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記者被肢解，曾經一箇中國記者……_風聞

一名沙特記者的死，最近刷屏全世界。

當59歲的卡舒吉踏入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後，再也未能“完整”地出來。

土耳其官方提供的照片顯示，隨後一名沙特法醫提着旅行箱走出該領事館。

箱子內，是卡舒吉的屍體。在領事館內，他遭到沙特政府派出的15名特工虐殺，鋸骨分屍。

沙特，一個富得流油的國家，一個罕見的由80後掌權的國家（還有一個是朝鮮），活在21世紀，為何會幹出類似凌遲的殘忍事情？

楊錦麟的説法是，這是權力的返祖。

權力的返祖，使得他們公然蔑視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所形成的普世原則和文明共識。

儘管卡舒吉因何而遭虐殺，目前仍未有結論，有説他為爭取言論自由，有説幕後有更深的交易。

但國際社會已經同仇敵愾譴責沙特政府，他們處死一個人的方式，突破了文明社會的底線。

我想説的是，權力的返祖一直都存在。

▲10月5日，《華盛頓郵報》沒有收到卡舒吉的專欄稿件，罕見地開了天窗。

一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不久，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

馮玉祥軟禁了民國總統曹錕，呼籲和平，邀請孫中山北上。

著名記者邵飄萍對發生的這一切給予了極大關注，在他創辦的《京報》上，為馮玉祥助陣。

他自己因此進入馮玉祥的視野。馮玉祥親自聘請邵飄萍為高級顧問。

時年38歲的邵飄萍，幹記者這一行十來年，早已名滿天下。

胡適曾在日記中如此讚許邵飄萍：“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現在北京日報界中沒有他的敵手。”

1923年11月，在80多家報紙、通訊社記者參加發起的“北京新聞記者公會”成立大會上，他被公推為大會主席。

説起來，邵飄萍作為輿論鬥士的歷史可長了。

當革命黨人都恭維袁世凱是“華盛頓第二”的時候，邵飄萍就在報紙上罵袁世凱，預言**“帝王思想誤盡袁賊一生”**。

當時，邵飄萍在杭州辦《漢民日報》，除了罵袁世凱，就是抨擊當地權貴。

他在報上諷刺浙江光復後的官吏醜態：“未得委任狀以前，東奔西走，到處鑽營，政界之消息，亦若甚為留意。及委任狀到手，便影子都不見。問之其友，曰：僱長班，賃公館，接老婆去了。”

對待輿論批評的態度，反映了政治權力的開明程度。

很明顯，當時的政治權力並不開明。無論是袁世凱，抑或浙江本地權貴，對邵飄萍的批評都十分惱火，不斷伺機報復。

他們曾僱傭暴徒闖入《漢民日報》社縱火搗亂，還曾買兇伏擊邵飄萍。

邵飄萍亦不畏懼，繼續放話：“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蘄。”

1913年5月，浙江報界公會選舉中，邵飄萍當選為幹事長。那時，他才27歲。

同一年，因為報道杭州第一地方檢察廳廳長許畏三涉嫌一起鬥毆事件，邵飄萍遭到圍捕。當時，許畏三指派十六七名法警和警察，包圍了報館。

上海的《申報》，這樣評論此事：“《漢民日報》邵振青（邵飄萍原名）一案……是許畏三已居於被害人地位，以被害人資格，自己拿人，自己起訴，是以檢察廳長之名義，辦自己私人報復之實事，益坐實其濫用職權之罪。”

最終，許畏三提起的公訴被駁回。

雖然在庭審中獲得勝利，但邵飄萍並未被釋放，仍被拘押在監獄裏。

在法庭上，邵飄萍對獄警説：“你這裏別的還可以，就是這個東西讓人不得安寧，請你看看！”

説着隨手把紙包打開，將上百隻臭蟲撒在法庭上，爬得到處都是。

直到1914年3月，在妻子湯修慧等人的營救下，邵飄萍才出獄。這一次無罪的關押，整整9個月。

▲在民國報人中，邵飄萍以“鐵肩辣筆”著稱。

二

1925年11月，追隨了張作霖多年的老部下郭松齡，知道張作霖與日軍有交易後，十分憤慨，公開宣佈起義。

郭松齡迅速集結七萬精鋭部隊，向奉天進發，要讓張作霖下台。

郭松齡起義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爭議。邵飄萍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在報上力挺郭松齡。

為了支持郭松齡與馮玉祥訂立密約、聯合倒張，邵飄萍穿針引線，多次派夫人祝文秀喬裝前往京郊、天津等地密送情報。

他對政治的介入越來越深。

他在報上評價反張行動：“雖不敢謂中國之政治面目即自是進於康衙大道，然至少可認服從民意，警醒軍閥，使中國發生一種新機運之有益的行為。 ”

他還在《日軍閥之干涉中國內政》一文中，以國家民族之立場，揭露張作霖的罪行，公開支持馮、郭聯合倒張。

緊接着，邵飄萍在《京報》上刊出張學良的照片，上書**“忠孝兩難之張學良”。實際上是鼓勵張學良大義滅親，“父讓子繼”**。

同時，登出張作霖和郭松齡的照片，分別寫着**“紅鬍子軍閥”、“東三省救主”**，並散發到前線宣傳。

後來，馮玉祥稱，邵飄萍一支筆，勝抵十萬軍。

向來只迷信槍炮威力的張作霖，這次被文字弄得灰頭土臉，馬上給邵飄萍匯去30萬元“封口費”。

邵飄萍的後人提供的資料顯示，邵飄萍收到錢後立即退回，並對家裏人説：“張作霖出30萬買我，這種錢我不要，槍斃我也不要。”

▲浙江東陽市橫店的邵飄萍紀念館。

但另外一些史料則表明，邵飄萍並非是一個清高的報人。

實際上，邵飄萍是一個社會人，時常遊走在權與錢的灰色地帶。與他同時期在北京辦報的龔德柏後來回憶説，“馮玉祥、閻錫山，對於新聞記者，號稱一毛不拔。但邵飄萍卻有方法向他們要錢，公然如願以償”。

龔德柏説，新聞記者的秘密，只有新聞記者知道得極清楚。

龔德柏總結過邵飄萍的“新聞操作”手法：得到內幕消息後，把新聞寫好，卻不付印，而是排出一個清樣，連夜派人送到相關高官的府上。之後，等待該高官出價買斷這條新聞就可以了。

曾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的李思浩，就遭遇過邵飄萍的“新聞操作”。

邵飄萍的日常開支十分巨大。

他好抽雪茄，所抽雪茄都是特製的，上面標有**“邵振青制”**四個字。他還開着豪車，在北京的媒體人中十分搶眼。

出手同樣闊綽。毛澤東當年要辦報，沒錢，找到邵飄萍。邵毫不在意地拿出100元，給了毛。這筆錢，相當於毛當時一年的收入。這讓毛十分感動。

一直到1950年代，毛在一次會見新聞界人士時説，胡適在台灣吹牛，説我是他的學生，其實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章士釗從邵飄萍的日常開支，反推其正常收入並不能維持這樣的生活。他認為，邵飄萍積累財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輿論影響力，“頗以言抑揚人，而言皆有值”。

北洋時期，政府會以“宣傳費”的名義，分四等給報館、通訊社發放津貼。邵飄萍的《京報》屬於第一等，每月津貼至少300元。

而軍閥給的錢就更多了。

李思浩回憶，邵飄萍是當時的名記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應酬，經常的津貼是沒有的，記得兩次送給他成筆的錢，數目相當大，每次總達好幾千吧，究竟多少，現在已記不清了。

不過，邵飄萍拿了錢照樣不買賬。這是軍閥最不能容忍的。

▲浙江東陽，邵飄萍出生地。

三

被譽為“報界宗師”的張季鸞，曾稱讚邵飄萍：“每遇內政外交之大事，感覺最早，而採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

邵飄萍因此常能獲得獨家新聞。這也是政府、軍閥爭相給他送“封口費”的原因。

邵飄萍為人有爭議，報道新聞卻相當專業。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比如同情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反對列強幹涉中國內政。

在這些大是大非面前，他從不糊塗。

比如，五四運動的爆發，跟邵飄萍的新聞鼓吹關係密切。龔德柏説，邵飄萍收了段祺瑞政府的錢，卻仍然輿論鼓吹學生運動，這是“收錢不辦事”。

邵飄萍卻認為這沒什麼，錢可以收，但正義不能被收買。

張作霖的氣憤正是因為這一點。

綜合各種史料來看，邵飄萍應該收過張作霖的錢，郭松齡倒戈後，也收過郭的錢。因為他本人的政治立場與郭、馮接近，所以在報上採取幫郭罵張的策略。

▲郭松齡起義兵敗身死。

郭松齡起義之後，張作霖為了保住地位，向日本人求援，不惜出賣主權與日本訂立“反郭密約”。最終，在日本關東軍的協助下，張作霖撲滅起義，殺害了郭松齡夫婦。

為此，邵飄萍在《京報》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張之戰功》一文。文章指出：“此次郭軍之敗，乃日本助張政策之成功。日本亦何愛於奉張乎？簡而言之，日本侵略東省之成功而已。”

可謂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郭松齡倒張失敗的要害，是日本關東軍的參戰和張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挾條件。

張作霖派人向邵飄萍説，我們屢次幫你的忙，你為什麼那樣反對我們？

邵飄萍回答，你們是幫邵飄萍的，現在攻擊你們的是《京報》，不是我邵飄萍本人。

張作霖聞言怒不可遏，遂起殺心。

很多人知道，張作霖後來秘密處死邵飄萍，罪名是“宣傳共產，鼓吹赤化”；而在另一些人眼裏，邵飄萍是為言論自由而死，報業大佬胡政之將邵飄萍之死稱為，民國15年來“中國新聞界空前之慘事”。

事實上，這些表述，都只是在尋找於己更有利的説辭。

張作霖殺人，動輒以“赤化”作為罪名，目的是利用當時人對蘇俄的恐慌，加上這樣一個罪名，彷彿死者就是為蘇俄賣命的漢奸，死有餘辜了。

當時的媒體人堅定地表示邵飄萍是為言論自由而死，目的則是借死者的鮮血，為日益受鉗制的新聞業爭取空間。

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飄萍離開東交民巷租界區，隨即遭到十幾人的攔截圍捕。

4月25日，下午3點。北京新聞界派出13名代表，向先期抵達北京的張學良求情。

張學良説，之所以要辦邵飄萍，並不是因為他的記者關係，而是因為他“宣傳赤化，流毒社會，貽誤青年，罪不可赦”。

他接着説，“逮捕飄萍一事，老帥（張作霖）與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此時飄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

代表們面面相覷，但不甘心就這麼被打發，仍舊再三解釋和懇請。到最後，張學良竟然説：“飄萍雖死，已可揚名，諸君何必如此，強我所難。”

營救邵飄萍宣告失敗。

4月26日凌晨，邵飄萍未經公開審判，被秘密處決。死前，在簡單的訊問中，他遭非人道虐待，小腿骨甚至被打斷了。

根據後來的敍述，臨刑前，邵飄萍向監刑官拱手説：“諸位免送！”

▲綠林出身的張作霖，秘密處決邵飄萍，為軍閥政治開了惡例。

四

邵飄萍死時，年僅40歲。

他的死，開啓了紛亂民國的一個惡例：未經法院審判，即殘忍奪取新聞記者的性命。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雖然很亂，但還保有一些共同的底線。至此，連底線都被張作霖父子突破了。

邵飄萍究竟因何而死，是為言論自由而死，還是為兩面收錢而死？這個問題，在張作霖父子無人道虐殺當事人之後，已無意義。

不管邵飄萍有無罪名，這種突破底線的殺人方式，立即成為眾矢之的。

老報人陶菊隱説，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北京新聞界雖備受反動軍閥的殘酷壓迫，但新聞記者公開被處死刑，這還是第一次。

惡例一開，此後，越來越多的媒體人被秘密處決。

歷史，真相不易得，是非難論斷。但總有一些人類共同的規則，托住了社會的底線。無論是誰，一旦突破這些底線，必將受到全人類的共同譴責和唾棄。

秘密處決，無論何時何地，均是野蠻統治的表徵，為文明社會所不容。

今天紀念邵飄萍，不是認同他的人格，而是在譴責未被牢籠鎖住的權力，如何輕而易舉讓一個鮮活的生命消失。

就像沙特記者卡舒吉被肢解的真相仍未浮出水面，但這並不妨礙國際社會異口同聲譴責沙特官方的殘暴行徑。

用楊錦麟的話來説，我們真的擔心，世界進入集體返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