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到了！_風聞

當中日靠近時，整個亞洲也就更團結了。

來自新華視點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5日下午抵達北京，開始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此訪是日本首相時隔7年正式訪華。在中日關係重回正軌後，雙方這一重要政治互動備受外界矚目。

這次訪問將如何影響世界格局，又會對整個世界秩序產生怎樣的深遠意義？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的觀點，或許值得我們借鑑思考。

在刊發於10月15日聯合早報上的《“天下三分” 亞洲須“抱團取暖”》一文中，程亞文教授提到，目前世界的發展趨勢暗合了我們中國傳承至今的智慧：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曾經歷了一輪較長時間的“合”的過程。美國等歐美國家主導的全球化，在數十年的時間裏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推進着全球貿易、人員、技術、服務等各方面的往來與整合。然而，這個以往曾被認為是希望所在的進程，最近幾年卻正在遭遇另一種稱作為“逆全球化”的寒潮。

一種對於世界格局變化的共識正在形成，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王湘穗教授在去年出版的新書《三居其一：未來世界的中國定位》中所提出的論斷：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有可能放棄其一手構建的全球體系，成為“美洲的美國”；歐洲將努力防止重新碎片化，繼續走共同體的道路；而在亞洲大陸的另一邊，泛亞共同體也已現出端倪，天下三分正成為歷史的新趨勢。

舉例而言，北美三國於9月下旬達成一致意見，計劃簽署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的貿易條約，取代已實施24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這一舉動代表着，美國意圖整合北美區域價值鏈，推動關鍵製造業向美國迴歸，也就是説要實現產業鏈的北美化而非全球化。

在全球化進程退潮之際，區域化正在成為替代選擇。

程亞文認為，亞洲國家必須以上一輪全球化進程中、因為處於全球化的邊緣地帶而陷入政治動盪的經歷為鑑，防止在全球化中心地帶的保護主義興起時，再次給亞洲輸入經濟衰退和政治混亂。作為應對，亞洲必須居於“三分天下”之“一”，域內國家要主動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實現更好的政治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在自保的同時，還以亞洲為動力，推進全球化的更新版本。

那麼亞洲國家有沒有意識到區域整合的必要性呢，或者換句話説，泛亞共同體醖釀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

一、無論安全程度或維護安全能力，東亞世界都比以往優異

上個世紀，歐洲某國防長訪華時就直言不諱地對程亞文教授談及，歐洲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共同安全機制的構建和完善，以及在其他領域所取得的文明成就，令世界矚目；相反，亞洲在安全機制建設上尚很缺乏，在這方面應該學習借鑑歐洲的經驗。

物換星移，程亞文教授在該文中表示，自越南戰爭結束以來，除卻越柬、中越之間規模有限的軍事衝突，東亞國家間已有近30年時間沒有發生過戰爭。儘管東亞國家間仍有這樣那樣的“熱點”問題，但東亞世界總體來説，無論安全程度還是維護安全的能力，都要比以往為優，即使發生衝突，在程度上也不會比以往為烈。

像是2016年的南海危機或去年的中印洞朗對峙，都沒有導致想象中的大規模衝突和戰爭，反而往往在看似局勢不可控時峯迴路轉。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外來力量操控本區域事務的能力已明顯減弱；同時，該區域國家已基本掌握對自身命運的主導權。東亞及其周邊國家的政治家在處理區域內的“熱點”問題時，無論在觀念上還是行為上，都相對比較務實理性，不太容易走極端。

二、東亞大多“小國家”已成為對地區事務有較強參與能力羣體

東盟的形成及所展現的區域整合意願、能力和實際取得的效果，就是明證。跟以往不同的是，東亞世界作為大多數的那些“小國家”，已經成為一種對地區事務有着較強參與能力的羣體興起，而地區大國在處理東亞國家間關係時，也復甦了在漫長曆史中形成的倫理意識和經驗智慧。

東亞國家在自主自立，並有強大能力主宰自己後，不再容易成為大國勢力碰撞的交匯點。對此做出註腳的，就是這些國家在處理與大國的關係方面所採取的政策。

東盟注重大國平衡，韓國也致力於大國關係在東北亞實現均衡，在前年南中國海爭端中，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的態度轉變，也體現了避免讓菲律賓成為大國競爭棋子的考慮。再到今年6月，新加坡以特別的方式“介入”朝鮮核問題，同樣代表了東南亞國家日益增強的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和空間意識，那就是不再僅僅把視線投向與自身相鄰國家及相關事務，而是把整個東亞區域內的國家及有關事務，都納入關注範疇，且認為與自身相關。

東亞世界的諸多國家不與任何大國結盟的戰略選擇，得益於萬隆會議以來的不結盟傳統，它將更充分地、更良好地在大國之間扮演減壓器的角色。

三、國家目標相近有利於東亞國家推進合作**，且走向樂觀**

在另外一篇文章《東亞的內部化學反應》中，程亞文還提到，除了東亞國家間關係已逐漸駕馭起東亞國際關係之外，回溯過去數十年的歷史可以看到，東亞國家普遍的經濟增長，增強了彼此之間拓展相互合作的意願和能力，相似的發展經歷也讓東亞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社會目標相近。

在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下，剋制、協商談判以及引誘都可以增進彼此間所看重的利益，更大程度地激勵了域內國家繼續採取合作的策略。

東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部長級會議，會後的聯合聲明提出，“在當前全球貿易面臨**國家近期的走向是積極樂觀的。**7月初，中國、日本、印度和東盟等16國在東京舉行了單邊主義挑戰的背景下，儘快結束RCEP談判至關重要”；日本經濟產業部長世耕弘成也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説，“力爭年底達成基本協議”。日本以往在RCEP談判中態度相對謹慎，今年以來態度明顯轉向積極，把它與不久前日本以超規格待遇歡迎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連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日本已把自己的未來命運，越來越多地押在與本區域國家的合作上。

另外同樣有跡象顯示，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同樣將在年底達成協議。

如果上述三點僅是背景使然的因素的話，那麼東亞中最為“老大難”的問題即中日關係，也出現轉寰跡象，以及正在發生且日益密切的中日互動便是確鑿無疑的明證。

程亞文教授在《亞洲共同治理離不開中日協調》文章中表示，作為世界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經濟大國和亞洲國家，中國、日本兩國間的合作對亞洲共同治理至關重要，只有在中日較好合作的情況下，東亞區域的RCEP談判才能實際性取得進展，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才會變為可能。而在中日攜手為東亞區域經濟和安全治理提供製度、規範和動能的基礎上，如果再能吸納印度進入更加廣義的東亞共同治理框架，以此為動力的亞洲全域治理甚至都不再只能停留於想像。

可以説，中日兩個亞洲重要國家能不能有效達成合作，不僅對兩國，對整個亞洲的未來都將產生深刻影響。

新華社同樣刊發時評認為，當前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同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地區重要國家的中日兩國，推動雙邊關係在正確軌道上行穩致遠，**其意義遠遠超越雙邊範疇。**我國政府一直堅定希望，中日兩國能夠加強溝通合作，攜手應對挑戰，共同擔負責任，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9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新華社記者 謝環馳 攝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臨行前發推文對訪華之行表示期待

如何推進中國、日本等亞洲大國間的合作？**關鍵在於要找到新的突破口，開拓同時關係到中日兩國重要國家利益的新議題。**而從短期以及長遠來看，能夠幫助中日關係進一步轉入良性發展軌道，有利於中日和整個亞洲提升合作水平的，是能源和貨幣兩個領域。

中日如果能夠聯合推進構建亞洲能源共同體，將亞洲甚至包括非洲的供油國和輸油國合為一個整體，協商安排油氣資源供給、共同計劃陸地油氣管線建設，這對增進中日間的共同利益，降低中日乃至東亞區域圍繞海洋權益而發生糾紛的激烈程度，都會極為有利。而東亞區域的貨幣合作和金融一體化，無論是從抵抗金融危機還是維護長期發展、促進區域政治穩定來看，都殊為重要，中日兩國在此問題上同樣可以聯合發揮領導性作用。

可喜的是，中日兩國日前正在商議的第三國市場合作，包括了鐵路建設、光伏發電、建造發電站、洲際物流等領域，而且有些項目還擬以成立兩國合資公司的方式去推進。這種方式如果落實，將對以往中國兩國都以“單兵突進”的方式開展海外業務是不可忽視的突破。當然，考慮到中日關係的複雜性及過去若干年間的不和諧，對當前中日兩國的合作意願被重新激發、是否就能夠產生良好的後繼，還需要抱以謹慎樂觀。

但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和民眾都應明白，在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接二連三從各種國際組織中“退羣”、世界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強時，亞洲國家間特別是域內大國，只有放下成見、和解共生和實現更為有效的合作，亞洲以及域內各個國家的前景，才是明亮的。

參考文章：

程亞文

《東亞需要強化自處機制》，載《聯合早報》2018年5月2日刊

《東亞的內部化學反應》，載《環球時報》2018年7月16日刊

《亞洲共同治理離不開中日協調》，載《聯合早報》2018年9月19日刊

《“天下三分” 亞洲須“抱團取暖”》，載《聯合早報》2018年10月15日刊

《中日關係：重要的是開拓新議題》，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9月22日刊

新華社

《時評：推動中日關係在正確航道上開啓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