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試管嬰兒技術30年：是賦予女性生育權，還是剝奪女性主體性？_風聞

文/傅適野

1988年3月10日8時56分，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伴隨着一陣清脆的啼哭，一個體重3900克、身長52釐米的嬰兒被剖腹主刀醫生張麗珠教授從宮腔內取出。在張麗珠身旁守候的兒科醫生將嬰兒用藍花被單、粉花被子小心翼翼地包裹起來，抱到產婦鄭桂珍身邊。這位來自甘肅禮縣鹽關鎮的婦女，因輸卵管阻塞而20年未孕，終於在39歲這一年成為了一位母親。鄭桂珍為女嬰取名鄭萌珠，萌是萌芽、開始的意思，而珠則是希望她像珍珠一樣閃閃發光。萌還有另一層意思，隱喻她是中國第一個試管嬰兒。

在鄭萌珠出生的10年前，也就是1978年，英國科學家讓·普迪、羅伯特·愛德華茲和婦科醫生帕特里克·斯特普託將培養皿中的單細胞胚胎分裂為8個細胞，併成功將其移植入母親子宮內，世界上首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就此誕生。試管嬰兒的學名是“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即：使卵子和精子在體外人工控制的環境中完成受精過程，再將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子宮中，發育成胎兒。據統計，自路易斯·布朗出生以來，約有650萬嬰兒在輔助生殖技術的幫助下來到這個世界。而在中國，自1988年鄭萌珠誕生以來，輔助生殖技術迅速發展，截至2008年，中國已經成功出生3萬多名試管嬰兒。

世界上首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

在中國試管嬰兒技術實踐30週年之際，回望這項技術在中國走過的艱難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在計劃生育政策大行其道之時，專家和學者如何利用話術與修辭，將試管嬰兒技術的重點從增加人口數量轉移到對於人口素質的強調，並且將其納入國家發展和技術進步的綜合敍事中，為這項鼓勵生育的技術在一個限制生育的國家尋找生存夾縫。當我們將目光聚焦於輔助生殖技術的主要承擔者——女性身上，就會看到，在鼓勵生育和限制生育這一雙向運動中，女性相較於男性，承擔了更多的生育壓力和中醫理論及傳統迷信對於不孕不育的污名化。因此，過去三十年來，試管嬰兒技術在為中國眾多不孕不育夫妻帶來福音和希望的同時，也為女性製造出了一種全新的生殖焦慮。

從生殖到優生：試管嬰兒技術在中國的話語變遷

“我國人口這麼多，還要搞什麼試管嬰兒？這是和計劃生育政策對着幹。”

“試管嬰兒對我們國家究竟有什麼好處？”

在鄭萌珠出生十年之後，當時的主刀醫生、國內著名婦產科專家、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創始人張麗珠仍然要面對諸如此類的質疑。張麗珠的回應是：“毫無疑問，中國有巨大的人口，確實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計劃，這包括為控制生育率進行的避孕和墮胎，以及對於女性和男性進行的不孕不育治療。有些人可能會問，中國已經有這麼多懷孕的女性了，為什麼還有治療不孕不育？按照這個邏輯，既然中國已經人口過多了，為什麼還要治病救人呢？為什麼要幫助殘疾人？為什麼要救死扶傷？為什麼要開醫院？為什麼需要醫生？”

1980年代初期，對於如張麗珠這樣的婦產科專家來説，一方面，她的主要工作是跟隨中國婦女代表團到世界各國訪問，宣傳中國婦女的工作、地位以及剛剛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以避孕和人工流產為手段達到人口控制的目的，是她當時的首要研究任務。但另一方面，張麗珠也陸陸續續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約6300封信件，寫信的大多數是女性，這些書信向醫生痛訴了她們無兒無女的痛苦以及由此帶來的夫妻糾紛和婆媳矛盾等等。這些女性在信中詳細記錄了夫妻二人如何窮盡當地資源，嘗試各種傳統的治療方式及偏方後仍然求子未果，她們似乎將張麗珠當成了最後的救命稻草。在讀到這些女性的故事，並與其中一些人交談之後，張麗珠首次注意到了1978年首次在英國試驗成功的試管嬰兒技術，她認為這項技術或許能夠幫助這些尋醫問藥的家庭。在那之後，她開始關注有關試管嬰兒的文獻資料。

張麗珠懷抱中國的一個試管嬰兒鄭萌珠

1980年代初期，與試管嬰兒技術有關的文獻資料在中國十分匱乏，但這並不是張麗珠面臨的唯一困難。擺在她面前的更大問題是經費。1983年，在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號召之下，大規模結紮運動興起，試管嬰兒技術作為一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與國家對於人口管控的基本策略的方向背道而馳。因此，即便在與另外兩位來自湖南和北京的著名婦產科專家聯合之後，張麗珠也難以為試管嬰兒技術找到資金支持。到1984年，張麗珠及其團隊意外地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10萬元撥款，並被委託將試管嬰兒技術作為中國第七個“五年計劃”的一部分進行學習和研究。他們的研究計劃也被命名為《優生：早期胚胎的保護、保存以及發展》，對於生殖的強調由此轉化為了對於優生的強調，提高人口數量的需求被提高人口素質的需求代替。一項原本意在為廣大不孕不育夫婦提供解決方案的技術，就這樣被收歸到與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關的“五年計劃”綱要中，成為了國民經濟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接下來的四年中，張麗珠和她領導的研究小組專注於研究體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術。她和同事們多次重複誘發超排卵、檢測卵泡發育、及時取卵、精子獲取、人工受精、體外培養、胚胎移植等試驗步驟，在一次次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1988年3月10日鄭萌珠的誕生標誌着這一技術的階段性勝利。當時的官方媒體迅速將其塑造為國家在技術和科學領域的成功。在那之後，越來越多不孕不育的夫婦開始求助於試管嬰兒技術。回顧試管嬰兒技術走入中國的曲折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以張麗珠為首的醫學和科學工作者，是如何在國家對於人口的控制政策和急於發展國民經濟的宏觀計劃的夾縫中，不斷調整有關試管嬰兒技術的敍事和修辭，將其從一項幫助不孕不育夫婦得子的計劃，演變為一項向西方展示中國自主研發能力，以及關乎現代國家、關乎科學發展的技術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面對不鼓勵生育的政策還是輔助生育的技術，作為生育行為的承擔者和實施者，女性都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計劃生育政策雖然限制了每個家庭新生兒的數量，對於傳統中國家庭觀念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以及生兒子傳宗接代的想法在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這項政策的另一重意思實則是，每一位已婚的中國女性都應該有且只有一個孩子。因此，對於不孕的女性來説，計劃生育政策反而激發了一種新的焦慮。而試管嬰兒技術的出現和應用，為這種生殖焦慮找到了一條解決之道。

​從中醫到西醫：不孕不育背後的性別偏見

作為一項誕生於西方的生物科學技術，試管嬰兒在中國的應用引發了中西醫學關於不孕不育現象不同理解之間的碰撞，也挑戰了中國傳統醫學長期以來對於不孕不育的闡釋系統。西方現代生物醫學的診斷將人的身體建構為截然不同的身體部分，各個部分有着能夠被獨立治療的不同器官和功能。從通常意義上來説，不孕不育的醫學定義為一年未採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活正常而沒有成功妊娠。根據1992年世界衞生組織的分類，不孕不育首要的病因診斷依次為：排卵障礙、精液異常、輸卵管異常、不明原因的不孕、子宮內膜異位症和其他免疫學不孕。其中女性不孕通常以排卵障礙、輸卵管因素、子宮內膜容受性異常為主，而男性不孕則主要是生精異常以及排精異常。不孕不育作為一種常見問題，大約影響到至少10%-15%的育齡夫婦。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背景中，女性不孕，連同男性不育，通常都被認為是女性的身體出了問題。明代醫學大師朱震亨最早提出，不能生育的夫婦問題主要出在女方身上。美國學者費俠莉在其著作《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1665）》一書中指出，在中醫系統中，“病”通常指涉一種不平衡狀態，常常被理解為紊亂（disorder）而不是疾病（disease），所以不孕不育是身體的失序，醫治方法主要是找回身體的秩序和平衡。在中醫看來，女性的不孕不育問題和腎虧和月經失調有關，子宮內血液的收集和循環不足或阻塞導致了這一紊亂。

《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1665）》[美]費俠莉 著  甄橙 主譯  吳朝霞 主校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7月

除了身體系統的失序外，中醫有時也將不孕不育與道德瑕疵掛鈎。學者麗莎·漢沃克在1990年初來到中國進行試管嬰兒技術研究的時候，發現在中醫診所投醫問藥的女性時常被教導，她們不孕不育是由於道德上的脆弱性和瑕疵。有些醫生認為持續擴大的性開放現象和道德鬆弛導致了墮胎現象的泛濫，這反過來又造成了不斷升高的不孕不育率。有一位醫生甚至告訴麗莎，不孕不育的原因是太過頻繁的性活動而導致的腎虧。

中國醫學傳統認為女性應該為不孕不育承擔更多責任的觀點，也切實地影響着中國醫學實踐在生育問題上對女性和男性的區別對待。事實上，在1985年之前，中國有關不孕不育的研究十分匱乏，大部分醫院連最為基本的不孕不育測試都無法提供。1980年之前，男科或者男性生殖科學在中國並不存在，到1983年，湖南省沅陵縣醫院才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男科。90年代末20世紀初，中醫新分支“男科”逐步走進大眾視野，陽痿逐漸成為一種流行病。在那之前，不孕不育常常被歸咎為女性問題，她們將社會與男性對於生殖的焦慮內化為自身的焦慮，日復一日在婦產科求醫問藥，渴求治癒。

“我六個月的時候我父親慘遭橫死。我一歲半的時候，哥哥也斷氣了，只留下我一個人照顧年長的外公外婆。後來我外婆也死了，我外公，現在差不多90歲了，這二十年來一直希望我能生個孩子，但我一直不育。我都快四十歲了，我丈夫是一個農民。如果沒有孩子，我的家庭將會喪失未來。”80年代初，在一封寫給婦產科醫生的信件中，一位女性講述了自己的悲慘經歷以及對於孩子的渴望，為家族留後的重擔壓在她一個人身上，讓她喘不過氣。面臨相似壓力的女性數不勝數。當出現無法生育的情況時，女性傾向於懷疑問題出在自己身上，她們將自己的身體視為病態及不正常的，併為無法懷孕而導致的被棄風險時刻焦慮：他會離我而去嗎？他會出軌嗎？他會離婚嗎？

重視社會道德與身體秩序的中醫傳統，連同中國儒家思想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類揮之不去的幽靈，在中國女性的身旁持續飄蕩。加之試管嬰兒等輔助生殖技術的主要實施對象亦是女性，男性在整個生殖系統和話語中始終得以全身而退，而女性的身體則需要持續在場，時刻接受來自社會、家人以及不同醫療系統的審視、監測與改造。

從自然到人工控制：女性焦慮與主體性的喪失

在試管嬰兒技術誕生四十年、進入中國大陸三十年之後，伴隨着醫療私有化和醫院以及技術產品的市場化，一個治療不孕不育的產業應運而生。如今，試管嬰兒技術已不單單為不孕不育的家庭服務，它也成為了有能力和有條件的人們通過精準技術提高嬰兒質量的手段之一。當人們通過輔助生殖技術獲得孩子，技術是否真的幫助重構了女性作為母親的主體性？ 真相恐怕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般美好。

人類學家賴立裏在北京大學生殖醫學中心（該中心的前身是中國第一名試管嬰兒的誕生地，也是我國第一批獲得衞生部資質認定的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機構之一，號稱世界最大的生殖內分泌疾病和不孕症診治的綜合性醫療中心之一）田野調研時察覺到，人滿為患的生殖中心裏瀰漫着緊張、焦灼、期盼、煩躁的情緒。他通過觀察發現，即便是在解決因無法自然生育帶來的焦慮的理想場所中，焦慮感也並沒有得到緩解。嘗試試管嬰兒技術的女性在享受輔助生殖技術帶來的希望的同時，也經歷着不同程度的新的生殖焦慮。這種焦慮一方面來源於“試管嬰兒週期”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來自於作為外行的女性在與醫生打交道時因信息不對等而產生的知識焦慮。這些焦慮持續地作用在女性身上，將她們拋入懷揣希望、應對不確定性、接受失望的循環情緒波動週期中。

簡單來説，一個完整的“試管嬰兒週期”包括前期檢查、促排卵、取卵取精、受精、移植，直到胚胎移植14天后確認受孕成功（或失敗）的全過程。一個試管嬰兒週期大約2-3個月，具體時間因人而異。在整個過程中，男性只需要進行精液檢查，其餘步驟全部由女性完成。賴立裏認為，女性一旦進入“試管嬰兒週期”，也就是進入了一個與自然生育截然不同的生育模式，一個在多種知識、經驗和技術指導下共同努力但卻並不能保證百分百成功的過程。在整個“試管嬰兒週期”中，每一個環節都充斥着不確定性，這讓處於週期中的女性備受煎熬。

試管嬰兒流程

“結了婚就該生孩子，要生卻生不出，就是有病，得治。”在生殖中心的診室門口，一位前來問診的女性這樣説道。以自然狀態下能夠生育的身體視為正常和標準，將不孕不育視為偏離常態並將其病理化，這一想法已經被很多女性內化，因此，對於前來嘗試試管嬰兒技術的女性來説，第一層焦慮是患病焦慮，她們偏離了社會常態和規範，也偏離了社會賦予正常育齡女性的社會角色，所以她們需要尋醫問藥，迴歸常態。第二層則是生殖焦慮，在傳統文化、國家對於生育的管控以及如今政策開放的作用下，這一焦慮持續瀰漫在日常生活中，影響着女性的自我認知與生育選擇。第三層則是繼發焦慮，賴立裏將其解釋為由輔助生殖技術帶來的焦慮——在這個每一步都充斥着不確定性的過程中，在對技術的希望和對結果的失望之間，在女性每做一個決定都可能會影響最終結果成敗的狀態下，焦慮暗自滋長。換言之，面對醫生提供的時間和信息量都十分有限的諮詢，以及最終每一個決定都需要自己拍板、自己為自己負責的兩難境地，這些女性唯有通過“自學成才”來緩解焦慮。可最終試管嬰兒成功與否，也並不在其掌控之中。目前，試管嬰兒在中國整體上仍然屬於低成功率的醫療行為，一般客户需要做2-4個“試管嬰兒週期”才能成功生子。

正如學者薩拉·富蘭克林（Sarah Franklin）在有關輔助生殖技術的論文中所言，與其説試管嬰兒技術是在治療不孕不育，不如説它是暫時性地“取代”一個獨立的生育週期，這種取代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於女性身體的“批發式收購”（wholesale takeover）。在這一過程中，對於身體準確科學的控制取代了自然而然的生殖過程。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試管嬰兒技術在賦予女性生育自主性的同時，也具備剝奪其主體性的能力。它將女性拋擲到一種全新的、以技術為主導的焦慮和不確定性之中，而當這種焦慮與資本結合時，其造成的後果可能會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

參考資料：

Franklin, S.， Embodied progress: a cultural account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Embodied progress: a cultural account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1997.

Lisa Handwerker，Infertility Around the Globe New Thinking on Childlessness, Gender, an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edited byMarcia Inhorn, and Balen, Frank v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Lisa Handwerker, Soci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4 Cambridge Q. Healthcare Ethics 355，1995. 

Yu, Ruoxi, “The Girl with the Peanut Necklace: Experiences of Infertility and in vitro Fertilization in China”，Student Work. 2，2015，http://elischolar.library.yale.edu/ceas_student_work/2

《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1665）》，[美]費俠莉 著，甄橙 主譯，吳朝霞 主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

《生殖焦慮與實踐理性：試管嬰兒技術的人類學觀察》，賴立裏，《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