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媽媽把孩子送進中國公立學校以後_風聞

【轉自鏡相工作室】

在寫書描述了兒子在中國公立學校的求學經歷後，美籍華裔作家朱賁蘭（Lenora Chu）聽到了罵聲：“你怎麼能這樣對待你的兒子？”

當然，這只是大量讚許和討論中極少數的攻擊言論。但在大部分上海的美國家長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的時候，朱賁蘭將兒子萊尼（Rainey）送進公立幼兒園確實是不同尋常的選擇。

《小戰士》美國版封面。

圖片來自網絡萊尼在上海求學時，恰逢上海學生首次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奪冠後不久。在那之後，耶魯教授蔡美兒在《虎媽戰歌》中展現的嚴酷“中式教育”、英國廣播公司紀錄片《我們的孩子足夠堅強嗎？》裏中英教學思維的碰撞，頻頻引發關於中外基礎教育模式的激烈爭論。

以寫作為生的朱賁蘭也決定記錄她的親身體驗。以萊尼的經歷為起點，她走訪了上海、北京、安徽、河南的學校和家庭，採訪師生及教育專家，想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教育到底在教出怎樣的學生，西方國家又是否能從中學到什麼？

朱賁蘭的《小戰士：一個美國男孩、一所中國學校和一場全球競賽》（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在美國出版已一年有餘。美國家長的教育焦慮，加上中美競爭的大背景，讓該書受到美國各大主流媒體關注。今年10月，剛結束又一輪美國活動不久的朱賁蘭在上海接受專訪後，又要匆匆趕往美國和印度，開始下一輪宣講。

選擇中國教育

萊尼。本文圖片除標註外均由受訪者提供

2010年，朱賁蘭和丈夫帶着18個月大的兒子萊尼來到了中國。她後來在書中寫道，當時他們的美國朋友聽到這一決定，多會流露出羨慕之情：美國經濟尚未從金融危機中恢復，中國則成為了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市場，甚至可能在數年後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很快，萊尼就到了進幼兒園的年紀。他們身邊的外國朋友大都把孩子送去了國際學校，但朱賁蘭夫婦卻有不同的想法。萊尼此前所在的雙語託兒所頻繁更換老師，國際學校的學費又過於高昂。相比而言，自家附近一所極為著名的公立幼兒園顯然划算得多。

金錢並非唯一的考慮因素。朱賁蘭聽説中國學校善於管理紀律，希望兒子能在那裏養成自控能力和良好的學習態度。她的丈夫也希望兒子能從小接受雙語教育。畢竟，朱賁蘭自己來自美國的華裔家庭，而她丈夫則曾在4個大洲學習、工作，包括曾作為“和平隊”志願者在中國農村支教。

實際上，中英雙語教育正在美國成為風潮。亞馬遜公司創始人貝索斯、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美國“第一女兒”伊萬卡·特朗普等名人爭相讓自家孩子學中文。而據《南華早報》2018年10月報道，“沉浸式中文學校”近年來在美國各地湧現，越來越多來自各種族和社會階層的美國家長更是開始僱傭講中文的保姆來培養孩子。

伊萬卡的女兒阿拉貝拉（中）因説中文在中國成為“網紅”。

視覺中國 圖

上海教育也成為了全球新聞熱點。2009年，上海首次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關於15歲學生閲讀、數學、科學能力的評價研究項目PISA，排名世界第一。2012年，上海再度奪冠。而美國的成績遠低於前10名，徘徊在平均線上下。儘管測試方法和結果不乏爭議，但“來自上海的最佳成績震驚了教育者”、“所有國家都應該採用上海數學教學法嗎？”之類的標題登上了國際媒體。

但對朱賁蘭來説，這絕不是一場用於觀察的實驗。讓萊尼就讀離家不遠的這所著名公立幼兒園是當時他們眼前的最佳選擇，她和丈夫費盡千辛萬苦為他搶到了一個位子。多年後，她仍對萊尼接受的教育總體滿意，特別是他的數學水平已超前於美國同齡人多年。

朱賁蘭自己對中式教育並不陌生。她父母早年從中國移民美國，在常春藤盟校拿了博士學位，結婚定居在休斯頓郊區。在這個移民家庭裏，朱賁蘭度過了一個不太快樂的童年。她討厭被父母逼着學彈鋼琴、上週日補習班，儘管頭腦聰明，但她其實更想去學跳舞。

她在斯坦福大學拿到了工程學學位，之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讀新聞學。“大概在25歲的時候，我就開始不聽（父母的）話了，”她説。她曾考了GMAT考試，找了推薦人，準備去申請哈佛商學院，但最終還是無法説服自己做出行動。有很長一段時間，她甚至不再和父親講話，因為父親總要給她寫長信列出一大串理由，試圖勸她去讀法學院或商學院。她後來回想道，要是當初自己也像丈夫那樣去參加“和平隊”，她父親一定會問她，她的長輩們辛辛苦苦離開中國，為什麼她還會自己選擇回去？

朱賁蘭與萊尼。

朱賁蘭決定不像自己父母那樣把兒子逼得太緊，而是讓他在雙休日去打棒球、踢足球。但她也坦言，在異國求學的兒子也面臨着許多艱難挑戰：萊尼必須同時在英文和中文環境下學習生活、作為中國孩子裏的“老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這都是她自己在兒時無需顧慮的。

她也仍然珍惜自己父母對她的教育。她在著作的致謝部分稱，儘管她對他們的方法不太滿意，但他們教會了她努力的價值，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態度，為孩子花的時間和精力也令她難以企及。

無論如何，她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還是延續了下來。萊尼從公立幼兒園畢業後，朱賁蘭夫婦又把他送進了上海的一所私立小學，仍以中式教育為主，外國學生也不多。

“我整體上是個頗為焦慮的人，”朱賁蘭説，“有人告訴我説，他們讀了我的書，就感覺我的焦慮躍然紙上。但就是這種焦慮讓我願意提問，驅使了我的寫作。”

困惑與觀察

幾乎所有關於《小戰士》的宣傳都會提到“雞蛋的故事”，以至於現在還常有人問萊尼：“你喜歡吃雞蛋嗎？”

這是朱賁蘭對中國基礎教育最初的體驗之一。萊尼曾經最討厭吃雞蛋，但在來到這家入學門檻極高的著名幼兒園第二天，他就告訴媽媽，老師有4次把蛋塞進他的嘴裏，前三次，他都哭着吐了出來，到第四次，他才把雞蛋嚥了下去。

這位來自美國的媽媽驚愕萬分，約了老師談話，告訴老師説，美國人不會逼迫孩子吃不喜歡的東西，而是要向孩子解釋，雞蛋對骨骼和視力有好處，激發孩子自主“選擇”吃雞蛋。

“這種方法能成功嗎？”老師問。

她不得不承認：“呃……不是一直能成功吧。”

老師點點頭，理所當然地説：“萊尼需要吃雞蛋。我們認為雞蛋營養好，所有孩子都必須吃。”

後來的某天放學時，老師對她宣佈：“萊尼能吃蛋了。過程很辛苦，但目標最終達成了。”

在家裏，無論是煮蛋、炒蛋還是荷包蛋，萊尼還是不肯吃，只有在連哄帶騙的情況下才勉強拿起了帶着蛋液的法國吐司。幼兒園老師是怎麼做到讓萊尼吃下雞蛋的？這讓她難以理解。

現在萊尼能吃雞蛋了嗎？朱賁蘭笑着説 “能吃啊”，就像是在説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

朱賁蘭與兩個兒子。

朱賁蘭還在中國學校裏遭遇了許多類似的文化衝突。比如家長們（大都是媽媽）總在微信羣裏極度熱情。老師在羣裏問家長是否有“龜兔賽跑”的演出服，立刻就有一羣家長“秒回”：“有的！老師，您太辛苦啦！”“我有龜兔賽跑的衣服！”“我馬上就去買！老師，您太讚了！”“我還有青蛙、金魚和蝌蚪的衣服！”

被消息淹沒的朱賁蘭生怕自己表現不夠積極，趕快也跟了一條：“老師，我們馬上做！”

也有一些衝突帶來了倫理困境。儘管有明文規定禁止老師收禮，但她從其他家長那裏得知，幼兒園裏有個別老師會從家長那裏接受被視為“安全”的禮物，比如進口紅酒、法國護手霜，以及裝有1萬元人民幣的禮品卡。

一名老師單獨向她提出，萊尼注意力不集中，豎笛吹得不好，老師可以在課外陪他練。這是否是暗示家長要額外付錢呢？在另一名家長的指點下，她注意到，這名老師每次讓孩子們排隊演出時，都不像其他老師那樣按身高排序，也沒有把表現最好的孩子排在最前面。這也許意味着，這名老師在按某種説不清的標準給孩子排序。

她和丈夫最終決定拒絕老師的“課外指導”。但她注意到，這名老師開始冷落萊尼，甚至在另一名愛搗蛋的孩子找不到演出鞋的時候，要求萊尼脱下自己的鞋子給那個孩子穿。她憤怒極了，直接去找這名老師對峙，老師這才作罷。

這些衝擊有些來自中美文化的差異，有些則來自少數人的特定行為。而在進一步調查中，朱賁蘭發現了中國教育的複雜多面。

朱賁蘭走訪的一所鄉村學校。

在另一所相對更普通的幼兒園裏，她觀察到老師是如何要求孩子們保持一致：無論是在椅子上坐好，筆直走路，還是畫出一模一樣的雨滴。有老師向她解釋説，班上孩子太多，不能隨心所欲，必須對他們有所“要求”。即便如此，她還是發現孩子們在以微小的方式自我表達，比如用手指比劃手槍，或是發出奇怪的聲響。

她也在兩個上海高中生身上看到了對教育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阿曼達一心想考美國大學，難以忍受國內學校的壓抑，更愛自己讀尼采之類的西方著作；達西則從小就是優秀的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又早早成為入黨積極分子，順利拿到了國內頂尖大學的面試邀請。

她又跟隨在上海認識的按摩師來到安徽，在那裏留守的兒子軍軍已經放棄了希望，在距離中考還有100天的時候更願意打手機遊戲而不是學習，父母忙於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對管教孩子束手無策。而她在河南認識的兩個中學女生因中考成績相差100多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個進了高中，自信將能考上大學，另一個則在輾轉多份底薪工作後，當了一名按摩師。

以寫作者身份觀察這些現象的朱賁蘭表示，她希望對筆下的內容保持公正和平衡，而不是一味偏向某一方或推銷某種特定觀念。這意味着從不同角度提問，試圖理解某個人或某個現象的背景，特別是中西方思維框架的差異。在她為本書採訪的人中，大約只有15%進入了最終的成稿。

美國家長的焦慮

​《小戰士》一書去年9月在美國出版引起了大量媒體討論，爭議也隨之而來。

出乎朱賁蘭意料的是，人們對該書的反應各有不同，有時甚至截然相反。有人覺得她太親中國，也有人覺得她把中國寫得太負面，大家似乎都在拿這本書印證自己的觀點。

在她的理解中，這可能是因為人人都對教育有話可説。如果她寫的是中國農村移民，那拿起這本書的讀者可能大都沒有過農村移民的經歷。而本書觸及的兒童教育卻是人人都體驗過，並且相當重視的。同時，中美比較的主題也存在意識形態因素，往往會激發讀者的情緒。

哈佛大學校內雕像被摸亮的鞋子象徵着各國家長對優質教育的嚮往。

視覺中國 圖其實，在美國也不乏焦慮的家長。據朱賁蘭所知，美國不少家長（例如在硅谷、紐約、華盛頓的家長）也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意識到申請大學的競爭正變得越來越激烈，也越來越國際化。近來，又有一種論調稱，機器人可能在未來20年中搶走所有的工作。

“和以往相比，（美國家長）越來越感覺到他們現在處於一場零和博弈中。”她説。

在她看來，如果把美國上中產階級家長和上海的同類家長相比，兩者的焦慮仍有所不同，美國家長或許覺得他們的孩子相對有更多選擇，而且生育多個孩子也可能避免家長把期望值全部壓在一個孩子身上。

不過，她觀察稱，中美經濟條件不錯的家長在許多方面仍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從孩子5歲起就忙於安排各種課外文體活動，讓孩子全面發展，找到孩子的某個才能並且儘早開始培養。近來，由日本引進的“公文數學”在美國流行起來。她在去美國巡迴演講時，就發現美國各地開起了培訓中心，有些孩子在放學後就去那裏學習。“放學了就去補習班，”她説，“所以其實我並沒有看到太多區別。”

如何提高基礎教育質量也始終是美國政策討論的熱點。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此前就呼籲將教師工資和學生表現相連，實行績優報酬制。一些州也在過去幾十年中嘗試過這一政策，但成效不大，也帶來了諸多操作層面的爭議。而今，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不明，甚至提出將教育部和勞動部合併，更引發了人們對政府教育投入的擔憂。

朱賁蘭總結説，美國主要有三大方面要向中國學習。首先是需要更尊重教師而不是在每件小事上都對他們吹毛求疵，並且給教師支付更高的薪水——目前美國公立學校教師的收入太低，跟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其次，美國應該學習中國學校教數學的方法。中國小學有專職的數學老師，這意味着這些老師對如何給這一年齡段的孩子上課有着專門經驗。而在美國，許多學校並沒有專職數學老師，同一人可能負責教兩三門學科。她表示，美國不少讀者尤其對書中關於波士頓和上海小學數學課的比較印象深刻，驚訝於上海小學生要學的數學知識比波士頓超前得多。

第三，她認為崇尚“快樂學習”的美國人應該吸取中國人的吃苦精神。有研究表明，中國教育告訴孩子學習本來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這反而讓中國孩子學得更好，因為在經過努力後他們會記得更深刻。據她觀察，中國相對不像美國那樣強調孩子的智商，往往更願意嘉獎那些努力學習後取得進步的孩子。

萊尼如今已長成為一個陽光男孩。

但擅長教授知識的中國教育也有需要向美國學習的地方。她表示，自己書中的中國孩子們無論大小，如果想在學校做些與眾不同的“冒險舉動”，要麼會被羞辱，要麼會受懲罰，但原創思考能力卻是培養創造性的重要部分。

同時，孩子的好奇心也會有意無意地被扼殺。她在公園裏看到，如果有孩子往河邊走，或者想撿起一塊石頭，家長往往會叫着“當心當心”阻止，認為太危險或太髒，但這其實抑制了孩子本能的好奇。而在學校，如果沒有選修課，學生就往往會被教導學一模一樣的東西，這同樣不利於創造力，而美國教育則恰恰格外擅長教孩子自主選擇。

一些中國學校正在嘗試改變。朱賁蘭表示，萊尼現在的小學就始終在思考如何調整課程安排，結合中西方教育的優勢，一方面培養孩子的批判性思維能力、讓他們上選修課，一方面保留嚴格的數學和語文教育。這些嘗試能達到多少成功還不明確——什麼時候需要老師在講台上教學，什麼時候需要孩子們小組討論自學，類似這樣的問題依然有待探索和討論。

萊尼如今還在接受雙語教育，應對“老外”的身份歸屬難題。説起兒子的努力，朱賁蘭在自豪中也有些不捨：“我們對他要求太多了。”

至於如何讓兒子脱離中國的教育體系，她也想好了計劃：等到他的中文學好了以後，但要趕在他還有餘地探索其他學習選擇的時間。

朱賁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