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毛澤東—新中國文化的陰陽之道_風聞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魯迅與毛澤東構成色調互異而又互補的底色。中國悠久的史學精神在魯迅身上找到了它的現代傳人。從思維形態上看，魯迅雜文的實踐是先秦諸子散文的繼承。他們都紮根於喧囂的現實生活、世俗生活，與其説是用邏輯、用抽象概念，不如説是擷取貼近具體生活的世態百象，栩栩如生的形象來表達他們的思想，來進行中國式的説理。

       毛澤東則在它的政論文、社會調查等文本中中展示了另一面貌，那是對分析性思維的引入（“一分為二”就是對這種思維最為簡潔通俗的表達），是明晰的剖析，是周密精確的闡述。毛澤東在《論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就極力強調要做到心中有“數”。在《反對黨八股》解釋説，所謂寫文章是為了解決問題，也就是引入“矛盾、分析”矛盾“、解決”矛盾“，這帶上了抽象思辨的色彩。因此在毛澤東的寫作中，已經滲透着哲學式的思維方式。

        在精神修養這個德性培育的領域，中國曆來存在自我反省的傳統，所謂”吾日三省吾身“、”克己復禮“。這個傳統發展到理學達到了極致。這是對人性的省察，表現為對人性消極面的遏制。魯迅"國民性“批判，正是這一傳統的延續，他説”我總是嚴於剖己的“。我們可以説魯迅是現代中國文化的陰面。他好比是秋夜的月亮，寒冷地洞悉了我們人性的消極面，否定它，遏制它，使我們有所不為。他促使我們以冷峻的態度審視自己。在忙裏偷閒之中沉靜下來，用魯迅式的手術刀，辨別我們人性中的諸多因素，何為善，何為惡。

      但這還不夠。因為批判本身只是否定性的力量，它只是使人停留在反思的階段，使人有所不為，卻不能讓人行動起來，因此它的效果是消極性的。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側重在”滅“，而不是”興“，這就導致理學陷於省察和靜思默想之中，欠缺能動性、主動性的行動力。人性也是矛盾的複合體，存在內在諸因素的，不可消滅的永恆對立，它隨着人類的歷史實踐，出於不斷流變之中，對立面會發生彼此的轉化。如果充分挖掘人性的積極面，就彷彿點燃了火焰，在火的熊熊燃燒中，人性的消極面自然會退居一隅，從而帶來行動的力量。毛澤東是現代中國文化的陽面，是夏日的太陽，給我們温暖，給我們信心。他的文化熱烈地照亮了我們人性的積極面，肯定它，推動它，使我們有所為。並讓我們以寬厚、熱愛之情對待他人。這種文化不僅”滅“。還要”興“，具有一種肯定性的力量，這是對理學的突破。因此，我們還需要針對一切艱難險阻的毛澤東式的鬥爭哲學，衝破人性弱點的阻力，高揚人性的積極面，使我們奮發有為，讓我們知而能行。

      理學在思想史上，在中華民族的生命力發生衰退的歷史階段，追求”靜思“、追求一個纖塵不染的”理“的世界，是有針對性的。這防止了民族因失去行動力，而自暴自棄，最大限度保守了民族的元氣。不是理學扼殺了民族生機，相反是因為民族失去了生機，而作出了理學這樣因勢利導的反應。但隨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生命力的甦醒，向着一個新的歷史高度的奮進，我們就需要走出理學的守成性，保守性的框架。沉浸於纖塵不染的”理“的世界，雖然舒適，感覺良好，卻難以適應一個廣闊、複雜、高速運動變化的世界。一灣清淺的水雖然冰清玉潔，卻不像泥沙俱下的長江大河能培育豐滿的生命，載動航船。魯迅首先敏鋭抓住了這一點。他在為《解放的普羅米修斯》、《毀滅》寫的序中，闡明瞭由靜思，轉向行動，轉向實踐的必要性。他嘲笑了知識分子的清高無力，苦苦思考了在實踐的矛盾中，”行動“的哲學，力圖把文化與生命的實踐結合起來。”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馬克思的這句名言契合了中華民族靜極思動、積極有為、創造歷史的內在需要。而以毛澤東為象徵的中國革命更要以勇敢自豪的行動創造出了高貴的人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