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我，不負責任了_風聞

那天從桃園機場搭出租車到台北的辦公室，在北京待久了我學會字正腔圓的“北方腔”，台灣的司機只要碰到對岸人民通常話都挺多，通常還會先從政治開始。但那天卻是從一個通俗的話題開始：“你們那裏的年輕人結不結婚？”

為了與他聊天，我沒戳破自己是台灣人的身分，忍着笑替“那裏的人”回答，“結啊。為什麼不結？”

“台灣很多人不結啊。我兒子就是。”

是喔。我笑一笑沒説話，2015年的台灣平均結婚年齡：男性34歲，女性31歲。

“他養了只貓，就把貓當小孩啊。”司機的聲音放低了，“結婚也不結，小孩也不生，沒辦法啊，台灣這代年輕人。只想玩啊，不想負責任。”

最後幾句象是講給自己聽的唸叨，聲音低低微微的。

唉，這代年輕人不負責任。這句話可能是我這代台灣人從小聽到大的話吧。

您兒子幾歲？我問，他説，民國77年啊，都30了。1988年出生，與我年紀接近。

我的媽媽28歲生我，32歲生二胎，是他們當時的“正常值”。台灣現在平均結婚年齡過30，專家預估幾年後會更晚，30多歲未婚、不婚、不生的在台北極多，父母輩的“傳宗接代”觀念當然有，但台北的父母許多如同那位出租車司機一樣，背地裏小聲唸着，偶爾小心翼翼地跟子女提及，還要承受“現在景氣爛成這樣，誰敢生啊？又不是你們那代”的評判。（我也會這樣跟上一代説。）

1989年的我，為何這麼“不負責任”啊？我們到底在想什麼啊？

我想了想，從我自己、和周圍人的人生經驗開始剖析。

1

我的大學志願是我媽填的，什麼好找工作就填哪個，那時的熱門科系比如企管系(企業管理)、經濟系、當然還有那些理工科和醫科，在這些熱門科系中唯一能與文科生掛上的就是企管系，所以就算我強調沒興趣，我媽還是把它排在第三志願。

幸好，我在最後一刻偷偷填到第五。後來我進了“第一志願”傳播科系，那是我媽認為還行、我也覺得“稍微有興趣”的科系。

結果，我大學四年討厭死我的專業了。大三、大四那時這樣的“討厭”到了極點。我最討厭的，就是那些已經在職場的學長姐回來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有人不無得意地説，我在O大廣告公司上班（業界認為第一名的廣告公司），我大學時就在那裏實習，沒有一毛錢，每天工作到凌晨。我畢業第一年只有兩萬五（台幣），我覺得薪水不重要。我那時每天加班到凌晨，喝點咖啡、隔天繼續上班。

“我爸笑，我公司的行政小妹前都比你們多，但我覺得這就是我的熱血。”

台上的人講完，我們這些學弟妹拍手，有人舉手問，學長，你們公司給加班費嗎？學長笑，“麥當勞吃到飽”，所有人一起大笑。

你便宜、你過勞、你的工作時數超過《勞基法》保障，你沒有應有的權益，你笑什麼啊？

你覺得“便宜的自己”很榮耀啊？

我和另一位女同學事後這樣吐槽，然後我們發誓，此生不進廣告業。後來她進廣業了，她説那是她的熱血所在，只是她成為在公司會跟老闆拍桌“我要下班了”的少數怪胎。

我大學四年都在全球金融風暴的陰影下，那時許多人的觀念是“有工作就好，看看那些放無薪假的”，實習生就是免費的勞動力，人家企業肯讓你當免費勞工你該感恩了，畢業後第一份工作不要計較薪水，吃虧是福。

學長姐這樣説、老師這樣説、家人也這樣説。只是我內心覺得，這是台灣經濟環境的正常情況，但這樣正確嗎？我們至少該記得，這是難關，年輕人共體時艱、自我安慰，不代表我們就該承受吧？

2

“菲律賓在亞洲算很窮嗎？”那個菲律賓女孩問。

“以東南亞來説，人均GDP第一名是新加坡，8500美金；第二名是台灣，6500美金，這兩個地方與其他國家有很大差距。接下來是馬來西亞1700.…..菲律賓700，印尼600。”

“那日本呢？”女孩問他。

“日本人均是…..兩萬美金。”

菲律賓女孩呆住了，然後喃喃自語，這麼多啊。

──日本漫畫《課長島耕作》，1989年

我大學畢業之時，台灣人均已近兩萬美金。只是我這代台灣青年，只要不是經濟相關科系的，都只不住在想，人均從一萬初到近兩萬，我們為什麼還比十幾年前的畢業生廉價啊？真是大學生太多？還是經濟繁榮數字的背後，不過代表富者更富罷了？

我畢業後在餐飲業擔任行政秘書類工作，公司離台北是林森北路很近，林森北路可算派駐在台灣的日本員工大本營，彎彎曲曲地向弄裏都是日本老闆開的小日本料理。

我主管請我吃飯時，我坐在日料吧枱，吃着串燒，跟34歲、碩士畢業的主管聊起這個疑惑。主管説，她的碩士同學裏，以文科生而言她也算不錯了，二十多歲碩士畢業工作至今，三萬六（台幣）的薪水。

那時我22歲，薪水三萬。我如果到了三十多歲，也不過三萬多？

那時，新聞媒體在説，日本將步入低慾望社會。台灣日劇風潮已被韓劇風潮取代，藝人想去韓國，小朋友認為首爾和東京一樣。

“台灣不是什麼都跟日本比，只是我們的情況，太像了。那種失落，簡直是一樣的。”主管説。

剛畢業的那一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是3%。政府説那是“穩中求成長”，我自己是聽都不想聽。

你明明可以説實話，我們是在吃過去的老本、我們面對危機、我們應該一起討論怎麼做！你別老是用這些數字忽悠我！

幾年後，我朋友對蔡英文的所作所為，做出與我當時對馬英九一模一樣的評價。台灣人民只是想聽政府説點實話。

3

如果你是要去大陸讀書的有為台灣青年，或是22歲大學畢業後殺去北京工作，如果你又是倒黴的文科生，那大致會是這種“上升路徑”：第一年月薪八千（或是一萬初）、然後一萬多、到兩萬時可能近三十了。跟多數同學歷、同專業的大陸同齡人沒有什麼差別。

有時候我看似融入了，但是對於一些議題，又會瞪大眼睛看着大陸朋友“你們是外星人嗎”？直白地説，我對於城市裏的大陸男性在追求女性時必須出錢（以及展現出的毅力）感到有趣，同時也對一些直男的觀念感到不可思議。

比如，女人不想生小孩是不負責任。

大哥，你開玩笑吧？要達成你結婚生小孩的願望去非洲就可以實現啦，女性現在都要上月球了好嗎？我們女孩死命讀書就是為了給自己更好的生活。什麼叫好？就是不用理睬你們這些言論。

而且，將生育率降低這種事推到“女人(或現代人)觀念先進、不願付出”也真有趣，這雖然是一個因素，但這是個人選擇。

相反，人民該問：政府在其中擔的責任呢？房價、醫療質量、生活環境、現有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否讓人心安，這不更是主因嗎？

“你做媒體後憤世嫉俗了。”我的大陸朋友笑。

不，這些話台灣年輕人都懂，只是大陸同齡人有時候帶有一種“使命感”。身邊的人都去做，我總得要給家人一個交代？

還有，我對於大陸青年爭相湊齊“六個錢包”買房的現象也感到嘆息，好吧，北京有户口問題，其他城市呢？扒下父母的錢，萬一年邁的父母生重病怎麼辦？那些龐大的醫藥費，足以打散一個家庭。

對不起，碎碎唸了，而且太負能量。近三年來，我在北京的工作算順遂，但是我一方面觀察我們這些在北京的飄泊台灣人，一方面也不斷問大陸朋友一些攸關經濟民生的問題。但是，儘管我常取笑我的大陸朋友，我卻不希望從他們口中聽到太負面的答案。

我希望大陸能避免台灣、日本步上的“失落後塵”。不只是因為我生活在這裏，而是因為我希望這個時代不至於真的這麼糟糕。

去年，也就是我28歲的那一年年底，我由衷地為自己在北京有份不錯的工作而慶幸。我回台灣與朋友吃飯，她抱怨在自己公司聚餐時看到的現象：總經理摟着女職員勸酒，喝下去才給紅包。

我説，如果是我，我不要紅包了，甩開他的髒手，轉身就走。

朋友説，唉，兩萬耶。

兩萬台幣有什麼了不起的？少瞧不起人了！但，如果我領着三萬多台幣的工作，我會不會覺得，兩萬台幣耶，唉，忍吧？

抱歉啊，這位總經理，我在北京久了，我的喝酒物價也上漲了，四千人民幣想又摟又喝酒？滾犢子！

那一刻，我真心為自己沒有負債的家庭感到慶幸，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慶幸，為自己這些年的努力感到驕傲。

**原來我這些年的努力，不應該只是“反正我再怎樣也買不起北京的房、生不起小孩”的嘴碎抱怨。**這些年的努力，代表我在許多時候，有了挺直腰説話的底氣。

4

這是我年齡“2”字頭的最後一年了。

因為工作關係我每個月回台北一次，我跟父母的關係也有了有趣的轉變。前兩年我媽會唸叨着給我在北京買房，被我嚴厲嚇阻數次。“你們把錢留在身邊就好，不用給我。多吃好的，能健健康康的，就是對女兒最好了。”

“但是，你在北京要一直飄着嗎？”

“我還年輕，我以後有很長的人生，我會在哪裏不知道。但是，如果我跟你借錢買房，買了房之後我會擔心，萬一你生病了急需用錢，我要賣房、錢要匯回台灣，會心力交瘁。我會希望你過得好，錢留着，這對我來説就是最好了。”

然後，父母身邊熟人的老人家開始住醫院了。有些子女為了誰出錢吵翻天，老人有退休金，沒有動到子女的錢包，子女仍覺得是累贅。

“如果不是老人有些退休金，子女就殺人了吧。”我爸淡淡地説。

我問我媽，七老八十的老人家，此刻躺在病牀上，聽着吵鬧的子女，回顧這一生，值不值得啊？

我希望我爸媽能多為自己而活。

我媽現在不提買房了，她勉強接受我這種“大不了退休後就回到台北養老”的説法，但有時還會感嘆，作夢也想不到你們這代最終是遊牧民族。飄去各地，漂離台灣，不婚不生。

我説，我會不會真的不生不婚？不知道，但是我想憑着自己和另一半的努力，過好生活。

“但我現在希望你和老爸，多吃美食，努力花錢，遊山玩水。不拖累你們，這可能是我們這代能給你們的孝順吧。”

5

從1989到2018，我都只不住地問**“為什麼會這樣”**？尤其是從我初中、高中到大學、碩士畢業、在北京常駐，這些十年前吵的問題，十年後仍然一樣。大家生氣的點，也都是一樣，陷入了一個無止境的循環怪圈。

但最近兩年我發現，不，路不轉人轉，年輕人的心態開始轉變了。憤怒後，大家不再寄希望於別人。我看過更多更多案例，大學畢業生第一份簡歷投到北京，自己買機票去面試，然後自己找人合租，安身立命。

真厲害啊，這些九零後。我這代八零後台灣人，多數都是等着外派、第一份工作往往是台資或外資公司，但是這些九四、九五年的，背起行李，就這樣出發了。

他們用行動告訴長期把持台灣政權的大人們：政治遊戲，你們儘管玩吧，狗屁大人，但是少瞧不起我們了！

越來越多台灣青年不再認為“便宜熱血”的加班有多麼值得榮耀，同時我也發現，在北京的台灣青年，比在台北的同齡人更敢表達意見，也更“敢要”，這種“北京職場精神”某方面也影響了我們自己的台灣朋友。

有時我們彼此開玩笑，“2049年，我六十歲，你54歲，我們是不是要面對一個‘完全統一’的中國？那時的台灣又會如何啊？”

不要懷疑，跟我討論過這個問題的，甚至有隻去過大陸出差、也對大陸無好感的台灣朋友。我們都隱約發現，我們未來要面對的變動，比自己曾想的還要劇烈。

以上內容，我週三晚上打好，但週四正在收尾的同時，奶奶過世了，這是我長大後第一次體驗什麼叫“死別”。

所以，我想講講我寫這篇文章的原因。

我爺爺在大陸過世的，我不知道我奶奶去過大陸幾次，但隨着她的過世，我體認到他們的時代過去了。

真的過去了。

我們家在河南有“窮親戚”，以前我大伯會寄點錢，如今可能也不需要了。

一方起來、一方落下，從台灣錢淹腳目到東南亞崛起，我們的時代才剛開始。老人家的過世讓我體認到，未來有再多變動也好，我還年輕着。

1989年的我，大學畢業時仍認為自己生在一個對青年不公的時代，但是近幾年發生的變化是我以前想都沒想過的。比起抱怨不公，自己去行動，這才是年輕人吧。

希望你也是。

（作者：郭雪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