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的高考和大學記憶_風聞

【鄭異凡    作者為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我們的“四九級”

我上學讀書常有幸遇到歷史的大節點，上初中趕上抗日戰爭勝利，上高中恰逢家鄉解放。那時學校每個班級都有一個班級名，我們初中一年級的班級依照英語老師程正迦先生的建議，取名“賀凱”，英語書寫為“OK”。上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根據班主任何繼存先生的意見，班級取名“四九”，這有三層含義：第一，我們的城市江山縣是一九四九年解放的；第二，解放的日子是陰曆四月初九；第三，我們班共有同學四十九人，三個“四九”就成了我們的班級名。

這樣我就牢牢記住了故鄉的解放日期，也記得我們高中一年級小夥伴的人數，雖然後來參軍參幹走了好些人，到高中畢業的時候，剩下也就三十來人了。那時每位同學參軍參幹，都是班級的大事，都留下歡送他們的班級“全家福”，不過到畢業的時候，卻沒有拍一張“全家福”，成為非常令人遺憾的事。

圖 | 1951年夏，江中四九級歡送參軍參幹留影（第三排右三為本文作者）

先“集訓”後高考

1952年夏我們高中畢業，這時國家需要大量的建設人才，號召考大學，參加也就是現在叫做 “高考”的考試。不過，大家並沒有多少時間去備考。畢業考試後不久，新青團（那時還不叫共青團，而是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縣委組織我們到專區所在地衢州集訓，地點是衢州中學，是什麼名義或名稱的集訓班，到現在也不清楚，只記得有專區和縣領導來講國內外形勢，講共產黨員的八項標準，此外就是各人在小組講自己的經歷和家庭，“自報公議”。都是十八歲上下的青年人，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複雜的經歷可講。我從四歲開始上江山縣唯一的一個“先河幼稚園”，在這裏把初小也讀完了，直接從幼稚園升入高小，然後就是江山縣中的初中和高中。現在想來，這大概就是一次政審吧。這給同學們在分手之前提供了最後一次聚會的機會，開會之餘，沒事就一起唱唱歌，聊聊天，日子過得很是快活。這就是説，高考之前我們並不是忙着温習功課備考，而是政治學習，沒有感到高考的壓力。集訓大概進行了半個來月，然後返回老家。

過不多久，又把我們集中起來，拉到金華參加高考。這次也是由組織辦理的各種手續，連火車票都是組織發給我們的。到了金華，住進金華師專，試場就設在這裏，有好些大學生作為志願者在這裏服務。考試不分文理科，是統一的試卷。別的都記不得了，只記得語文試卷中有一個選擇題：“滿志”之前有幾個詞供選擇，我選了“躊躇”，我以前沒有見過“躊躇滿志”這個詞，是根據排除法選的，結果蒙對了，於是牢牢記住了這個詞。

考畢返回江山。江山中學正在搞學校“普查”，把我叫去幫忙——做調查，刻蠟紙，做表格。普查包括學生的家庭情況，如家庭成分、家庭人口等等。那時土改已經完成，各家都評定了成分，例如我家被評為“貧農兼自由職業”，“貧農”是因為有祖上留下的兩畝地。孤兒寡母根本耕種不了，交給大伯代耕，“自由職業”是因為母親當過小學教員，後又在江山救濟院當保育員。不過有的學生的家庭成分不明或者沒有填寫，這就需要去核查。這差事往往交給我們這些幫忙的小夥子。江山是多山區的小城，有時為了查清某位學生的成分，需要翻山越嶺去所在的村子調查。那時年輕力壯，翻山越嶺不在話下。

《解放日報》張榜公佈錄取名單

等到8月，上海《解放日報》用好幾版刊載了高考錄取名單。我報考的三個志願是復旦大學的三個系：中文系、新聞系和歷史系。那時浙西的山城相當閉塞，對外界知道得不多，所以我就認準一個學校，對考其他大學想都沒有想，我母親對我考大學，學什麼，統統不過問，由我自己做主。記得復旦大學的錄取名單刊載在《解放日報》的第一版頭條，中文系還放在最前面，所以我一看，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有的同學就需要一版一版地搜尋。我們是先通過報紙獲取錄取的信息，然後才收到學校錄取通知書的。由於錄取名單是在報紙上公佈的，那時候不會出現被冒名頂替或者通知書丟失的事件。

通過對《解放日報》的反覆搜索，發現我們班除一位同學外全都考上了大學，有學醫的，有學生物的，有學英語的，有學數學的，等等，這在江山中學的歷史上是空前的，也許還是絕後的，這多虧了那時為建設新中國培養人才的方針，我們是幸運兒，趕上了這一趟！那位沒有被錄取的同學很可能是因為健康的原因，一年後也考上了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

1951年暑假，清華大學地質系的一批大學生來江山實習，借住在江山中學。一下子來那麼多的大學生，在江山小城是罕見的，同這些大學生的接觸和交往，使我們班的許多同學都去報考地質繫了，結果我們班讀地質的人最多，至今僅在北京就有三四位從地質部門退休的同學。榜樣的力量真是無窮的！

班上考文科的只有我一人！我從小學開始看武俠小説、偵探小説、《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後來迷上解放區的小説，幾乎讀遍了學校圖書館所有的解放區文藝作品，在學校舉辦的歷史徵文比賽中，我還獲得了高中組的一等獎。記得徵文的題目是“中國農民戰爭的革命傳統”，給我的獎品是一本《蘇聯歷史》，封面上寫着“大學教材”，實際上是翻譯的蘇聯中學教科書。它好像預示了我今後從事蘇聯史研究的命運！由於徵文獲獎，大大提高了知名度，我還當選了學校第二屆學生會的主席！

赤腳進復旦

解放前母親在江山救濟院擔任保育員，解放後救濟院解散，母親就沒有了工作，因父親在南京保衞戰中犧牲的撫卹金也沒有了，就靠姐姐一人養活全家，所以家庭經濟非常困難。考上大學需要準備最簡單的行裝，只好去銀行貸款，記得我去銀行借了10萬元人民幣，這相當於幣制改革後的10元錢。母親領我去買了一隻皮箱，做了幾件衣服，再買一張去上海的火車票錢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扛了一個鋪蓋卷，提了一隻皮箱，拿了入學通知書就去了上海。那時去學校都是單身一人，不像現在有家長全程護送，一切都得自己辦理。到了上海，天公不作美，正在下雨，我穿着布鞋，如果濕了可不容易幹，乾脆脱了鞋打赤腳，在我們那個山城赤腳走路是常事。這樣，我就赤腳走進了大學這座殿堂！

中文系的報到地點是淞莊（即復旦大學第六宿舍），到了那裏看見一條大橫幅，上書“熱烈歡迎新夥伴！”老同學見我打赤腳，給我打來洗腳水，心裏馬上感到暖暖的！

我是最早來中文系報到的，住的是日本人建造的兩層樓的宿舍。樓下一間是中文系的，住六人，樓上一間是新聞系的，後來被選送留蘇的唐修哲（後為著名的新華社駐莫斯科記者）就住在我們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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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高考：留蘇考試

中文系一年級的下學期傳來消息，要選拔留學蘇聯的學生，號召我們報名。最後由校方決定選取一批同學報考，我幸運地被選中了，於是又一次進入考場，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考的是蘇聯的大學！很興奮但不緊張，因為已經進入了復旦，上學已經沒有問題，有了保障。對考試也沒有什麼可準備的，學校用校車把我們送到徐彙區的一所中學。考完試才放假回老家——為節省路費，寒假沒有回家，已經有一年沒有看見母親了。

假期結束返回復旦，知道已經被錄取留蘇，我們班上共有四人被錄取：馬積華（莫斯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在上海社科院哲學所工作）、康羣（進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學習，因社會關係問題被送回復旦中文系，後任《鄭州晚報》總編輯），還一位姓曹的同學（後因身體原因被送回國）。

我們是乘火車去北京的，路上歷時整整三天，這就是那時的交通狀況！我們被送到位於鮑家街的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二部（留蘇預備部）學習一年。我們班的宿舍被安排在離校部不遠的石駙馬大街。

俄專的一年主要有兩件事。其一是政審，對留蘇生的政治要求十分嚴格，在校內搞了一個“自報公議”的“忠誠老實運動”，各人交代自己的歷史、家庭和社會關係，然後大家評議。有一個説法，能入黨的不一定能出國留蘇。另一件事是學習俄語，我們多數人基本不懂俄語，或者僅在大學一年級學過一點。教俄語的老師大多是蘇聯大使館官員的夫人，或者蘇聯專家的夫人，教我們班的俄語老師叫瓦麗艾哈蜜多娃，她上課時有助教幫忙。政治課學的是“馬列主義基礎”，實際上就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因此可以用俄文本來對照學習，既學歷史，也學俄語。

圖 | 復旦中文系同學。1954年夏出國前，前排右起第二人為馬積華，第三人為本文作者

稀裏糊塗：從“馬列主義基礎”到“蘇聯史”

到了下學期，開始做出國的準備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項是製作服裝。不管你最後能不能出國，都去量服裝尺寸，當然做不做服裝校方會通知廠方的。發給我們的服裝用品裝了兩個帆布箱子，夠五年之用。

最後公佈的出國名單，並沒有學校和專業，只知道批准留蘇或者留東歐國家，直到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車才宣佈各人的具體去向。分配我去的學校是列寧格勒大學，專業是“馬列主義基礎”，由中央編譯局保送。這純粹是“按需分配”，事先並沒有徵求本人的意見，而是根據國家的需要。國家確實需要大批建設人才，1954和1955年是派出留學生最多的兩年！

圖 | 1954年，與蘇聯老師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一人為本文作者

使館的信息有點不靈，到了列寧格勒大學才知道蘇聯高校已經撤銷了“馬列主義基礎”專業。1953年斯大林去世，雖然還沒有公開批判個人崇拜，內部已經開始微調，大學雖然還設有“馬列主義基礎”課（實際上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課），但培養“馬列主義基礎”專業人才的學科取消了。於是把我們安排到歷史系的蘇聯史專業。分配學歷史的大多是原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學生。中文系是最容易改學其他人文學科的，歷史、哲學、法律、新聞等等都行。

我在歷史系學習了一年，在二年級新學期開始之前，使館通知，像我們這樣專業與原分配專業不符的可以重新挑選專業。雖然學了一年曆史，但是我對文學的興趣未減，就改選了文學系，在那裏上了一個月左右的課。突然又傳來消息，説使館留學生管理處的兩位工作人員（夫婦兩人）在莫斯科河划船失事，不幸溺亡，此前他們經辦的改專業的事作廢，於是我又回到歷史系的蘇聯史專業，從此研究蘇聯歷史就成了我的終身事業！

《世紀》雜誌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