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的“薩爾困境”_風聞

(圖一：成為聯合國遺產的弗爾克林根鋼鐵廠)

“我爺爺一輩子都沒有出過薩爾布呂肯。這個只有幾萬人的村，卻換過五本護照，一會兒是法國人，一會兒是德國人，一會兒又成了薩爾人”，這是來自薩爾州的喬•萊恩議員常提起的故事。“但隨着之後歐盟的成立，我們不用再糾結自己到底是德國人還是法國人，又或者是薩爾人，歸根到底，我們都成了歐盟人。”

薩爾州身處歐洲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位於德法盧交界，歷史上是德法的必爭之地，單是19世紀之後就幾經易主，先後被法蘭西第二帝國、普魯士王國、薩爾自治政府、法國第三共和國、聯邦德國管理過。也因此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居民往往都是德法雙母語，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最後一課》的背景也是設定在這裏，雖然都德描述不盡是阿-洛地區歷史上的原態，但是這種國家間的戰亂與個人歸屬感的不斷衝擊確是每一個歐洲家族的深切感受。和平，也因此成為二戰後歐洲最大的訴求。為了實現並維護和平，就必須打破國與國之間的傳統邊界意識，逐步過度到超國家體系。而這第一步便是將鋼鐵與煤的重要產地薩爾地區歐洲化：一方面在這裏誕生了歐盟的前身——歐洲煤鋼共同體；另一方面歐共體也有意立薩爾布呂肯為首都。

可如今如果再踏上薩爾這片土地時，可能會感慨，歷史上如此具有戰略高度的薩爾州，如今隨着煤炭和鋼鐵業的衰落，工業發展滯後，原來的工廠紛紛倒閉，往昔的繁榮不再。此外，由於缺少工業和其他新興產業，雖然當地大學吸引了全世界的留學生，但是學成之後留下來的卻寥寥無幾。面對這種情況，百姓自然怨聲不斷，抱怨中國製造帶來的的壓力、全球競爭的壓力，試圖通過工會和產業協會的力量給州政府、聯邦政府、歐盟政府施壓，希望可以重拾競爭優勢，至少有喘息的機會。然而他們所忽略的是，全球化浪潮湧向的方向並非人為可控，逆勢者終究逃不過被邊緣化的命運，只能成為歷史的見證者。

看起來這是薩爾州遇到的挑戰，實質上這反映了整個歐盟面對的挑戰核心。筆者稱之為歐盟的“薩爾困境”。以下我們將從經濟情況、政治權力架構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歐盟的角色三個維度分析歐盟面臨的挑戰。

(圖二：往昔薩爾州發展興旺的開礦業)

薩爾困境之經濟復甦挑戰

2017年9月歐委會主席容克在歐洲議會全體議員面前發表了盟情諮文，明確指出歐盟最需要確保的是經濟增長。確保“以貿易為核心渠道，促增長護和平”這一原則性的政策。於內推動區域融合，於外推動國際自由貿易的聯盟組織。

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歐盟的繁榮來源於對於這一政策的堅定貫徹與執行；在國際貿易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歐元的誕生反映了這一政策的戰略正確性；而歐盟對多邊主義的推崇也反映了對於這背後傳遞的價值觀的自信。

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了歐盟當頭一棒，此後歐洲經濟陷入了長達了10年的低迷：GDP連續數年出現負增長；在情況最糟糕的2013年，歐盟一度面臨11%的失業率（其中青年人失業率更是高達24%）。在經歷了漫長的修復期後，歐盟似乎從這場陰霾中漸漸走出來：2017年歐盟GDP增長超過了美國，達到了2.2%；整體失業率也下降至十年來最低的7%。

然而，經濟的回暖不代表經濟的復甦。歐盟需要直面的是“薩爾困境”的慣性思維挑戰：即當原有的優勢產業受到新興經濟挑戰，或者被新型產業取代時，如何避免更迭之間的青黃不接的斷層情況。當傳統優勢產業發展——從農業到煤炭鋼鐵業到重工業——遭受到瓶頸的時候，如何克服由於過去成功經驗所造成的慣性思維，有效調整發展思路，順“市”而為。而當下需要思考的是：在面對全球性經濟數字化升級的過程中，如何克服歐盟社會對於數字化的恐懼，如何最大程度結合歐盟原本的工業優勢發展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研發，如何最大程度拓寬合作空間和領域，確保歐盟數字化發展進程的穩步進行。

薩爾困境之決策結構之困

歐盟的政治決策以“耗時長”著稱，往往需要2-3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因為它是一個多方妥協的過程：從歐盟層面，涉及到代表歐盟利益的歐洲委員會、代表成員國自己利益的歐洲理事會和代表歐洲公民民意的歐洲議會三方博弈；從國家層面，一來涉及到以布魯塞爾為代表的歐盟與成員國之間的縱向博弈，二來也涉及到歐盟核心國家與後加入成員國之間、北歐與南歐、西歐與中東歐之間的橫向博弈；從公民社會層面，涉及到決策者與不同的利益集團（包含企業、銀行、非政府組織、學校等），以及利益團體之間的網狀多點博弈。這個多維決策系統決定了歐盟的政策最終一定是在各利益攸關方妥協之後達成的共識。

妥協是歐盟政治文化的第一關鍵詞。然而這種政治文化存在是有前提條件的：在歐盟整體經濟狀況良好，大家都有蛋糕分，而且普遍認為蛋糕會越做越大的時候，內部摩擦力是多方磨合的良性可控過程，各方都可以為了更大的利益做妥協，對於政策的認可程度和執行力度自然很高。相反，當經濟呈現下滑或者停滯，蛋糕變小，而且可能沒得分的時候，原來的“多贏合作”變成“零和博弈”，內部摩擦力成為了多方決鬥的平台，各方抱着“你死我活”的信念進行博弈，最終形成的政策的認可度和執行力度也自然下降。相對應地會出現對於歐盟權威挑戰者，所謂的反歐勢力由此而生。

這便是歐盟所面對的“薩爾困境”中的決策結構的挑戰。要想走出這一困境，布魯塞爾需要轉變的是以往蘿蔔加大錘的軟硬兼施思維，重新迴歸妥協的目標本質——多贏合作。歐盟需要創造一個轉折點，進行結構深度調整，重樹各方對於歐盟體系的信心，力圖使內部摩擦力再成為動態平衡機制的軸心。

薩爾困境之全球化融合難題

歐盟在全球化這場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多維博弈中的角色已經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從戰略層面，從博弈的價值樹立者變成了追隨者；戰術層面，從主動出擊變成了被動防守；心態層面，從獲益者變成了“受害者”。

這背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歐盟哲學與全球化邏輯本質上是相悖的。歐盟在1986年單一歐洲法案出台後，決定以縮小區域間貧富差距的凝聚政策為第一大政策，為此確定的開支佔歐盟總預算的32%以上。歐盟希望通過修路等改善基礎設施的投資，增強區域互補性，優化整個聯盟的產業分工，從而達到促進不同地區協同發展的效果。例如，在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南歐國家加入初期，歐盟為其設定的角色是歐洲的製造工廠，希望這些國家可以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

然而這一設想很快就受到了挑戰。一方面，歐盟內部各種生產要素不斷自由流通，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運輸成本降低，規模經濟效益不斷凸顯，引發一個原本經濟活躍的地區自我強化的過程，並且不斷吸取周邊資源。這樣一來，又加速了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導致原本經濟落後地區的資源再度流失。這導致德國和北歐國家永遠有人才淨流入，而南歐國家是人才淨流出。另一方面，全球化是無邊界的，歐盟不得不直面更加殘酷的全球競爭，特別是來自新興經濟體的價格競爭。

這便是歐盟“薩爾困境”的全球化融合難題，核心是歐盟價值觀取捨問題：烏托邦式的“均富貴”邏輯和市場的“適者生存”邏輯之間的選擇。時間不站在布魯塞爾這邊，舉棋不定並不能為歐盟社會帶來益處。

2018年是標誌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的《羅馬條約》生效60週年，然而由於脱歐談判、歐美貿易談判以及2019年5月的歐洲大選，歐盟不能“六十而耳順”。至於能不能“七十而從心所欲”，則取決於歐盟能不能通過因危機而打開的“機會之窗”，在瞬息萬變的當下把握時機，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內外空間，走出“薩爾困境”，重塑歐羅巴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