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不出的歷史週期律 天道與人道之爭_風聞

曾經，黃炎培先生在窯洞裏問毛先生，怎麼才能跳出歷史週期律。

毛先生肯定的説，民主可以跳出這個怪圈。

其實，毛先生的這個回答，已經違反了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因為這個回答意味着社會關係可以影響物質的運動，而這是很難做到的——毛先生髮動的旨在肅清落後思想的運動，就現在來説是失敗的，這説明要想用思想影響社會運動，是做不到的。

歷史週期律並不是簡單地治亂興衰的政權更替現象，而是社會運動到極端情況下的馬太效應的作用，國學的説法是天道和人道的鬥爭——天道就是損有餘以奉不足，人道就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用現代的名詞表述，就是公平與效率之爭。

所謂公平，可以用孔夫子的一句話來概括：不患寡而患不均，説白了就是平均分配社會財富，在這樣的社會形態下，每個人的社會財富是均衡的，也就很難存在各種矛盾，社會也就是和諧的，其實這差不多也是老子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社會形態——當然，如此解釋小國寡民還有點牽強，因為要做到老死不相往來，還需要解決延續後代的問題，如果人能自我克隆，或者實現了長生，才能真正實現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這可是非常難做到的事情。

然而，運動是宇宙的根本形態，靜止的社會必然很難維持。

假如每個人都有了一樣的財富，由於個體生產創造新的財富存在效率的差異，隨着時間的推移，最後貧富分化必然產生。

哪怕某一個社會成功維持了小國寡民的均貧富的狀態，宇宙無窮無盡，必然還有其他的社會無法維持，最終，這個社會的效率戰勝了靜止的社會，進而改變了這個靜止的社會。

中國近代史的慘痛記憶其實就是這一法則的體現。

明清兩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是止步不前的，但是西方社會創造財富的效率超過了中國，進而直接切入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給我們造成了難以抹去的傷害。

很多人反思這一歷史記憶，認為是閉關鎖國的影響，不如説在公平和效率的鬥爭中，在天道和人道的鬥爭中，效率取勝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發展取勝了，大自然的規矩取勝了，因為德不配位，必有災殃。

德，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得”，也就是説，讓眾人有所得，都獲得利益。

當個人，或者組織，或者社會創造財富的能力、效率被其他人、組織、社會超過的時候，前者就是德不配位，必然會遭到更有效率的人、組織或者社會的傷害，也就是必有災殃。

中國歷史上的商代夏，周代商，秦並六國，反應了兩個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效率的鬥爭。

當夏王、商王無法給自己的國民、自己統領的諸侯國帶來更多利益的時候，他們被剝奪王權就是必然的事情。

當然，三代以後的治亂興替與三代之前的王朝興替並不一樣，前者是團體之爭，而後者，大半是馬太效應之下，社會運動接近靜止形成的。

在中國歷史上的每個王朝末期，基本都是這樣的狀態，地主田連阡陌，百姓貧無立錐之地。這是貧富分化，也代表了社會已經無力發展：鐘鳴鼎食的地主階層擁有了巨量的財富，但醉生夢死，創造財富的效率接近於0；不掌握生產資料的貧苦農民更有創造財富的動力，但卻只能面臨餓死的境遇，因為根本沒有地方可供開墾，就像人體長了一個畸形的腫瘤一樣——這與解放前的西藏是很相似的，少數的貴族和僧侶佔有了絕大部分土地，剩下的基本是農奴，整個社會已經行將崩潰。

這與自然界的植物成長階段非常相似：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社會運作初期是生根發芽，鼎盛階段是開花結果，但問題在於，人類社會無法自己收割果實。

這個果實一直在人類社會這棵大樹上，不停的吸取營養，最終結果是根葉萎縮。

於是，天道法則隆重登場，通過人民起義的方式，將社會發展的成果收割，並重新分配社會財富，重新開始新一輪循環。

但是，民主並不能解決這一治亂循環的根本性規律。

以現在的美國為例，全球化造成了這個國家貧富分化的社會問題，一小撮最富有的人佔有大量的社會財富，這也是國際壟斷資本。

不甘生活困苦的紅脖子階層推選了民族主義的特朗普上台，而特朗普現在的做法並不能解決根本性問題。

因為根本問題必須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而這，顯然是特朗普無法做到的事情。

其實，這也是改良與改革的爭論。很多理想主義者認為改良可以替代改革，並舉出英國的例子。

可是他們並沒有指出英國之所以能通過改良主義壯大國力，關鍵在於他們發現了尚未確定產權的新大陸。

所以，毛先生的民主可以跳出歷史週期律的回答並不正確。

當然，如果可以，或許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那就是一切產權歸公，在社會運轉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重新分配社會財富。

不過，這個做法會非常困難。奪人錢財，猶如殺人父母，如果不流血，我估計是不會成功的。

一聲長嘆，歷史週期律真的太難跳出了，就像孫悟空跳不出如來的掌心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