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保姆：親密陌生人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1051-2018-10-29 16:18
編者按：
潘毅的Made in China (2005)記錄了世界工廠中打工妹的工作和生活，而本期推送的Maid in China (2009)講述了中國另一羣打工妹的故事，她們進入城市家庭，從事家政工作，是中國改革時代的新保姆。作者説，“保姆”這一説法本身代表着過時的性別模式和階級關係，卻仍然能準確反映當代中國最普遍的社會關係。家政工人與她所服務的城市家庭的關係，既親密又遙遠；她觸發了城市居民對於流動“他者”那種不確定感、焦慮、恐懼和矛盾心理。作者從家政工人作為“親密陌生人”的悖論出發，觀察當代中國城市中新社會關係的形成，以及圍繞這一關係產生的新劃界文化政治。
户籍制度下的中國家政工人
生產線上的打工妹被禁錮於“宿舍勞工體制”，流動的家政工人卻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她們或是住在僱主家，或是租在城郊農舍，或是在家政服務機構提供的地下宿舍。這些城市寄居者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勞動法律的保障。她們與僱主之間的爭議很多，經常抱怨工資微薄、缺少休息休假和娛樂時間，僱主對她們不信任、挑剔、不尊重，甚至看不起她們。
然而，本書將對家政工人的理解置於更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變革中，提出家政工人和家庭服務市場面臨系統性的桎梏，它植根於中國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户籍制度中。2006年，北京85％以上的家政工人是農民工，其中許多人獨自來到這個城市，成為住家保姆。由於歧視性的户籍制度，城鄉居民所享有的權利和機會懸殊。儘管農村居民能進城務工，但城市居民成為户籍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户籍制度下的農民工，不僅缺少工作機會，也被排除了其他一系列城市權利，包括教育、住房補貼和醫療保健等，從而使城市的旅居者變成了二等公民，造成家政工人問題的根源。
電視劇《田教授家的二十八個保姆》海報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作者同時指出，歧視性的户籍制度帶來的不僅是物質區隔，更是象徵性的排斥和界限維護。本書的焦點正是要對準媒體故事、電視劇、漫畫等這些話語資源。
户籍制度定義了不同的公民身份，有些人可以享有合法的城市空間、福利和權利，而有些人不能；有些人享有政治共同語，而有些人沒有。
——Maid in China
研究方法
2004-2006年間，作者在北京兩個截然不同的小區開展民族誌田野調查。北京東部的安巷是一個老小區，而西部的紫園是典型的新一代商品房和封閉式小區。作者的訪談不僅包括保姆及其僱主，還有相關研究者、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社團。
相比於婦聯等官方調查渠道，作者發現小區的公共空間是最便利的介入口。保姆或是在那兒聊天，或是遛狗，或是照看孩子。當她每天帶着孩子外出散步時，很快就能融入到廣場上保姆和僱主的交談中。保姆除了進行深度訪談，還有小範圍的深度互動，包括日常的聊天、郊遊、一起做飯、購物、看電視、照顧孩子。作者稱這類互動為“延時民族誌”(time-lapse ethnography)，它不是快照，更像是電影，能夠對環境和感知的變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保姆關係悖論：親密陌生人
小區的空間政治展現了保姆現象的悖論，一是家政工人“無處不在的隱形”。儘管保姆在小區中隨處可見，但矛盾的是，無論她走到哪裏，城市居民往往看不到她，就好像她是一個模糊的身影，朦朧、很快被忘卻。二是家政工人“持久的暫時性”。作為羣體，她們構成了不變的存在；但作為個體，她們頻繁的流動，存在顯然是短暫的。
當他們外去郊遊時，保姆通常默不作聲地跟在這家人後面。主家很少向客人介紹保姆，即使她剛為他們做過飯；還有許多場合，僱主通常都視她“不在場”。
我在紫園的四個月時間裏，一户有三隻吉娃娃的人家，連續被三個不同的阿姨牽過。好像沒有人知道每個新阿姨的名字；大家叫她“吉娃娃的新阿姨”。
——Maid in China
這兩類悖論都根源於更深次的互動結果，即家政工人作為城市家庭和居民區的親密陌生人。作者指出，封閉式小區的發展説明城市居民日益關注隱私和安全，但隱含的矛盾也越來越激烈。僱主一方面依賴家務外包，另一方面又懼怕外來者的闖入會威脅到私人空間的安全和隱私。保姆的入侵，觸發了僱主家庭所有的焦慮、恐懼和矛盾心理。本書的核心議題，就是探討這一親密陌生人關係的形成，及其帶來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
理論和框架
作者希望通過對保姆的研究，理解中國改革時代的劃界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本書認為，界限不僅可以基於性別、性、階級和地域，還可以基於農村與城市屬性（行為、着裝、態度）、工作與非工作，以及家庭與公共等因素。界限不僅是相互交織的，更是在接合處相互疊加的。作者分別通過物質過程網絡和象徵性過程網絡探討界限的維護、協商和修復過程和策略，刻畫家政工人被無數交點和接合處印刻的底層形象。
本書遵循媒體和文化形式的生產、消費實踐，以及日常政治和實踐，這三個密切關聯和相互依賴的線索，探討家政工人的存在。
急招保姆
圖片來源於網絡
1媒體和文化形式的生產
媒體是探討“保姆問題”的重要話語空間。然而，這一話題的探討主要是為了解決城市居民作為消費者的“需求”，保證他們家政服務質量的“權利”；保姆的權利和需求是失聲的。僱主擁有自然的表達空間，而家政工人是受限的。因此，作者主張要為新時代家政女工的話語表達“創造空間”，從而改變我們對於經濟改革文化景觀的理解。
2消費實踐
城市居民首先是作為家政服務的消費者。值得思考的是，當好的消費者等同於好公民，消費者主權話語對於家政工人的需求和權益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另一方面，家政工人本身也是消費者，她們的消費選擇也表達了成為現代城市主體的渴望，但這種消費真的能夠塑造她們的城市主體性嗎？
3日常政治和實踐
工廠勞工的日常政治和實踐並不鮮見，罷工和集體行動的反抗時常見諸報端。然而，對於家政工人，為尋求正義和尊嚴，她們是否也同樣會採取行動？作者認為，家政工人身處於個性化差異極大的環境中，面對的侵害問題細小繁雜，看起來並不起眼，諸如被要求吃剩飯菜。作者探討了家政工人解決問題的常見手段，她們與僱主或家政服務機構的協商方式，及處理矛盾和衝突的策略。
作者指出，雖然勞動部門用“家政工人”替代了“保姆”的稱呼，但這一稱謂仍然能準確反映當代中國最普遍的社會關係。如果避而不談，不僅無法描繪出生活的真實性，更無助於政治議題的解決。“保姆”仍然活躍在媒體上，出現在城市居民、家政服務機構，甚至家政工人的日常表達中。
**文獻來源：**Sun, W. (2009). Maid in China: media, mor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bounda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文獻整理：錢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