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往事並不如煙_風聞

40年前，中國掀起一股“貨真價實”的出國考察熱。

1977年3月，國家計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彙報提綱，尖鋭地提出“十個要不要”的問題。

在關於“要不要引進新技術”的問題上，這份提綱明確指出，閉關自守，拒絕學習外國的好東西，什麼都要從頭摸索，那就會放慢我們一些工業技術的發展，那是“爬行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那年年底，一些考察團開始走出國門，奔赴歐美髮達國家考察企業管理和農業經濟。

一個被派到西歐的農業代表團，專家成員搞不懂歐洲人為何要養瘦肉豬，但還是暗地裏抓了把飼料回來。他們甚至數出荷蘭生豬比中國生豬多了兩根肋骨，把這個差異當作一項技術指標。

到了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四路高幹人馬陸續出發。

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副總理谷牧帶隊的西歐考察團。20多名主管經濟的國家高級幹部，出訪西歐五國。

▲1978年，谷牧率團出訪西歐。

臨行前，考察團成員才愕然發現，20多人中，僅有兩人出過國。鄧小平親自送行，囑咐大家好好學習。

一個多月的訪問，讓代表團成員內心備受震撼：這是我們抨擊了將近30年的**“腐朽的帝國主義”**嗎？

據説代表團成員第一次吃冰激凌，有人怕涼，就有人説：“可以加熱一下嘛。”

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王全國，是代表團成員，他後來回憶説：

“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震驚之下，代表團問我國使館：“長期以來，為什麼不把實情報告國內？”回答是：“不敢講。”

好在現在“敢講”了。代表團回國後，在大會堂裏向最高層彙報，從下午3點一直開到夜裏11點，聽者無不動容。

葉劍英在會上説：“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是一面鏡子，可用來照照自己是什麼情況，沒有比較不行。出國考察，就是照鏡子，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幾個月後，鄧小平訪問日本，探尋一個二戰戰敗國用30年時間，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奧秘。

在時速210公里的新幹線列車上，鄧小平感慨：“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合適坐這樣的車。”

言外之意，中國也要趕緊跑起來。

歷史進程中的個體，除了自我奮鬥，從此自覺或不自覺地被裹挾進家國命運改寫的洪流。

▲鄧小平首次訪問日本。

一

農民比國家高幹先一步到了歐美。

福建省長樂市，歷史上是鄭和下西洋船隊遠航的基地。1977年以後，這個地方的年輕人，藉着海外“尋親”的名義，輾轉偷渡到美國紐約打工。

最早的“萬八客”由此產生。

早期偷渡美國的費用是1.8萬美金，因此長樂、連江、琅岐等地民間俗稱偷渡者為“萬八客”。

長樂一個村的生產隊長陳清泉，當時從香港乘坐前往南美洲的航班。飛機途徑洛杉磯停留的時候，他成功“跳機”滯留，趕往紐約，見到了闊別14年的父親。

陳清泉的父親1964年以海員身份跳船到了紐約，一直在餐廳裏做洗碗工。

長樂號稱**“海員之鄉”**。從晚清開始，很多長樂人就在福建船政學堂和馬尾造船廠學習或謀職，從事航海者更不計其數。

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中國內地與美國不通航運，在香港地區、新加坡的船運公司任職的福州籍海員，通過“跳船”方式，開闢了移民美國的渠道。

第一批長樂籍的美國移民，基本上都曾是香港海員。陳清泉的父親也不例外。

這次“尋父”的非法行動，使陳清泉日後成為了改革開放後長樂地區首批赴美打工者的代表性人物。

改革開放初期，福州一帶，江海交界處一派繁忙。出海捕魚的長樂漁民和台灣漁民做起了走私生意，用黃金白銀或者赴內地採購來的蟲草，換取鐘錶、皮包和電器，然後上岸倒賣。

這股走私潮，刺激了長樂人對於外面世界的嚮往。偷渡赴美，是首選。

▲福建長樂鄭和廣場，當地人闖世界的歷史基因。

與此同時，祖國大地，有更多的人們在國家內部尋求財富。

浙江樂清有個叫“柳市”的鎮，1970年代末，五金電器業一下子繁榮起來。當地人劉大源敏鋭地嗅到商機，專攻螺絲配件。

劉大源跑到當時的工業中心上海，從國營上海標準件廠大量購入螺絲產品。他曾花一個星期在上海收集到300公斤螺絲，一個人分成四擔挑。挑一擔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擔，這樣“接力”走到碼頭，總共走了十多公里路。

到後來，劉大源經營的螺絲，據稱是當時中國最為齊全的，足足有1.7萬種。他被人稱為**“螺絲大王”**。

當時柳市還有幾個跟他齊名的私營個體户。他們是“電器大王”胡金林、“礦燈大王”程步青、“目錄大王”葉建華、“翻砂大王”吳師濂、“線圈大王”鄭祥青、“膠木大王”陳銀松、“舊貨大王”王邁仟，合稱**“温州八大王”**。

“温州八大王”風生水起的背後，是中國改革事業的摸索前行。

日後“92派”的代表人物、陝西人馮侖，當時還在西北讀書，感覺社會上突然多了個詞，叫做“改革”。

但他並不知道這個詞，將與他的個人生活發生多大的關係。他只是圍觀改革的一個吃瓜羣眾。

他高中畢業18歲，恰好趕上恢復高考。此前，高考這扇大門，關了整整11年。

看完母親用蠟版給他複印的資料後，馮侖借來一輛自行車奔赴考場。結果，考上了西北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

入學時間是1978年2月。

對於大學，他的最初感受是不適應：學校竟然不放革命歌曲，開始放軟軟綿綿的港台歌曲，那些自信、英俊的同學們，竟然在簡陋的食堂裏興奮地跳着交際舞。

風向真的變了。

1978年11月，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冒死”分田到户。次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

從冒着殺頭的危險，到變成開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驅，切換如此之快。沒人想得到。

▲1978年冬，18位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大包乾契約。

二

馮侖本科畢業那一年，又考上中央黨校讀碩。他的志向，是做一個像胡喬木一樣的筆桿子。

在當時，絕對是根正苗紅的高學歷人才。而“温州八大王”則遇到了麻煩。

螺絲生意順風順水的劉大源，早在1977年就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裝上電話的人。

1980年，他又成為柳市鎮第一個買摩托車的人。當他的摩托車從上海運抵柳市的時候，全鎮轟動。

然而，僅僅兩年後，他就被盯上了。

1982年8月的一天，劉大源早起上街，看到街上貼出**“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懷疑運動又至。猛一回頭，發現自己被兩個人盯梢。

他反應神速，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多元來到河邊，跳進一隻機動小木船，開始潛逃天涯。

這一潛逃的決定，使他成為“温州八大王”中，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那個時候，因私人企業的野蠻瘋長，國民經濟出現過熱，計劃體制下的物資流通秩序大亂，國家遂以**“投機倒把”**為罪名，展開嚴厲的經濟整肅運動。

到1982年年底，全國立案各種經濟犯罪16.4萬件，結案8.6萬件，判刑3萬人。

“温州八大王”被當成了典型大案，轟動全國。除劉大源在逃外，其他七人均被捕入獄。

計劃經濟的反撲，讓人措手不及。想要騰飛的温州民企，一時折了翅膀。到1984年，時任温州市委書記的袁芳烈還在感慨，“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經濟搞活無望”。

▲“螺絲大王”劉大源。

此時，人在紐約的陳清泉卻看到了翻身致富的希望。

和父親一樣，陳清泉先是成為紐約白人餐廳的一名洗碗工。

但是，和父親不同，陳清泉渴望融入白人社會。每天早晨，他必定花兩個小時學習英文。

一年後，他和朋友在紐約非洲裔人區開了一家快餐店，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個月就賺了1萬多美金，激動得眼淚直流。”

從1978年開始的10年裏，陳清泉與家人的聯繫盡在書信和電話中。

在陳家安裝電話之前，他的長樂老家唯一一部電話機設在村委會，村裏人幾乎都幫陳妻喊過電話：“清泉來電了！”然後便看到陳妻趿着拖鞋，跑過整個村子。

美國政府1986年通過《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早期出去美國打工的長樂人，幾乎都利用這次“大赦”機會成為美國公民，並且都成了福建僑界有頭有臉的富商。

1988年冬天，陳清泉以美國富商身份回到老家。他捐出20萬元，讓村裏人都喝上了自來水。

此後數年，他投資開發了長樂縣第一個商品房項目“長樂花園”。當年的偷渡客，完美轉身。

▲陳清泉，從偷渡客到閩籍僑領。

三

一心想當領導智囊的馮侖，不知不覺竟在時代洪流中，變成了房地產商。

研究生畢業後，馮侖先後在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任職。

他後來回憶説，1989年，國家前進的列車突然顛了一下，他從車上被顛下來。這時才發現，自己已被“改革”了。

一紙調令，把他調到了中國最年輕的省份——海南。

他用五萬塊錢啓動資金、一輛汽車、一台電腦、一萬台彩電的批文，還有“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的名頭開始了海南征程。

這個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當時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憧憬的熱土。

在那裏，他結識了一幫志同道合的年輕人。

1991年6月，馮侖、王功權、劉軍、易小迪、王啓富等人成立了海南農業高技術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萬通前身），後來又有潘石屹加入。

初創時，馮侖和他的合夥人，平均年齡25.7歲。

日後，他們被稱為**“萬通六君子”**。他們的浮沉，為時代添了一行註腳。

▲海南淘金時期的馮侖、易小迪、王功權和潘石屹。

用馮侖的話説，在這片改革熱土，他們開始了“野蠻生長”。

用現在的話説，他們發家於“空手套白狼”，從銀行貸款，大量買入別墅，轉手就賺了第一桶金。

自由而瘋狂，是當時整個海南的氣息。當年流行一句話：“海南就是個大課堂，用事實教你什麼是市場。”

馮侖講過一個細節：“你會被騙到一個夜總會，被推到一間黑屋子裏靠牆站着，一把槍抵住肚子，然後強迫簽下一個合同。這種事情曾經發生在我們公司的人身上。”

但馮侖堅持認為，“萬通六君子”一起創業，不是為了生計，而是為了信仰，為了國家的未來。

他們在公司創辦一週年的時候，開了整整一天的會。會後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叫《披荊斬棘，共赴未來》，副標題是“知識分子的報國道路”。

跟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出於改善個人生活而闖出來的草根創業者不同，以“萬通六君子”為代表的體制內精英下海羣體，是那個年代經濟有活力且誘人的一個寫照。

在中國改革史上，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是一個風向標。馮侖這批集體下海的創業精英，因此有一個統一稱謂，叫**“92派”**。

1993年，萬通憑藉在海南等地房地產的成功積累，殺回北京，並幸運地躲過了即將崩盤的海南樓市泡沫。

同年，萬通在北京開發了“新世界廣場”項目。通過和香港利達行主席鄧智仁的合作，萬通新世界廣場大獲成功，賣到了當時市價的三倍。

這讓馮侖在1990年代初的北京名噪一時。

陳清泉也很出名。在美洲福建籍移民羣體中，他的名頭越來越響，一躍而為新一代僑領。

僑領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幫助同鄉新偷渡者落腳。

1988—1997年是長樂人偷渡美國的“黃金十年”。閩江邊一度停靠着各式的偷渡船，蛇頭就在船上扯嗓子喊：“有出去的沒有？”

一些人揹着簡單的行李，在岸上和親人告別，然後上了船，天才矇矇亮。

接到蛇頭的電話，陳清泉就會知道家鄉又來人了，於是帶領幾個餐廳老闆前往接洽。每個人偷渡費1.8萬美金，最多的一次，來了20多個家鄉的年輕人，總共30多萬美金。陳清泉等人代墊了這筆鉅額費用。

隨後，每個餐廳老闆根據經營能力，分配到3—5個同村偷渡者，讓他們在自己的餐廳內做事。每個月工資1700美元，扣留1000美元，作為偷渡費償還，實發700美元。

**“只要一年半時間，這批偷渡者就能把債務還清，可以開始攢錢寄往家鄉，準備蓋房子了。”**陳清泉説，最關鍵的是，長樂人在美國搭建起來的關係網絡，從根本上解決了初到者的心理恐慌和工作着落等現實問題。

這就叫出路。

被打壓的“温州八大王”，最終也迎來了他們的出路。温州組織了聯合調查組，對全部案卷進行復查，得出結論：“除了一些輕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從而鹹魚翻身，成為改革先行人物。

自稱“刁民”的劉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實上早就從樂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眾人矣，徒留“螺絲大王”的名號，供改革事業研究者使用。

後起的温州民營企業家，膽子大到可以把假鞋賣到全世界，劉大源只是老老實實守着他的門面。

▲“温州八大王”平反。

四

劉大源是一個胡雪巖迷，對胡雪巖的家世瞭如指掌。

胡雪巖因政治而興，一度做到晚清帝國首富；又因政治而敗，成為政敵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終貧病交加而死。

臨死前，胡雪巖將子孫們叫到跟前，囑咐他們説：“白老虎可怕！”

劉大源應當熟悉這段典故。

劉大源有三個孩子，沒有一個經商的。“我不讓他們做生意，等將來環境好了，也許可以讓孫子孫女繼續做生意。”

陳清泉已經不滿足於做一個有錢的僑領。他時常回國投資，利用美國福州總商會的平台，組織旅美閩籍企業家，參與家鄉建設。

而他更主要的工作，還放在了“環境”的改造上——動員華人華僑關心政治，鼓勵旅美鄉親參加美國選民登記，用手中的選票，改造美國社會對華人華僑的偏見。“我們手中有選票，我們講話就很重要。”

“萬通六君子”在快速變化的時代洪流中，也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

馮侖曾回憶説：“1994—1996年，幾年裏，六個人沒事就湊在一起討論究竟應該怎麼走，有的人難受得哭了。外人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痛苦到什麼程度。”

六人創業團隊陸續拆夥。隨着2003年王功權最後的離開，萬通從六個人變成了一個人。

▲馮侖被稱為學者型的開發商，地產界的段子手。

每個人都開闢了新的天地。

但六人每年都會聚會。馮侖説，**每年聚會的時候，大家經常開玩笑互相詢問情況，沒有一個人坐牢，沒有一個人逃跑，沒有一個人轉移財產，沒有一個人因為經濟問題成為“兩院院士”（醫院和法院）。**這就證明了“我們當初的這份堅持是真實的”。

今年，馮侖六十歲。此前，他接受採訪説：“在中國社會羣眾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錢和物質的時候，我們這六個人，還有所有一起奮鬥的夥伴，都堅守着一個基本的底線，我們形象地稱自己為**‘夜總會里的處女’**，不管別人怎麼亂，我們得守規矩。”

今年，改革開放四十週年。馮侖作為這一路的參與者、見證者和記錄者，難免要被各方邀請談談看法。

40年前，鄧小平主導開啓改革開放，初衷之一是反對越窮越光榮的謬論。“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麼？”

40年後，馮侖在亞布力論壇説起，他的這40年，每天都在糾結三個問題：**去哪兒，和誰去，做什麼。**一個國家的改革同樣需要每天考慮這三個問題。

“改革的目標一定是消滅改革，改革要去的地方必須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改革的最終結果應該是讓我們所有的企業家能夠感受到道義的存在，權利的存在，市場公平的存在，財產和企業長期發展安全性的存在，以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存在，自我的身心靈得到平衡的存在。”馮侖説。

他説他有一個願望：如果改革四十年後還要繼續改革下去的話，那我希望未來揹負了越來越多的改革能早點結束，早點進入到一個不需要怎麼改革的理想社會，讓晚年能夠在不改革中度過。

謹以此文，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先行者、冒險者，以及那些因各種原因被拋離、被犧牲、被掉隊的人們！但願，明天會更好！

​參考文獻：

李春發：《改革開放先聲：1978年春夏秋冬》，《黨史文匯》，2018年第6期

閔傑：《馮侖：偉大是熬出來的》，《中國新聞週刊》，2018年第27期

馮侖：《一個人的被改革史》，“馮侖風馬牛”，2018年8月2—14日

湯琴、葉長一：《温州“八大王”沉浮錄》，《中國企業家》，1998年第7期

仲偉志：《“大王”的背影》，“仲偉志搜神記”，2018年8月11日

另，文中關於長樂移民以及陳清泉的訪談，出自最愛君2011年在福建的採訪，曾刊登於《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