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鑑|列寧：單靠農業的豐收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一）_風聞

1.  1938年10月，日本佔領中國廣州、武漢後，準備停止對南方的戰略進攻，11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説：

“倭人氣量短窄，事尚徹底，非生即死，決無對弱者中途妥協與讓步之理。”[1]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便向美國宣戰。當日，蔣介石寫道：“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於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2]

1940年6月，德國人已橫掃歐洲，佔領法國，10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説：“德人只知武力不懂政治亦殊可憐也。”[3]1941年6月22日，德國人便向蘇聯宣戰並於1942年7月發動斯大林格勒戰役。10月12日，毛澤東説：“拿破崙的政治生命，終結於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崙的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4]1945年2月4日，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曾問斯大林“對作為戰略家的希特勒有什麼評價”，斯大林回答説：“希特勒作為一名戰略家已經徒具虛名了。”[5]

1945年，日本人和德國人均因其“事尚徹底”和“不懂政治”而遭滅頂之災；而當時“不堪一擊”的中國順勢而為反成了後來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並於1953年在朝鮮戰場上打服了曾在太平洋戰場上打敗了日本的美國。從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到1953年的朝鮮停戰談判，其間只有16年的光景。究其因不外乎日本人、德國人和美國人缺乏中國人那種基於大哲學和大歷史且充滿辯證思維的文化素養。

2.  資料顯示，1951年“美國政府是傾向於承認共產黨政權的”，艾奇遜“一直堅持地要求杜魯門同意儘早承認共產黨中國”。杜魯門説艾奇遜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現在的問題不在他本人，而在於“國會和其他不主張承認的團體的壓力”。正是這種壓力——目前看來，這種壓力來自華爾街，國會只是它的附庸——的慣性，使得美國不僅拒絕承認新中國而且還無奈地在朝鮮戰場失敗後又走上越南戰場。讀史至此，再聯想起張伯倫對希特勒的遲鈍反應，只能對西式壟斷資本控制下的“民主體制”扼腕唏噓。

3．史書講1918-1919年發生了可怕的“流行性感冒的傳播”，這一災禍奪走了百萬人的生命。[6]這可能是2003年中國“非典”的較早案例。

4.兩條史料及其評論：

史料一

193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其同僚：

當然，正如各位所知，我對世界的未來——這是指它的真實情況——非常憂慮。我不是屬於那種學派，即認為我們可以沿着本國邊界劃一條防禦線，並應該完全孤立地生活。我總是想着另一個政府中發生的事。

接着他談到歐洲即將發生的戰爭及美國的應對戰略。他先談美國的兩洋戰略任務：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禦線是一系列島嶼，我們期望通過海軍、陸軍和飛機阻止日本——讓我們十分坦率地説——統治整個太平洋，並防止我們（原文如此。疑為“他們”的口誤或筆誤——譯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個問題，我們決不會遭到中國、菲律賓、暹羅或緬甸的攻擊。這完全是一個防禦日本的問題。我們不能大聲直説，這會被認為是不友好的。

在大西洋上，我們的第一道防線是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它們持續、獨立地存在。目前，這些是什麼呢？請記住這些字眼，具有持續的獨立這一內涵的“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國家的獨立意味着“獨立”，並不意味着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

這話真是開宗明義，説透了，即在太平洋方面美國的主要任務是控制“一系列島嶼”，在這方面的敵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羅斯福反覆強調和暗示的“獨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歐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統一的即“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遭受某個其他國家的‘統治’”的歐洲，才是美國的大敵，而致力於歐洲統一的國家，就是美國的真正對手。這裏顯然是指當時的德國。當然這只是地區性目標，從全球目標而言，美國的目標則是要取代英法主導的世界霸權。

​接着羅斯福計算了一下目前歐洲還有二十幾個獨立國家，説“但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他説：

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鬥，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我們不能假定它們會打敗德國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這是一場成敗摻半的賭局，決不能忽視。這是一場50：50的賭局，這些國家可能會遭到失敗，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獲勝。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獲勝，主要原因是擁有空軍這個巨大的優勢，它將把英國和法國趕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軍力量實際上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被消滅。

當歐洲被控制時，下一步當然是所有的小國都自動就範，因為對它們來説抵抗是愚蠢的，它們不投降就會被消滅。非洲會自動陷落，那是很明顯的，因為非洲的百分之九十是殖民地。

這些陷落的國家將實現非軍事化。

再下一步，希特勒老兄在昨天的講話中已作了暗示，非常明顯的是中美洲和南美洲。

這就是説，目前德國與意大利對歐洲的兼併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歐洲一旦在兼併中實現統一，即從破碎化轉變為整體化，接下來就是美國。因此，保持歐洲破碎及由此產生的彼此戰爭而不是“非軍事化”既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在座資本家的利益。羅斯福警告在座的同僚：

請不要説這是空想，不要説這只是白日之夢。六年前希特勒這個人上台控制德國政府時，德國已經崩潰，已經完全徹底地失敗，負債累累，分崩離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時你們中有誰會説六年後德國將會完全和絕對地統治歐洲？這就説明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裏閒坐並説這是白日之夢。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美國應為英法宣戰後必然要“碰到的武器問題”做好準備，加緊武器生產。讓美國在這場“50:50的賭局”中，大獲其利。但在德意裝備佔據優勢的情況下，不能讓英法倒下。英法倒下，意味着歐洲的統一；歐洲統一才真正是美國的、特別是美國軍工資本家的災難。羅斯福向其同僚幸災樂禍地交底説：

慕尼黑會議後，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於9月29日——譯者注）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慌失措，派人來這裏，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説：“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後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説：“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閒置着。如果你們現在來訂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訂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瞭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麼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説，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

我想，阿瑟·克羅曾經説過：“這不是非中立嗎？”是的，可以這樣説。而我作為陸海軍統帥和行政部門首腦，將竭盡全力防止任何軍火進入德國、意大利或日本。為什麼？因為自我保護是美國政策的組成部分。我將盡我所能，通過儘快地向世界上大約四十或五十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就是真正的答覆。你們不必擔心由誰來批准這批訂貨或其他訂貨。我坦率地希望法國能夠得到我們所能生產的最高速驅逐機。我國有六家公司生產這種飛機。我希望他們會得到他們能夠在我國購買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轟炸機。這不是一個秘密問題。我們只保守一個秘密，那就是轟炸瞄準具，這還沒有向法國透露，也不會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讓他們得到飛機。很快地得到並把它們運抵法國。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們的文明。[7]

羅斯福這篇交底式的演講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因為他在滿足美利堅民族利益的同時還滿足了華爾街軍火商的利益——在美國，滿足後者是實現前者利益的前提。羅斯福讓他們明白了“拯救我們的文明”的含義就是保證大西洋東岸歐洲大陸“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只要這批國家“獨立的存在”，歐洲就會持續保持其破碎性這一致命弱點，就不會對美國造成永久性的威脅。

美國就是這樣從局部上將德國和意大利列為歐洲戰場的對手，其原因不是它們“極權”而是因為它們要統一歐洲；在全局上英國和法國是美國的對手，其原因並不是英國和法國“民主”而是美國要取代它們的世界霸權地位。正因此，美國在德、意、日崛起後利用它們在全球範圍內擊倒英、法，而後再聯合英、法擊敗德、意、日，這樣既獲得了世界霸主地位（即“拯救我們的文明”），又保證了歐洲的破碎性（即“一大批國家持續地獨立地存在”）及由此必然引起的歐洲內部衝突，而後者恰恰又是前者即美國世界霸權存在及保證美國軍工資本大幅增值的前提。

史料二：

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像守望已久期盼見面的“戀人”迅速與斯大林約會。對此，丘吉爾——據哈里曼回憶——“顯然感到懊惱”，因為“首相曾要求在上午或在午餐時與羅斯福見面，以便事先處理好他們預定於下午四點鐘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與斯大林討論的那些軍事問題。但羅斯福毫不動搖，他希望首先與斯大林見面，只留兩名譯員波倫和V.N.巴甫洛夫在旁”。談話直抄英國的“後路”即印度的前途，據檔案記載：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沒有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

斯大林説，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説，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羅斯福説，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斯大林説，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8]

羅斯福説“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在戰後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丘吉爾曾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而現在羅斯福——與1940年底希特勒對莫洛托夫所説“你們應該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將來要像伊朗、印度那樣”[9]的話是同一個意思，也是出於同一個目的——要將這顆丘吉爾珍惜並正在為之奮鬥的“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獻給斯大林，而這對正在同一個戰壕作戰的並準備過69歲生日的丘吉爾來説，是絕妙的戲弄和出賣。這可真是“老鄉見老鄉，背後打一槍”。丘吉爾曾得意地告訴斯大林，“從母系方面講，他一半是美國人”[10]，可現在同為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羅斯福聯合斯拉夫人在丘吉爾這位天真的老鄉背後真的打了暗槍。多年後在丘吉爾寫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顯然對羅斯福和斯大林這次會談內容一無所知，他説：

11月30日是一個忙碌而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是我69歲生日，幾乎一整天我都忙於我一直關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務。羅斯福總統與斯大林元帥保持私人接觸，並逗留在蘇俄大使館中。儘管總統與我關係密切，並且我們的重要問題交織在一起，但自從我們離開開羅以後，他一直避免單獨與我見面。[11]

就在這前兩天，也就是在羅斯福與斯大林會談的時候，丘吉爾“失戀”似的在德黑蘭英國公使館撒瘋。據哈里曼回憶：

他（丘吉爾）説他樂於服從命令；他有權擔任會議主席，因為他年齡最大，因為他的姓氏是C字打頭，因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國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性。他放棄了這些權利，但他要堅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須讓他在30日舉行晚宴，這一天是他的69歲生日……他説他要喝得酩酊大醉，準備在第二天開路。[12]

與兩年前斯大林對待希特勒承諾的“印度洋”的誘餌[13]無動於衷一樣，這次斯大林也沒有對印度表現出任何興趣，他更多地關心的是蘇聯力所能及的周邊，尤其是從波羅的海西岸到黑海區域的控制權這一在張伯倫、希特勒、艾登談判中始終死咬不放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説，這次私下會晤使斯大林明白了羅斯福願與他為最終擊敗英國結成暗盟的底牌。這次“智者的會晤”後，斯大林與羅斯福之間沒有“正式協議和宣言”而只有心領神會的反英暗盟，事實上建立了。

此後，羅斯福與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總是所向披靡。羅斯福曾向擔任勞工部長的老朋友柏金斯談過他在德黑蘭期間是如何與斯大林建立起這種準“哥們”友誼的。他説在會上他總是刻意與丘吉爾保持距離，以致“丘吉爾臉紅氣脹地皺眉蹙額；他越是這樣，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後，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來，我第一次見到陽光！我先忍住了，後來終於和斯大林笑成一團。這時，我開始稱呼他為‘約瑟夫’。他笑着走過來和我握手。從此我們的交情又深化為個人關係，我們可以像兄弟般交談”[14]。在雅爾塔的五天會議中，羅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單獨和丘吉爾見面”。哈里曼認為“這是羅斯福的一種戰術，而非對首相的有意輕視”[15]。

評論：

（1）讀懂了上述資料，就對斯大林下面的話有了更準確的理解。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説：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16]

斯大林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從理論上講來，這當然是對的。這不僅在現時、在目前是對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也是對的。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者們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不是從對蘇聯作戰開始，而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開始的。”對此，斯大林解釋説：“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所提出的問題，只是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優勢的問題，而對蘇聯作戰所一定要提出的問題，卻是資本主義本身存亡的問題。”[17]

斯大林曾隨列寧在俄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後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最終贏得戰爭勝利的大戰略家，只有有了這樣經歷的人，才能對資本主義戰爭性質有如此深刻的認識。

（2）引發歐洲內鬥是英國繼而美國控制歐洲的傳統套路，歐洲人對此已有慘痛的教訓。為此，2015年2月15日，在明斯克會議上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拋開美國和英國直接與普京討論並決定烏克蘭前途，特別是德國總理默克爾不顧美國的反對於5月10日到訪俄羅斯，到無名烈士墓獻花後到克里姆林宮同普京會談。這讓美、英兩國十分尷尬。

（3） 這表明今天的歐盟已吸取當年因張伯倫的阻止而使法國總理達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蘇美聯手並由此使歐洲失去世界霸權的教訓，明斯克會議將美國和英國完全排除在外，其“自家的事自家處理”，不容他人——昨天是羅斯福、張伯倫，今天是奧巴馬、卡梅倫——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

（4）與此相應，2016年6月24日，英國就是否脱離歐盟進行了公投，結果有51.9%的人同意脱歐。

5. 關於1937年所謂的蘇聯“大清洗”，有兩個人的回憶資料值得注意：

曾接替李維諾夫外長職位的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3日的一次談話中回憶説：

1937年發生的事是必要的。如果考慮在革命以後我們左砍右殺取得了勝利，但是還存在着各派敵人的殘餘，在面臨法西斯侵略危險的時候，他們可能聯合起來。我們多虧了1937年，在戰爭期間才沒有第五縱隊作怪。[18]

如果説莫洛托夫是這次“大清洗”的“獲益”人，他有上述看法不足為奇的話，那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反對派代表人物、對斯大林主義持激烈反對立場的米洛凡•傑拉斯對1937年“大清洗”所持的評價則更為客觀。米洛凡•傑拉斯在《同斯大林談話》這本書中説：

斯大林雖然在軍隊中搞了大清洗，特別是在高級指揮系統中，但是這點所帶來的危害並不像人們所估計得那樣嚴重，因為他同時毫不動搖地提拔了許多年輕有為的軍官——忠於他的每個軍官者明白，他們的風發的志向會得到支持。斯大林在戰爭期間，對高級指揮體系所進行的調動和安排如此迅速和果斷，使人們看到，他真是精明強幹並願意給最有才幹的人提供晉升的機會。他同時做兩件事情：一方面，在軍隊裏培養絕對服從政府、黨和他個人的精神，為加強軍隊戰鬥力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惜一切；另一方面，迅速提拔最有才能的人才。[19]

米洛凡•傑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參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釋放。1937年被選為中央委員，1940年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中央執行局書記，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總統，同年末任聯邦人民議會主席。1954年3月被開除出黨，1955年被判處18個月的監禁，監外執行。1956年10月29日因贊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處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釋放，三個月過後，因發表《同斯大林談話》一書獲罪而被關進監獄。鑑於寫這本書時的特殊背景和作者的非黨員身份，以及作者在寫《同斯大林談話》這本書時斯大林已去世八年之久，蘇聯也已經歷了反斯大林運動的暴風驟雨，因此，筆者認為：這時作者對斯大林“大清洗”的評價，應當比西方學術界的評價更為客觀；而作為斯大林主義反對派的傑拉斯的觀點與斯大林主義擁護者的莫洛托夫的觀點在事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段裏不謀而合，其説服力不需贅言。

現在看來，所謂“大清洗”是西方對斯大林1937年推行且對鞏固蘇聯國防具有重大意義的軍隊體制改革的妖魔化説法。事實上，正是1937年這次比較徹底的軍隊體制改革，才使蘇聯軍隊中像朱可夫這樣有創新才能的青年軍官獲得大批提拔；也正是這些幹部及其戰法創新，才使蘇聯軍隊抵擋住了希特勒的入侵併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勳。

參考文獻：

[1] 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頁。

[2]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651頁。

[3] 轉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

[4]毛澤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1942年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頁。

[5]《斯大林和丘吉爾的談話記錄》（1945年2月4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8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頁。

[6]［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2頁。

[7] 資料來源：《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頁。

[8] 以上資料取自《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頁。

[9] ［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頁。

[10]《斯大林與丘吉爾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3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頁。

[11]［英］温斯頓•丘吉爾著，魏羣、高虹譯：《丘吉爾文集——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頁。

[12]［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頁。

[13]1940年11月13日，裏賓特洛甫與莫洛托夫會談，會談結束時，裏賓特洛甫提醒莫洛托夫回答：“蘇聯是否原則上對獲得印度洋出海口感興趣。”參閲《裏賓特洛甫與莫洛托夫的會談德方記錄”（1940年11月13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頁。

[14] 轉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頁。

[15]［美］W．艾夫里爾·哈里曼、伊利·艾貝爾著，吳世民等譯：《哈里曼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頁。

[16]［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頁。

[17]［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4頁。

[18]［蘇］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頁。

[19]［南］米洛凡•傑拉斯著，趙洵、林英譯：《同斯大林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