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與文質互變—中國道路的成功_風聞

      社會的進程和人性在歷史實踐中的變化表現為一文一質的辯證運動，這一對矛盾會彼此轉化。文指文明，從個人的角度看就是自我修飾，修養；從社會角度看就是日漸分化，複雜的社會關係，嚴密的制度、法律。文明是人和社會的進步，但長期停留在特定的階段，又會形成新的束縛，戕害原生的生命力，以至於形式大於內容，從而變得軟弱無力，失去生機。質是來自自然本性的自發的生命力，質不受文的指引和改造，就停留在野蠻自發的狀態，就會產生非創造性的破壞。因此，文過於質則史，質過於文則野，文質協調，則人性達到完美狀態，社會發展也達到完美狀態。

     自宋代以來，中華文明進入文過於質的狀態，導致內在虛弱、外在無力，失去了行動的能力，社會發展由此失去生機。理學的產生，未嘗不是對失去行動力而產生的焦慮的反映。因此，要恢復民族的生機，首先就要由文返質。中國革命的實踐實為對這個主題的回應，社會革命是民族生命力發展的內在需要。只有社會革命才能打破沿襲千年的社會結構，使社會關係簡化。破除一切條條框框，從原初狀態出發，就具備了容納一切的可能性。也只有社會革命才能使整個民族經受大風大浪的錘鍊和驚心動魄的鬥爭，從狹隘的天地中走出來，面臨一個廣闊的世界，開闊它的眼界，開啓它的覺悟，培育德性和智慧。所有這一切都是由文返質的過程，從而使人性內部恢復青春的活力、釋放出質樸的、強有力的生命力。這就是人的解放，同時也就是生產力的生產，因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是人。質是人的原初生命力的自在體現。

     但中國革命也沒有完全停留於”質“的狀態。一套文明體系的核心在倫理教化，它挖掘人的能動性，為人提供行動的動力、實踐的智慧，為處理人與人及人與世界的關係提供準則，倫理教化落實在精神和組織兩個層面，這是文的體現。而文又是人自覺性的體現。中華文明在五千年的發展中，沒有中斷自己的文化傳統，無論在高級文化中還是在民間習俗中都存在豐富的倫理智慧，另一方面，自1929古田會議後，共產黨明確了自身的定位，那就是他不僅是職業政治家的組織，同時也賦有對人民進行宣傳，教育，組織的職責，也即具有倫理教化的職責。因此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是文與質、自發性與自覺性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是解放和覺悟兩種價值的勝利。

    日耳曼西方之所以有大發展，就是一個野蠻的，富有生氣的民族與基督教這一高度成熟倫理組織體系的長期結合，正體現了文質的結合。俄羅斯質有餘，而文不足，不夠成熟，缺乏實踐的智慧，他們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