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戰三捷之青化砭伏擊戰（六）——任弼時為什麼要準備一條船？_風聞

六、青化砭戰鬥的影響及意義

青化砭戰鬥規模不大，殲敵2900餘人對雙方力量對比的改變也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此戰除補充了西野部隊（主要是教導旅）延安保衞戰的消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對交戰雙方心理上的影響。

胡宗南長年參與“剿共”和防共，是國民黨軍中對中共作戰富有經驗的高級將領。1936年冬山城堡之役，胡宗南部輕躁急進就曾為彭德懷所指揮的紅軍所挫，孰料十年之後，覆轍重蹈，痛定思痛，狂妄之心遽收，畏懼之念漸起。當然，胡宗南不肯也不敢從戰略指導失誤的角度去總結，而是將三十一旅失利的原因歸之於：“一因兵力之單薄，再因疏於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未】（按：疑為衍字）用川道，致遭匪伏擊不能應即佔領高地作堅強之抵抗，而使全軍覆沒”。[1]胡宗南手下原1師的“老人”也就勢對只有黃馬褂（黃埔軍校畢業）而非1師出身的李紀雲踩上一腳，説是“李紀雲沒有作戰經驗，憑牌子當官，現在牌子吃不開了”云云。[2]鑑於上述“經驗”，胡宗南改用所謂“方形戰術”，將主力集中在一起，以免分散被殲，遂開“武裝大遊行”之濫觴。

對於中共而言，此前雖然已經決定西野主力就地和胡宗南部周旋，鉗制胡軍不使東調，但從雙方實力對比的巨大差距出發，對陝北局勢的設想是“主要靠陳謝叢外線解圍”。[3]此戰之後，信心大增，彭德懷甚至樂觀地提出“力爭停止敵人於蟠龍、永坪、延川線以南”，並要求“陳謝縱隊應開始向同蒲路南段進攻”，以為戰略上的配合。[4]毛澤東則認為“現在不怕胡軍北進，只怕他不北進，故陳謝遲幾天行動未為不利”。[5]雖單靠西野獨力支撐陝北戰局的決心尚未真正形成，但較半個月之前的看法已經有了轉變。

更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是，青化砭之戰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定下決心：將中共中央留在陝北。

此前，中共中央並未決心留在陝北。任弼時在25日為中央起草的關於保障中央機關的安全問題的指示中，稱中央和軍委機關除留極少數人員（二三百人）於延安以北地區保持工作以外，其餘部分均移至晉西北。[6]當日晚，由任弼時起草，劉、朱、周、任聯名致電在任家山的毛澤東，[7]判斷：敵似決心繼續“掃蕩”陝甘寧及晉西北，南面敵大部集中，以延安為樞紐，向東向北行動時正面恐難找到殲滅的機會，因而“要準備敵人進到永坪、延川甚至瓦窯堡、綏德”，“我們可能月底或下月初即須東進”。[8]可見書記處多數成員主張過黃河，將中央遷至晉西北。

接任弼時電報後，毛澤東當夜由任家山趕到王家坪，[9]力排眾議，提出：“我不能走，中央最好也不走”。[10]經過26日一天的商議，終於定下了決心。3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告知“中央決定在陝北不走”。[11]同日，毛澤東亦致電賀龍、李井泉，對任弼時25日電的觀點作了修正，認為“目前主要敵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敵即可改變局面，而打破此敵是可能的”，用以支持其觀點的即是青化砭之戰的完勝。同時，亦告知賀、李：“中央率數百人在陝北不動，這裏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12]

當然，其他書記處成員恐怕未必都有毛澤東那樣的自信。任弼時26日電令王震，秘密從延水關挑選一隻較大較好的船，拽到辛關渡，交趙立仁支配。[13]這大概就是備不時之需的。

28日夜，毛、劉、朱、任等率中央機關轉移至綏德以南石嘴驛附近的棗林溝，周恩來則赴晉西北負責佈置中央直屬人員轉移的具體事務。[14]

3月29日至30日，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央會議，決定以劉少奇、朱德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它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託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陝北主持中央工作（亦稱中央前敵委員會）。隨後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中央後方委員會，在晉西北臨縣地區統籌後方工作。

留陝北的中央機關人員按軍事編制，成立了中央支隊（代號“三支隊”，後改為“九支隊”和“亞洲部”等），由任弼時任司令，陸定一為政委，葉子龍為參謀長。下屬四個大隊：一大隊為直屬隊，軍委一局由童陸生（後張明、張清化）負責的作戰組編入一大隊，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作戰指揮業務工作；二大隊由軍委二局派出的人員組成（戴鏡元負責，後胡備文），擔負技術偵察工作；三大隊由軍委三局的人員組成（黎東漢負責，後崔倫），擔負通信聯絡保障任務；四大隊為新華社。[15]

由此，進入了“轉戰陝北”的歷程。（續完）

[7] 毛澤東3月25日夜由高家嶮到達王家坪附近之任家山，此時尚未與書記處多數成員見面。參見郭洛夫：“黨中央轉戰陝北幾個史實的考證”，《黨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74頁。

[13] 《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540頁。辛關渡在清澗東南，無定河與黃河交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