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有關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佳作評介_風聞

最近因為課程緣故而閲讀不少有關帝制晚期到20世紀中國經濟史的著作，本文是簡要的評論與介紹，以饗讀者。

首先是一本地區環境-經濟史作品，馬立博撰《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此書以嶺南地區（兩廣及海南）為研究對象，所探討的問題是華南自然環境的變遷究竟如何。人類的制度，如國家、經濟和社會，都被融入到環境變遷的框架下加以討論，以回答帝制晚期的中國經濟是如何長期保持糧食的充分供應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和糧食產量的過剩或不足將導致怎樣的社會經濟後果這兩個問題。

作者指出嶺南地區以廣州為核心的經濟、人口分佈事實上是明代以降才成型，而這又歸功於蒙元入侵後大量漢人南遷帶來的土地開發。漢人建設的水利設施一方面擴大的耕地，另一方面制服了瘧疾，是為經濟發展的根本。明末的惡劣氣候和戰爭疫病一度打斷了嶺南地區的發展，18世紀温暖濕潤的氣候和國際貿易則重啓了嶺南的商業化趨勢。水稻被經濟作物取代，而廣泛緊密的貿易將珠三角和兩廣、全國甚至全世界聯繫在一起，整合為一個擴大了的生態系統。政府的糧倉系統和高效的市場調控聯手遏制氣候變化對於糧食價格的影響，這一模式在整個18世紀都保證了嶺南地區的高度繁榮，然而人口增長及土地開墾到達極限之後，這種高度集約化，商業化的模式就顯露出生態上的脆弱性。

彭慕蘭在《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中就指出了傳統發展模式的生態瓶頸，事實上是中國和歐洲共有的現象。

他詳細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諸多現象，並指出在19世紀之前，歐洲並未在任何一點上顯露出明顯的優勢，而真正讓歐洲擺脱生態瓶頸的兩個因素：煤炭和殖民地，也是通過一系列的歷史偶合才真正發揮其突破性的作用。彭慕蘭的理論被羅伯特·B·馬克思在其著作：《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態的訴説》（商務印書館，2006年）中得到了很好的總結，如果閲讀彭慕蘭枯燥無味的《大分流》有困難，則羅伯特·馬克思的著作是簡潔而優秀的替代。

    生態環境的困境在晚清中國帶來了慘絕人寰的災難，最為著名的便是光緒三年的丁戊奇荒。艾志瑞的《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饑饉的文化反應》（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就如實的記載了這一空前的災難。

    而作者將環境史與社會文化相結合，探討了災民、清政府、在華外國人和長三角士紳階層的不同反應，於是一場環境災難就昇華為有關現代化理論、民族主義和性別差異的討論。其論述和結論都相當巧妙，令人折服。

晚清糟糕的經濟局勢因為殖民剝削而雪上加霜，民國時代並未解決該問題，甚至是所謂的“黃金十年”（1927-1937）年，中國的工業化依然步履蹣跚。城山智子在《大蕭條時期的中國：市場、國家與世界經濟（192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就以大蕭條對於中國的影響為例，討論中國的農業和工商業因為經濟體系（銀本位）或是自身（難以擺脱的負債運營）原因而在國際經濟動盪的衝擊中異常脆弱。雖然國府的幣制改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蕭條帶來的損害，但是一方面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一方面又要大規模的扶植農業和投資工業對國府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中國真正完成工業化的無疑是毛澤東時代，郭益耀的《不可忘記毛澤東：一個香港經濟學家的另類看法》（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年）就試圖論證這一點。他認為毛時代強迫農民幾乎無償的勞動所建立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和高積累、偏重工業的經濟發展策略是沒有殖民地的後發國家不得不採取的工業化選擇。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無疑是建立在毛已經讓中國的工業產值超過農業，而農業不再靠天吃飯的基礎之上的。

上述六本書構成了自明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因果邏輯概述。雖然毛病和瑕疵不少，但是卻足以構成較為完整的解釋體系。如果對中國經濟數百年來的興衰變動問題有興趣，不妨按照我提供的順序閲讀這六本書，或許將收穫不一樣的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