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友人的真知與灼見-訪原美軍赴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先生_風聞

一位美國友人的真知與灼見--訪原美軍赴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先生

本文選自《歷史穿行·域外訪史與社會主義尋蹤》

作者：李向前

(李向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巡視員、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參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寫作、修改和統稿,並撰寫出版多部著作。為多部文獻紀錄影片總撰稿。)

這是謝偉思（中）與毛澤東（右二）在延安的合影

51年前，正當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中國戰場開始轉入反攻，酣戰太平洋的美軍同日軍展開逐島激烈爭奪之際，一個由一小隊美國軍人和政府官員組成的使團，從重慶機場悄然起飛。他們一路向西向北，飛往中國那蒼莽而神秘的黃土高原。儘管，這些用美國一個俚語——“迪克西”——而命名的使團的成員們，並不是最先抵達中國“紅色都”延安的美國人，但他們卻是第一批受美國軍方，甚至是受美國最高決策者正式派遣而來的使者。

　　在使團當中，有一位身材頎長，會講中國話的年輕人。他雖非美國職業軍人，但也身着美軍軍服。顯然，當時的他並沒有意識到，在他的腳一踏上這片渾黃色土地的時候，他以後一生的命運也就同它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了。他，就是本篇訪問記的主人，當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的約翰·謝偉思先生。

　　這是半個世紀後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

　　作為中央電視台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大型系列片《勝利》的撰稿人，我有幸同我們的電視採訪小組，在美國舊金山訪問了謝偉思先生。

　　舊金山灣温暖的海流，給美國西海岸這座大都市帶來了得天獨厚的氣候環境。這裏四季如春，終年綠草成茵，花木扶疏。在灣區起伏的半環形山脈上，錯落有致地排列着各種造形不同，顏色迥異的建築，它們宛如點綴在一片碧綠中的花朵，給整座城市增添了嫵媚和幽雅。

　　當我們如約到達位於奧克蘭區謝偉思先生居住的老年公寓時，老人已先於我們在門廳中等候了。看上去，他完全不像已屆86歲高齡的耄耋老人，依然是健碩的體魄，依然是機敏光亮的眼睛，依然是幽默而充滿智慧的外表。我們幾乎是不用介紹，就徑直走上去同他握手的。

　　對謝偉思先生，我是心儀已久的。還在大學和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我就曾對抗日戰爭勝利前夜國、共、美三方複雜的政治關係史生過濃厚的興趣。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關係到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一個歷史關節點或時局轉換的樞紐。自然，要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便無法迴避迪克西使團，無法迴避謝偉思在其中揮的作用。

　　此外，謝偉思個人的經歷和遭際，也是我曾經十分關注的。應該承認，這位出生在我國四川省成都市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在中國度過了自己青少年時代16個春秋的美國政府官員，在他的赴華使命中，是盡心盡職為美國國家利益工作的。然而，為了打敗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意識形態觀念不同，價值觀存在很大差異的人們，是可以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去戰鬥的。那些差異並不妨礙人們成為戰友和朋友。另外，不管來自哪個國度的人，在真、善、美以及其他社會道義原則問題上，應該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他總會客觀而公正地評價、判斷眼前的事物，從而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

　　而謝偉思先生在華的主要使命，便是一種類似於觀察員式的工作。他的任務是把自己對於中國戰局的展、中國各政治力量的狀況、中國未來前途等等問題的見解，向美國的國務院作出報告。由於謝偉思先生諳熟中國語文字，能較深入地接觸中國社會，現隱藏在外部表象後面的真實，因此，他提出的報告往往直不諱，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是抗擊日軍的主要力量。這個政黨是有生氣、有遠見的，她並非如某些人所説的是蘇聯人的傀儡，而是具有勃勃活力的，真正有前途的革命力量。

　　他的這些結論，自然有忤於美國國內一些“大人物”的看法。1945年4月，他被赫爾利調離中國。6月，因涉嫌所謂的《亞美》雜誌間諜案而被捕。但是，大陪審團終以20∶0否決了對他的指控。然而更不幸的事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由於冷戰的原因，美國國內右派勢力甚囂塵上，他們把所謂“丟失中國”的“罪名”加在謝偉思等這些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中國工作、對中國狀況作出過正確反映的官員們身上。參議員麥卡錫操縱國會調查委員會，對謝偉思等人橫加迫害。1951年9月，國務院竟在調查結論無罪的況下，辭退了謝偉思的公職。這使這位職業外交官的生計陷入了困境。他為此不得不到紐約一家蒸汽機制造公司謀取一份“外行”的工作。公正的美國輿論一直這樣評論：謝偉思是麥卡錫當政的那個美國曆史上最黑暗時代中受到最嚴重傷害的人。如果政府早些聽了謝偉思的意見，如果美國當時對中國及其盟友採取現實的政策，那麼，可能就不會生後來的朝鮮戰爭，戰後的中美關係也可能會大為改觀。

我同謝偉思先生的交談，自然要從他參加迪克西使團前往延安，以及在此前後他對中國政治展的觀察開始。在我們的攝像機面前，先生從容不迫，侃侃而談。唯一遺憾的是，先生已經不能直接操漢語回答我們的問題了。

　　先生説，太平洋戰爭爆後，美軍在史迪威將軍的指揮下，在中國戰區積極作戰。但他們越介入中國戰場，就越需要了解中國的軍事、政治狀況。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院於1943年派出數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將軍的司令部做報工作。先生告訴我，他便是這些外交官中的一個。

　　先生接着説，當時他所負責的工作，是在史迪威的司令部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之間進行溝通，而主要任務是同周恩來先生進行接觸。先生説，隨着戰爭的展，我們越來越感到華北敵後戰況的重要。我們向蔣介石多次要求派代表去延安，蒐集和研究那裏的戰況和報，但都遭蔣拒絕。直到1944年6月，華萊士副總統訪華，對蔣介石施加了壓力，蔣才最終同意我們的建議。於是，我們在重慶組成了觀察小組，我作為政治觀察員加入小組，負責對政治事務方面作出報告。

　　先生説，當我們到達延安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熱地接待了我們。中共方面安排了很多次報告會，由各個地區的軍事負責人向我們介紹況，使我們瞭解了很多關於華北戰場的最新展形勢，以及游擊戰的真實況。我們還曾派出小組前往作戰地區，如晉察冀的阜平和山西等地，以便進一步接觸戰場實際。

　　謝偉思先生不無感慨地告訴我，當時他們得到的一個很深印象就是，華北敵後在很多方面與重慶不同。人民支援軍隊，也擁護他們的領導人。人民是同八路軍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延安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這裏人人平等，沒有通貨膨脹，很少官僚主義，人們只是在為擴大根據地，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而戰鬥。在延安，共產黨的領導人普通得就像戰士。毛澤東經常只帶一個衞兵，在延安城裏散步。他有一次在河邊就這麼碰見了毛澤東。毛澤東經常參加羣眾活動，平易近人。總之，在延安，人們充滿信心。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早晚會成為執政黨。這給美國人很深的印象，也使他們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然而，在重慶，況則完全不同。那裏的人們完全是被動的，人們沒有自己的遠大想法，只是在那裏等待着返回南京，返回上海。在國民黨統治區，幾乎沒有什麼可以給人以新奇印象的東西。他們就是向盟軍要物資、要更多的飛機，要一切所能要到的東西。先生説，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延安人總是向我説：“有辦法，有辦法”（謝偉思先生説這兩句話時使用了中文）。他們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從日本人那裏繳獲。戰鬥越多，獲取的也就越多。他們沒有抱怨，沒有令人生厭的討價還價，甚至沒有什麼要求，他們總是充滿了樂觀。

　　講到這裏，謝偉思先生向我透露了他當時形成的一個重要想法，那就是美國人應該真誠地同八路軍、共產黨合作。同時他也有責任向美國的決策者和一般人宣傳延安的況。有興味的是，謝偉思的想法事實上同我們黨的見解一致，在和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同他的談話中，都清晰地表明瞭這一點。下面是謝偉思先生有關這一內容的回憶：

　　那時候，外國人並不瞭解八路軍，也不瞭解中國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和八路軍只在華北一隅，大多數外國人不能到達那些地方，因而也就不瞭解他們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

　　我當時和其他幾位觀察組的成員都特別關注在日本人被打敗以後中國事態的展。我越來越相信，中國共產黨在戰後的中國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們有更強大的力量，控制着更廣大的地區和人民，他們比在江西的時候要強大得多。在延安我與共產黨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如周恩來、毛澤東的多次談話之後，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們很想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得到美國人的支持，以及在戰爭結束後，在經濟方面與美國人合作。特別是他們向我解釋了他們在打敗日本人之後將要實行的政策，希望在戰後能得到外國的援助。

我認為，那種説中共只是依賴蘇聯，是蘇聯的傀儡的説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很瞭解蘇聯在戰爭中損失巨大，拿不出更多的物資來支援中國進行建設。因此，他們歡迎美國的援助，願意同美國合作。我把這些況通過駐重慶的大使館向華盛頓作了彙報。當時大使館對這些況是非常重視的。

　　我相信，國民黨是無法打敗共產黨的。因為共產黨在戰爭中迅速地展和壯大。我認為，如果處理得當，那麼戰後中國會有好的前途，人民和各個方面都會從中獲益。而所謂得當的處理和儘量好的安排，是指根據中共的建議組成聯合政府的方案。所以我在寫給上司的報告中，呼籲美國應通過一個合作性的意向，來處理戰後中國的事務，避免生分裂和內戰的災難。這樣做，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美國在遠東的利益。

　　説到這裏，謝偉思先生稍作停頓，彷彿在繼續整理一下思路，準備進入更深層的反思。

　　先生接着説，那時，我只有35歲，很年輕。我的上述這些報告可能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悦，但我還是寫了。在我1944年同總統助理霍普金斯先生談到這些問題時，他就很直率地對我説，也許，你説得都是正確的。但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他們不會改變。在美國，各國共產黨都是被莫斯科控制和指揮的看法已成定見。但我從跟他的交談中卻體會到，霍普金斯也有這樣的感覺：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共產黨有所不同。他們在歷史上同莫斯科有分歧，整風運動就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於蘇聯影響之外的標誌。霍普金斯還認為，由於毛澤東的才能和獨創性，他理所當然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是，我也深刻地意識到，霍普金斯乃至另外一些更接近於決策層的人們，都深受赫爾利的影響，那就是説要解決中共的問題，只有通過俄國人，通過與斯大林的交易。或者也就是説，由我們給斯大林一些他想得到的東西，然後向他提出條件。於是斯大林就會去迫使中共按他的要求去做，例如要中共收縮自己的力量，推遲實現他們的主張，同意美國人的條件等等。我認為，赫爾利這一套很可能來自國民黨的某些人，例如宋子文等。當時羅斯福重病在身，不久就病逝了。他遠離中國，同赫爾利一樣，都沒有有關中國的背景知識。但美國的政策就這樣制定下來了。這也就是後來雅爾塔會議的背景。由於美國軍方認為在對日本本土進行最後攻擊時，日本人會頑強抵抗，可能會造成上百萬美軍的傷亡。因此，羅斯福對雅爾塔會議感到滿意，因為斯大林得到了好處，從而作出了承諾。但是，這些東西實際上是不現實的。中國共產黨也並不想依賴莫斯科，當衞星國。他所希望的，是更多地開展中國自己的共產主義運動。

　　先生接着説，然而戰爭結束之快出乎人們的意料。廣島原子彈爆炸後，日本很快宣佈投降。美國人當時很愚蠢，又開始極不現實地認為，他們可以圓滿地安排中國的未來，也就是努力建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而民主的政府。根據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日軍只向國民黨投降。因此我們把國民黨軍隊空運到受降地區，如秦皇島、青島、上海等地，並動用我們的海軍來守衞港口，以待國民黨軍隊的到來，從而引起了中國的內戰。

　　講到這裏，我注意到謝偉思先生語調中帶着很濃重的感嘆和遺憾。作為歷史當事人，他所流露的那種感，他所表現出的那種深深的無奈，是很容易讓人捕捉到的。

　　先生繼續對我説，當時我們的見解很難達於最高層。然而我們都是那些事實的真正見證人。共產黨和八路軍在人民之中，在抗日的戰鬥中得到迅速發展，他們是充滿生機的力量。我剛一到延安，毛澤東就在一天夜晚的聯歡會上對我説過：我非常想更多地瞭解你們，當然，你們也想更多地瞭解我們。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後來，在棗園，毛澤東曾與我進行過長談。他直率地向我談起我們之間的關係，同時詳盡地向我解釋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解釋了他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並展望了戰後形勢的發展。我強烈感覺到，他為了進行中國的建設，確實希望同美國進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這些信息傳達出去。而當時我所能作的，只是向他解釋，我僅僅是一個觀察員，我沒有授權闡述我們的政策。但我還是告訴了他，重慶那些人，對此會是無動於衷的。

聽到謝偉思先生這些真實的講述，我自己心裏也升起一種對歷史的莫名的遺憾。的確，如果像謝偉思先生這樣一些當時只是下層官員但卻握有真知灼見的人，能受到美國最高決策者的重視，那麼戰後中國、遠東甚至在更大範圍的歷史時空中，將會出現多麼不同的狀況和結局！人們常常會提到政治上的“短視”。我想，在現代國際關係史上，美國決策者們在這裏可能犯了一次最大的“短視”性錯誤。當然，歷史總是偶然與必然的交織。在“短視”的後面，有着深刻的歷史必然。這裏邊的道理既有意識形態的，更有不同階級、不同立場和歷史限制性的因素在生作用，而這不是三兩語所能講得清的。但我想，至少我們在回顧歷史時應記住它們；在有餘力的時候，仔細地研究它們。在交談的最後，謝偉思先生又應我的要求對中國的抗日戰場進行了簡單的評價。他説，無疑，八路軍給日軍造成重大困難。他們迫使日軍在華北的廣大地區建立封鎖區。日軍不得不沿鐵路線部署重兵，建立據點，以保護鐵路的暢通。日軍不得不花費很大精力，用很多兵力去維持整個佔領區。事實上，是八路軍吸引了日軍的大部分注意力，將它們牢牢拖在了戰場上。八路軍動的多次戰役，給日軍沉重打擊。

　　這時，時鐘已經指向12時。在猶未盡之中，我們不得不起身告辭了。對堅持下樓為我們送行的謝偉思先生，大家都感到卻之不恭，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老人在心理上是極其頑強的，他們最不高興的就是被人視作“老人”。我們衷心祝願他健康長壽。但我們更知道，老人講述給我們的那段歷史，老人在那個風雲際會的時代中，以自己的正直，以自己準確的判斷力而獲得的真知和灼見，是永遠不會被歲月磨洗去的。這將作為中美兩國關係史上的重要一頁，鑑往知來。

（本文表於《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謝偉思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