紛成了鄭芝龍的手下敗將，識相的也共同做了官軍。　　

    官府收鄭芝龍除了對付海盜，更主要的還要防荷蘭人。這也正合鄭芝龍的意，有了官府做後盾，腰桿子自然硬了不少，1633年鄭芝龍在福建沿海金門海戰中擊潰荷軍艦隊。

    不過商人就是商人，如何利益最大化才是他們最關心的。最終鄭同志和荷蘭人達成合解，共同開發台灣，也共同壟斷對日貿易。　　

    海盜出身的鄭芝龍其實並不信任政府，如何在海外經營一塊自己的根據地才是他最關心的。

    於是大陸第一次大規模的向台灣移民開始了，在最初的幾年便達到了數萬之眾。而當時荷蘭人在台灣只有幾千人。

    隨後的歷史大家應該都很清楚了，基本的脈絡是鄭成功退守台灣，趕走了荷蘭人，開始了第二拔的大規模移民。

    1683年施琅收伏台灣，又開始陸陸續續向台灣移民，到1811年移民人數總計180餘萬。

    到了1853年太平天國進入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於戰亂，大陸地區又掀起了一波移動高潮。及至190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台灣轉而開始接收日本移民。

    1945年國軍接收台灣將日本勢力清除出去，並隨後開始了最後一波的移民高潮。

    從這段歷史大家可以看出，大陸對台灣的大規模移民起至17世紀30年代，止於1949年，期間大約310年左右。

    從這個角度可以説目前台灣人都是“外省人”，只不過是時間先後問題。

    但這麼長的時間足以造成對大陸地區的心理認同的深淺度，這一點稍後講到。　　

先了解一下台灣的地形

    從圖上可以看出,台灣的整個地形是一片葉子形,但由於中間大部分地區為山地地形,所以適合耕種的土地集中在西海岸，北細南寬，整體呈香蕉形。東海岸也有很窄的一條平原地帶，但面積過小，不適合大規模居住。

    因此，無論是荷蘭人，還是鄭氏家族最初的開發地點都集中在南部。也就是集中在現在的台南一帶，最北到嘉義。這一帶的地理名稱叫“嘉南平原”。

    如果説台灣歸清以前的移民開發了台南地區，那麼清朝繼續向北拓荒，開始了台中地區的開發，這一時期的移動多其中於台中地區。

    清中期台灣繼續向北開發，政治中心也逐漸向台北地區轉移。1875年沈葆楨建台北府，統管台灣行政。可惜尚未得到充分開發，20年後台灣即被割讓給了日本。

    日本仍以台北為行政中心，日本移民也多集中於此。到了1945年國軍接收台灣後，新一波的大陸移民應該説遍佈台灣，但在台北最為集中（一為行政中心，二有日本撤出後的空間）。

    另外在這一時期，台東那一條狹窄的平原地區因為新移民的到來，而充實了人口。不過人受地理條件所限，人口數量不是很多。

    因此從開發的順序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最早的移民開發地點主要集中在台南地區（嘉南平原）；而清早期的移民則在台中地區較多。及到清晚期及1945年以後的移民在台北地區和台東地區比重較大。

    這樣就造成一個現象，越往南地區對於中國（或説大陸）的認同度越低。移民時間越短，相對來説對大陸地區的記憶越清晰。

    目前的台灣由於民進黨當政時期強化了新老移民的區別，因此使得黨派之爭很大程度上成了劃分與大陸關係遠近的標尺。

　　附：2004年與2008年台灣地區地方領導人選舉圖

　　

    從這兩張圖上可以看出，相對與 大陸親緣關係更近的台北、台東地區為泛藍的根據地；而嘉義以南的台南地區為泛綠根據地。而介於中間的台中地區則成了雙方爭奪的搖擺地區，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勝出。

　　這種地緣格局的形成從深層次理解是與移民開發的時間相對應的。當然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則是經濟上的。

　　台灣南部之所以成為最早被開發的地區，是因為平原較大，適合農業生產。這也造成早期的移民中農業人口比例相對較高。

而後期的政治中心轉移到台北，1945年以後從大陸入台的人員約有120萬，這樣多的移發勢必會擠佔原有移民的生存空間。加上1945年以後台灣的政治與工商業主要掌握在新移民手上。原有的移民與新移民爆發矛盾也就在所難免。

　　前面也提過，對我啓發最大的是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當你的視線不再侷限於個別英雄人物的身上時，很多東西就迎刃而解了。地緣只是一個角度，也是最基礎的一個角度。如果真形成了“大歷史”觀，還有其他如經濟、宗教一類的角度可以解讀歷史和現實（這些角度是相輔相成的，並不矛盾。到最後會發現從不同角度解讀出的答案是相似的）。

    在海權時代,一個國家沒有陸上鄰國會比有鄰國更安全；但如果一定要選擇鄰居，那麼一羣小個子總比一個大個子要安全的多。

　　不過凡事都是相對的，獨處海上固然安全，但要想介入大陸事務（這裏指歐亞大陸）就必須找跳板。所以中國一面和歐亞大陸中心地帶接壤，從長遠來看也未必是壞事（關鍵自身實力要強）。

    接着説台灣。簡略説了下台灣的歷史和移民情況。一開始花了點時間理了理鄭芝龍的情況，主要是想大家清楚台灣初始開發的時間。這一段歷史中學歷史老師一般會模糊處理的。

　　總得來説移民開墾的重點是由南自北的，這也很好理解，在人口較少的時候，人們總是選擇最容易的地方開發。在這裏只是説一個大趨勢，或説大規模人口遷移的方向。並不是説在鄭芝龍開發之前就沒有移民了，也不是説在初期開發台南的時候就沒有人去台北了。

　　最初的移民還是延續中國傳統的農業遷徙方式，即尋找最適合耕種的土地。但到了清朝末年，隨着東方古典時代的即將結束。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也發生了變化。

　　這一時期由於西方的貿易擴張，港口變得比農田更加能夠創造工作機會了。在南部，台南原有與大陸溝通的港口已經由於淤塞不堪大用。好在再往南一點分割“嘉南平原”與“屏東平原”的阿里山脈延伸至海洋，造就了一個天然良港——高雄港（良港後必有山，否則海岸線太過平滑，無法停泊大噸位船泊）。因此台南地區得以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在台灣北部，由於可耕種土地沒有南部多，因此人口密度也沒有南部高。但隨着海運時代的到來，位於台灣島頂端的基隆港被開發了出來（1886年）。而其身後的台北平原則在稍早的時間建立了台灣新的行政中心——台北市（1874當時稱台北府）。也許當時清政府選擇將行政中心建在盆地當中而未建在再靠西一點的平原上是出於多種原因（比如安全，土地的所有權）。但基隆港與台北的確形成的類似北京——天津的關係（即行政中心加港口）的確使得後期的移民向台北地區集中。這種政商合一的優勢在目前仍在繼續，台南的人口仍在不斷的向台北地區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