禿如其來的年輕人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這個時代帶給年輕人的，既是前所未有的鹹魚翻身機會，又是一張隨時可能被淘汰的牌桌。

**文 |**王先 仉澤翔 周路平 嚴冬雪

編輯  | 王曉玲

1

深秋，工作日晚上7點半，我和戴為約在北京CBD地區附近一個地鐵站見面，這是他從公司回家途經的中間地段。每隔兩三分鐘，就有一條自北向南貫穿這個城市的鐵軌從地下呼嘯而過，兩個端點，連接着戴為世俗意義上的角色，一端兒是北五環某互聯網公司寫字樓裏的運營主管，一端兒是南四環外城中村出租屋裏的租客。

戴為頭頂有兩塊小小斑禿，還沒有肉眼可見的謝頂那樣誇張。聽説我要找他聊年輕人脱髮，他覺得自己不算典型，“我不年輕啦，30出頭了”，“我還好，我好多同學都脱髮，有的真都快禿了。”

2015年，戴為加班熬了幾個通宵後，不經意間捋了下自己頭頂，發現頭髮一摸掉一把。他感到錯愕，沒想到剛剛30歲的自己，居然也成了網上説的“脱髮的年輕人”中的一員。可是家族又並沒有脱髮史，他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慌。

之後，他到網上搜索了各種關於脱髮的知識，知道有一種脱髮很難解決，那就是遺傳性的雄激素脱髮，他慶幸自己的基因好，不是這種體質，否則畫面估計更不堪設想。

關於頭髮的內容，從此變成了他的關注話題之一。

在中國，跟戴為一樣在脱髮的年輕人，多得超過了外界想象。大概歷史上也沒有哪個時期，脱髮成為年輕人頻繁談論的話題，像是一種時代症候。

以貴著稱的戴森，今年秋天在紐約推出一款自動捲髮棒Airwrap，售價高達500美元。新捲髮棒在中國同樣刷屏，但網友調侃最多的卻是“我缺的不是錢，而是頭髮”，“我需要的不是捲髮棒，而是生髮棒”這樣的話題。

數據顯示，這一代人的禿頂，的確比以往更早到來。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公佈的一份“脱髮人羣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脱髮人羣約為2.5億，其中男性脱髮人數1.6億，以20到40歲之間為主，30歲左右發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脱髮年齡提前了整整20年。並且，脱髮人羣還在每年遞增，甚至超過了糖尿病和高血壓人羣數量。

也就是説，85後甚至90後正在成為脱髮大軍的主力。電商平台的數據更為明顯。阿里健康2017年秋天發佈了《拯救脱髮趣味白皮書》，購買植髮、護髮產品的消費者中，90後人羣已佔據36.1%，即將趕超佔比38.5%的80後，成為擁有脱髮煩惱的主力軍。

在醫生眼裏，除了遺傳佔主因的雄激素脱髮，壓力和睡眠不足是導致現代年輕人脱髮最常見的原因。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皮膚科主任楊淑霞説，雖然沒有詳細的數據，但確實現在每天去其門診看病的脱髮患者大多分佈在20到40歲之間，年輕人關注的脱髮，除了雄激素型脱髮和諸如哺乳期的休止型脱髮外，更多和緊張、勞累、休息不好、營養不良有關。

年輕人脱髮當然也帶動了頭髮經濟發展。根據國家衞生部門公佈的數據，中國未來10年毛髮健康產業還將以每年260%的速度增長，城市居民用於個人頭部護理的消費正以每年30%的速度急速遞增。相關人士也推測，2015年至2025年，將是中國生髮、養髮、植髮市場爆發式增長的黃金10年，千億養髮藍海市場正等待發掘。

盯上年輕人日漸稀疏的頭頂的還有風險投資。2018年初，碧蓮盛宣佈獲得華蓋資本5億元戰略投資，碧蓮盛正在籌備A股上市。同年9月，雍禾植髮宣佈獲得中信產業基金的戰略投資。

2

在所有脱髮人羣中，程序員這個職業被划進重災區。“你再看互聯網公司的那些程序員，幾個是有頭髮的”，關於頭髮，戴為經常會拿程序員舉例，自我愈療。

幾年前，一張北京中關村地鐵站和普通地鐵站乘客對比的內涵圖，一度在網上流傳。直到最近一年，由還沒接通地鐵的北五環外西北旺後廠村，繼承下被調侃的衣缽。

我和戴為走進一家粥鋪，點完菜，他要了瓶啤酒，砰的一聲起開，倒進玻璃杯，順勢撥了撥自己的頭髮指給我：“你看，還有好多白的，在之前的公司掉得更嚴重，壓力大。”

我是5年前認識戴為的，那時他還完全沒有什麼所謂頭髮和亞健康的問題，現在迥然已是中醫脱髮專家。

他告訴我肺是“主管髮膚”的器官。“中醫上講，一般情況下，你要是這邊開始謝頂了”，説着攏了攏額頭兩端，“説明你這個人性格容易暴怒。肝主筋，腎主骨，肺主髮膚，為什麼吸煙的人皮膚都不好，有影響。”戴為一直沒能戒煙。

“你想，壓力大，內分泌就容易紊亂，皮膚油脂散發多了，我原來一天不洗澡頭髮就油油的，頭脂一多，就開始掉頭髮。”戴為説。

戴為自認是職場上的“佛系”年輕人，自從武漢大學研究生畢業來北京，前幾年一直在互聯網公司做一線運營，他説自己不適合做管理崗位，最多做到運營總監，“然後就會卡在這兒”。

但如果繼續選擇走專業這條路，往後精力上又肯定拼不過20多歲的新人。

沒有人永遠年輕，但永遠有年輕人。

戴為很清楚，在北上廣深這類一線城市，對絕大多數人來説，以按部就班的職場路徑發展下去，想靠工資置業甚至實現財務自由是不可能的。沒法置業，便沒法安家，更沒法解決未來孩子上學問題。所以，他需要在30歲左右的年紀，儘量在法律允許的範疇內，快速積累財富，“更需要開闢第二條路”。

説着，戴為望了一眼窗外。這家粥鋪和繁忙的地鐵站隔着一道十字路口，白天隱沒在周圍大廈的投影裏，招牌在夜晚才顯得格外透亮。不遠處，國貿三期、央視大廈、財富中心等百米高的建築毗鄰相對，構成北京“上東區”的城市天際線，施工6年但依然在建的中國尊，高到了528米，比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出一截，僅次於阿聯酋的迪拜塔。在串起這片建築羣的馬路上，如果是在過了晚高峯的深夜，偶爾還能聽到威風凜凜的跑車馬達聲。

一邊是財務自由的人生標杆，一邊是社會上不斷傳播的年紀焦慮。身邊也不乏去了納市敲鐘的“85後”創業者，炒幣大賺第一桶金的“90後”財富新貴。身處其中，戴為完全不理會“成功人士”與“失敗人生”的參考標準不可能，這些聲音交織充斥在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像新流行並且看起來還將繼續流行下去的時代新型病毒。

焦慮由眼睛耳朵傳進大腦心臟，填充得多了，戴為莫名感到堵得慌。

投資，是戴為給自己開出的人生藥方。只不過仍在臨牀階段。2015年，戴為開始押注外匯，居然真的在市場賺到了60萬元，“1：200的槓桿，一天就賺了20萬”，這讓他高興了好一陣。

60萬元，對於戴為來説，是一筆不大不小的收入，談不上財務自由，但是至少可以緩一口氣。

壓力沒那麼大了，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換了一份新工作。新公司給的薪水只有原來一半，但相對節奏較慢。最初的幾個月，他覺得狀態開始漸漸恢復正常，早上頭髮也不再一把一把的掉了。

沒想到才過了三四個月，戴為連本帶息跌進去150萬，這裏面有父母的錢，有自己這些年的幾乎全部積蓄，整個人的精神一下就垮掉了。

戴為感覺這個世界難以把握。

前一分鐘還是流奶與蜜的迦南美地，轉瞬間就有可能變成以色列人曾服苦役的埃及。

戴為搬到了北京南端的城中村，房租每月只有750元。他一度不敢告訴妻子和父母，“他們每次一問我還有多少錢，我就説一百來萬吧。”

那段時間，戴為的頭髮掉得尤其厲害，閲讀了各種中醫典籍後，堅信壓力就是自己脱髮的根源。

 “我不年輕了，都是中年人了”，他認真扶了扶眼鏡，再次強調。

我告訴他，現代漢語辭典對“中年人”的定義是：年紀在40至60歲之間的人。不過我也很清楚他的潛台詞，對於互聯網運營這個職業，他確實不年輕了。

3

戴為的脱髮是從工作三年後才開始的，何遇要早得多，提前到了大三在樂視網實習的時候。

在視頻網站做剪輯工作的她，和程序員一樣需要長期對着電腦，也不得不經常熬夜。今年24歲的何遇，自稱有三年脱髮史。她算不上禿頂，只是看着髮間距明顯越來越寬，她説心裏也越來越慌。

別説是愛美的何遇，就是男性，也大多不能接受脱髮的視覺衝擊。28歲的美團產品經理秦昊，在大學畢業一年多之後開始逐漸被人問到髮際線是什麼情況，“一開始我還以腦門大、額頭高感到自豪，後來發現不對。”過去一年，他的髮際線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向後急退，秦昊不得不將頭髮留長，劉海兒朝前努力梳起了中分。

晚上8點鐘左右，他從燈火通明的望京辦公室發來兩張自拍照片，拍攝時間相隔不到10秒鐘，分別是摟起腦門兒，和頭髮中分後劉海兒向兩邊梳起的造型，自嘲説這是“聰明的代價”，“你看互聯網公司的程序員，禿的最多”。

雖然表述有些誇張，但在電腦輻射與熬夜加班雙重加持下，髮際線高的程序員確實不少見。在南京，跳槽到華為不久的楊聰，戴上了假髮。妻子用“放棄治療”來形容他買假髮的決定，楊聰的頭髮也成了朋友們日常編段子的重要靈感來源。

何遇曾經並沒覺得長髮能留到腰間是一件多麼特別的事，及腰的長髮已經在她頭頂生長了近20年。如果腦袋可以宣示主權，那麼這長髮將是首當其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遇讀大三那年，由導師推薦，經過兩輪面試，她進了樂視網裏一個網綜部門當實習生，並對接起和某韓國製作人的日常溝通工作。

對於一個初次接觸職場的年輕人來説，這些一開始都是真人秀似的新鮮體驗，但沒過多久，疲憊感就擋不住了。“韓國人好像都不困似的”，在樂視網一年，何遇用完全“晝夜顛倒”來形容自己的作息。經常在深夜裏，韓國導演還拉着她一起排練綜藝節目裏的遊戲。

凌晨四五點鐘下班成了何遇那段時間的常態。高強度工作半年後，頭髮脱落的速度讓她感到一陣恐慌，“每天都得洗枕巾，上面全是我的頭髮”。那年雙十一，何遇買了一打枕巾，備着換。自從發現頭髮掉得誇張之後，何遇把原本每月一次的頭皮護理週期逐漸縮短到兩週一次，美髮卡一充三五千。

“每回一去，那個美容師就嚇唬我，説我頭髮毛囊有問題，頭髮不紮根，（雖然）我頭髮啥樣，我自己心裏都有數，但護理還是圖個心安理得。”

“掉頭髮嗎？”，“你髮根毛囊有點堵”，這套話術在理髮師的嘴裏，比算命先生的“印堂發黑”還管用。我常去的一家北京中關村的美容院，三千塊錢的頭皮護理套餐一直賣得不錯。

何遇説，自己加班熬夜換來的工資，幾乎都交給了美容院做頭皮護理，但收效甚微。3個月前，她第一次剪了短髮。

比脱髮更可怕的是，何遇的體重也開始持續上漲，體重和頭髮的失控，讓何遇的心態一起失控了。

何遇的努力也沒能換來太多職場積分。她剛進入公司時，樂視還沒爆發危機，賈躍亭仍是公司裏的精神idol，進入門檻相對蠻高，許多年輕人以能進入樂視追求理想為榮。

她實習還不到一年，樂視就接連爆發危機，賈躍亭的形象在她心裏也逐漸倒掉。失去了拼命努力的目標，覺得也沒有繼續留下來的理由，她選擇回學校繼續讀研。

至於讀研畢業後想做點什麼，她還沒有考慮，逃跑似的，只希望先在學校做個緩衝，把生活速度放慢下來。

三個月前，何遇做了一次腰椎間盤突出手術，這是她常年剪視頻久坐的後遺症。

現在她更關注自己的身體，在樂視的一切彷彿十分遙遠，但有時候她會突然感到莫名焦慮，何遇也説不清理由，好像心裏有一個人對着空氣在揮拳。

4

戴為從來不理會理髮師的產品推薦，“我就知道是忽悠，主要是現在我這兩邊還能蓋住，不在乎。”

但同樣的話術對27歲的周順起了作用。有一次，理髮師用手撥了撥周順的頭髮，説比較稀疏，有禿頂的風險，問他是不是經常熬夜。周順記得自己頭髮應該挺多挺密的，但心裏還是“有一點點被嚇到了”。

做媒體作息不規律，他確實經常熬夜工作到凌晨以後，白天補覺。

“一開始我沒太在意，但Tony老師説了好幾次，我心裏就擔心了，難不成真的在這個年紀就脱髮？”周順腦子裏開始出現禿頭畫面。理髮師再進一步，拿出類似放大器的東西在他頭頂一小塊區域掃了掃，就着眼前的ipad實時顯示屏講解：你看這塊頭髮多稀疏，這幾個毛囊發炎了。

兩次三番，周順接受了理髮師推薦的3000塊錢頭皮護理套餐，當場做了一次頭皮清潔按摩，洗完之後又給他一指：“你看，以前堵塞的毛孔都打開了。”

他把辦卡的事告訴了朋友，引來許多嘲笑，“你是不是瘋了，居然有一天會這麼好騙”。

“做媒體工作經常熬夜，兩三點睡，內心還是會焦躁，否則不會那麼輕易相信她，（被騙）還是有原因的，真擔心某一天就真的跟某些程序員一樣。”周順覺得，可能心裏還是有自己嚇自己的成分，所以事到臨頭，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他為自己這個選擇後悔了小半年。

人們對脱髮的恐懼，大大催生了商家的興趣。那些脱髮不算嚴重的人，不會為此走進醫院。普通人的抗脱之路一般從洗髮水起步，以頭皮護理進階。

十年前，霸王的銷售額便已經超過了14億人民幣，毛利高達9億元。這種以首烏、人蔘、皂角、側柏葉、飛揚草等中草藥為原材料的洗髮水，受到市場的熱情追捧。在成龍“duang”的一聲中，防脱髮的熱潮火遍大江南北。要不是在2010年遭遇致癌風波，霸王的輝煌還能夠延續好些日子。

緊接着，各路生薑系和無硅油洗髮水在超市繼續大行其道；主打“養髮、生髮、防脱髮”的章光101，也迅速積累起10多億固定資產，2500多家“專業生髮”連鎖諮詢店一度在中國城市田間遍地開花。

不過，幾乎市面上所有主打頭髮養護概念的產品，都是譭譽參半，因為至今還並沒有嚴密的科學理論和數據做支撐，證明其起作用，甚至有時會被當作“欺騙無知羣眾”的代名詞。

“我爸以前就去過老家那邊的章光101門店，還不敢從正門進，怕被熟人撞見尷尬”，一個已經初現脱髮端倪的朋友告訴我。

楊淑霞從專業角度解釋説，只要能夠控油，洗髮水或是頭皮護理對於防脱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大。

在美髮行業做了10年的理髮師蔣濤，對現在年輕人脱髮現象已經見怪不怪，“尤其是那種斑禿，我們一般叫‘鬼剃頭’，好多人白天上班對着電腦，晚上睡不着盯着手機，輻射對掉頭髮都是有影響的。”

他前些年做過代理生髮產品的生意，但現在不給客人推薦了，“有忽悠人的成份在，要想不脱髮，什麼產品都不如睡眠，睡不好、生活沒規律，頭髮肯定會掉，那些做科技開發的，哪有睡得着的。包括我自己頭髮都掉。”

而對於許多洗護產品上標註的增發、生髮功能，楊淑霞則表示都是騙人，“增發是不可能的”，“市場上所謂的生髮產品基本上都是忽悠人”。

和楊淑霞一樣，醫院裏的皮膚科醫生對所謂生髮產品的態度，十有八九是不屑。

5

相比各種防脱用品，植髮可以説是對付頭頂難題的終極手段。

1987年出生的郭陽勇敢地選擇了植髮手術。他曾在一家門户網站工作了幾年，對這份工作的記憶主要是忙，“天天加班，週六日也經常要加班。”

郭陽説就是在那個時候，發現自己髮際線似乎有點高。今年才31歲，但看上去已經人到中年，每天看着鏡子中的自己，郭陽用了一年時間，做了一個周圍朋友們認為非常大膽決定：他去做了植髮手術。

經過了一年對疼痛感和花銷性價比的心理建設，去年十一黃金週，他走進了北京一個植髮中心。

推子推光了頭髮，用水清理好，一道黑色馬克筆畫出擬補齊的髮際線輪廓，郭陽進了手術室，他面前放着一把看起來有些老舊的按摩椅，按摩椅前面有個洞。郭陽需要做的，是躺在那裏，由醫師將他1500個後枕部位的毛囊組織取出，“栽種”到前額。

一位植髮專家正給用户植髮

郭陽有點害怕，醫師説只有麻藥打得會稍稍有點疼，但這種痛感在可接受範圍內，一般人都能接受。醫師遞給他一個解壓球，“沒事你可以捏一捏。”

“結果他一針下去，我嚎得整幢樓都能聽到。”

植髮本質上是一種“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和郭陽一樣，許多植髮的年輕人，考慮到頭髮成活率、疼痛度、可能留下疤痕等等因素，經歷過少則幾個月，多則幾年的瞭解和猶豫。

植髮技術在1997年進入中國，但直到近幾年，雍和、科發源等植髮機構才隨着尖叫聲流行起來，這種算不得常規意義的手術，和這個時代眾多追求效率的事物一樣，“上午去種牙，晚上啃蘋果”與“上午去植髮，下午就上班”的廣告，紛紛擠進地鐵和電梯間的廣告屏，激發着人們半信半疑的想象力。

打了麻藥，醫生拿來一件工具，“東戳戳，西戳戳，發現我沒有感覺，就開始用一個像美容儀似的東西繼續戳戳戳，戳完一片之後又拿鑷子把這些毛囊都拔出來，是一個一個小毛茬兒”，郭陽説，接下來由護士們把這些毛囊每50個為一組分開存放，再種進前額。

事後，他甚至有些為自己的勇氣自豪，有朋友嚴重脱髮，會動輒花費幾千塊買各種正規不正規的“生髮產品”，反而對植髮非常謹慎，擔心花費擔心失敗。

郭陽覺得，和無窮無際的加班比起來，植髮的痛苦簡直算是一勞永逸。

作為一種應用顯微外科手術，植髮技術已經有66年曆史。1952年，紐約的皮膚外科醫生諾曼·奧倫特雷發現，從頭皮側面到禿頂部位的毛囊，其實能夠像未移植過一樣正常生長，這證明每一個毛囊都是獨立的，不受其他同伴影響，所以，或許可以把身體其他部位的健康毛囊移植到脱髮部位，來對抗禿頂。他在自己診所裏為人成功進行了植髮手術。到1966年，全世界已經有1000多人接受了他開發的植髮技術。

2011年英格蘭足球前鋒魯尼走進倫敦哈利街診所，接受第一次植髮手術，引起媒體瘋狂報道。植髮逐漸成為脱髮症患者可考慮的新治療選擇，2015年到2017年，百度關於植髮相關的搜索數量增長了114%。

而根據市場調研公司Market Research Future公佈過一份《全球植髮市場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植髮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238.8億美元，未來五年的年複合增速將超過24%。

6

劉帥是我這次採訪中遇到的最理性的人。早在2012年，劉帥也曾是脱髮的年輕人。當時他剛剛看完一系列專題報道，發現自己額頭邊“進去了一塊”，他指給我現在已經重新長出頭髮的額頭區域，“當時很明顯，頭髮變得特別細軟，我上網一查，發這可能是脱髮前兆，特別焦慮，然後發現掉得越來越多，頭髮平時都是趴着的，同事説就像戴了假髮，那段時間變化特別大，實在是難以接受，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決定去醫院。第一次去北京某三甲醫院皮膚科求診，擔心掛不上號，劉帥特意假裝提了個行李箱，説自己剛出差回來，希望加個號。“人太多了，用這種方式我才掛上。”

醫生拿工具量了量髮際線尺寸，給出了兩種方案：抹一種叫做米諾地爾的外用藥，或者服一種叫做非那雄安的藥物。

這是目前經過國際醫療界認證過的唯二有效促進毛髮增長的藥物。吃了7個月，劉帥覺得髮際線和髮質都有了比較明顯的改觀，到了一年左右，髮絲也不再有那種病態細軟。過了兩年劉帥去複查，醫生把病歷拿出和從前對照，重新量過後，髮際線比最初時退了大概一兩毫米，“這就完全可以忽略了”，醫生説這很正常。

“一個人來看脱髮，我肯定先要判斷是哪種類型”，楊淑霞告訴我，精神性和病理性的治療方式不同。“比如一個人是天天熬夜睡眠不足引起的休止期脱髮，就要告訴他改變生活作息，這種不用醫生來治，自己慢慢就會長出來。”

她説，只要一個人科學地堅持用藥，即便是比較麻煩的雄激素性脱髮，“頭髮的量還是可以保持的”。

不過她也提到，還有相當一部分脱髮的年輕人多少有些“神經質”，“看着頭髮很多，而且脱的量也不是很大，就是説自己每天掉很多頭髮”，但當醫生繼續追問後發現，這個人往往伴隨着輕重不同的焦慮症或抑鬱症，讓其揪着頭髮的問題不放，“這可能只是焦慮症的表現之一，並不見得就一定是脱髮”。

戴為説自己脱髮最嚴重的一段時期，連身體帶精神都在垮掉，體重由畢業時的150斤飆升到170斤，就在他覺得差不多到頂的時候，漲到了190，並且出現了在他以往觀念裏只有老年人才會出現的血脂血壓血糖“三高”。那時他的生活一團糟，晨昏顛倒，甚至帶來了脱離正常生活的罪惡感。“算是都市病吧，我覺得算是一種放縱，對自我的放縱。”

我問他怎麼解釋“放縱”，“頹廢，厭倦，對什麼事都覺得生無可戀，因為有巨大的壓力憋着，覺得熬不出來，好像人生已經跌到一個巨大的坑裏，爬不出來。”

根據尼爾森的《中國市場消費者對掉髮現象的認知研究》，多數受訪者認為過重壓力已超越環境問題及家庭遺傳，成為導致中國男性脱髮的元兇。

戴為把這歸結為是一種馬上要步入中年的危機，“90%的人危機都是窮，剩下10%那部分是作，這就是中國年輕人和中年人的共同危機”。

我問他，你怎麼定義“年輕人”這個概念，他幾乎不假思索：“剛畢業的都算年輕人”，説完，大概覺得這個概括過於侷限，想了兩秒又補充一句：“工作不到5年，沒結婚，沒房貸壓力，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精力飽滿的，都算年輕人。”他點上一支煙，深嘬一口，煙尾亮起一抹紅光，伴着自己並未意識的豔羨語調。

90年代初，當崔健彈着吉他，聲嘶力竭唱起“不是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快”的時候，他大概沒有想到，20多年後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單單用“快”來形容變化的速度甚至已經顯得過於單薄。時代的翻枱率高到令人咋舌。

估計他更沒想到，脱髮有一天契合着這個時代，成為一種“流行病”，也成了那些為各種概念祭上時間的年輕人焦慮的表徵。社會的造富地殼板塊劇烈碰撞，伴隨着一輪輪技術變革與行業創新，有小鎮青年一戰成名，也有商業巨頭瞬間沉沒。

畢竟這個時代帶給年輕人的，既是前所未有的鹹魚翻身機會，又是一張擠擠挨挨、隨時可能被淘汰的牌桌。有人昨天還仰視着舞台上的老闆“為夢想窒息”，今天就被告知面臨裁員的危機。一個風口上的概念從興起到衰落，週期越來越短。一個被廣泛應用的技術從發明到棄置，有時只需一年。

《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紅桃皇后説，在這片森林裏，“不進等於後退，停滯等於死亡。拼命奔跑，或許能保持在原地”。

（文中戴為、何遇、周順、郭陽、劉帥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