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與中西思想_風聞

         我在前文中説，辯證法的核心在事物的流變性，是事物藴含差異性的展開，從一階段向另一階段的發展。正是辯證法的這一特點才形成一個豐富多彩的萬千世界。比如生命的演化就是如此，從細胞的生長出發，演化出微生物，繼而持續經歷不同發展階段，形成植物和動物。而植物和動物內部又發生新的分化，每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就產生新的種類。辯證法是世界的本源，是根本大法。中西思想對辯證法，對事物發展過程的不同把握方式和處理方式就形成中西思想的不同特點。    

       中國思想側重於把握事物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的連續性過程，由此產生流動的“氣”這一形象化的概念。而“道”就是這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相互過渡的軌跡，也即是“路”。所以中國思想崇尚“路”的通達。變則通，通則久，否則就是“窮途末路”。中國人關注的重點在“如何行”。正是對事物發展變化全過程的把握（綜合運動的把握），中國人思考問題的方式可稱為史學的思維方式。從抽象的一（太極）出發下降，經過不同階段的運動變化，發展出豐富的差異性。每一特定階段固定下來，與其他階段界限分明，就產生各具特殊性的事物。連續進行，就產生一個豐富多彩而又具體的世俗化的現實世界。因此中國人的智慧之學是史學，它研究事物的變化進程，中國人的性格特徵是世俗化。    

        西方人思考問題則相反，是一種哲學的思維方式。它把每個發展階段定格化 ，並與其他階段區分開。分別研究認識各自階段產生的特殊性事物（分析靜止的把握）。就這樣從一個個具體的世界出發，不斷的分析與抽象，從而從眾多的特殊性上升，產生一個普遍性的，抽象的一，即清冷的理念世界。由此西方人的智慧之學是哲學。它使事物的運動靜止化，定格化，認識事物靜止的橫截面，關注的重點在“是什麼”科學及神學由此而來（神是“一”的人格化）。事物變化的最明顯場所是人類世界，因此中國發達的學問是史學及倫理（經學）。而事物變化的緩慢，相對靜止的場所在自然界，因此西方發達的學問在科學，神學則由靜止永恆的理念世界而來。

       簡單的説，中國思想特性就是從“一”下降到“多”，抽象到具體。西方思想特性是“多”上升到“一”，具體到抽象。史學思維是運動中的綜合，故而“一”到“多”是史學的研究對象。哲學精神是靜止中的抽象，研究的是”多“到”一“。只有辯證法是”一”到“多”，又從”多“到”一“的來回返復過程，也就是”道“。因此辯證法包含史學精神和哲學精神於一體，中西文化的根底就是辯證法這個道的不同方面的體現。以辯證法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則是從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回到具體，是哲學（科學）思維與史學思維的結合。由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超越中西思想 之上的思想體系。  

      另外，“仁”是對各個差異性的階段、各個特殊性事物的打通、連接，拼合成整體，就是矛盾的統一，就是“和”。“義”則是尊重各個差異性的階段或各個特殊性事物的特點，使其界限分明。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的應對，因地制宜。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所謂“義”者，“宜”也。如果説“仁”是普遍性的反映，“義”就是特殊性的反映。同樣，自由是越過既定的界限，追求普遍性的衝動。權利是給自由劃界，它使自由具體化，從而現實化，停留於特定階段，也是特殊性的反映。因此作為西方文化核心價值的“自由”就相當於中國文化中的“仁”，它們的共同點在於，都是表達生命的“舒發”。“權利”則相當於“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