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是天然支持以色列的嗎_風聞

坊間對美以關係流傳着迷思，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歷來巨大，所以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自從以色列建國以來就沒有中斷，美國的福音派基督徒出於宗教情結進一步加強了美國的親以傾向。這是迷思，但長期以來難以破解。

美以關係長期存在迷思，很多人認為美國一貫鐵定支持以色列，其實不是這樣的

現代美國猶太人確實在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有巨大影響，美國政府長期頂着世界（包括歐洲和部分美國自由派）的反對而“無原則”地支持右翼以色列政府，2014年一項皮尤民調則顯示，約82%的美國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認為上帝把以色列給予猶太人，猶太人中反而只有40%認可這一神學觀點。但10月27日匹茲堡猶太人教堂的槍聲可能是打破這一迷思的第一槍。

至少在二戰結束前，美國猶太人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並不特別大。納粹德國出於反猶宣傳而經常拿羅斯福的財政部長和若干政府高官是猶太人説事，但要是美國猶太人的影響真的那麼大，歐洲猶太人逃亡美國的航線就應該通暢，而不是被拒之門外，最後慘死集中營。事實上，即使在美國猶太人影響巨大的今天，反映戰前和戰時歐洲猶太人悲慘遭遇的影視作品不計其數，這段歷史依然諱莫如深。1976年的電影《苦海餘生》在中國的影響比在北美還大，儘管有大名鼎鼎的斯圖華特·羅森堡導演、菲·唐娜薇、詹姆斯·梅森等出演。好萊塢名導加一堆好萊塢名角，但電影反而是英國的。電影是基於真實的歷史，船上這些還都是有錢、有關係的猶太人，不是猶太草民如裁縫、鞋匠、農民、小店主。

電影《苦海餘生》講述歐洲猶太人逃亡美國被拒的悲慘事情，這是歷史上美國猶太人並無特別的政治影響的一個事例

二戰之後，美國流行meritocracy，大概就是不問出身、任人唯賢、精英治國的意思。少數族裔的上升通道打開，猶太人首先得益，大量通過藤校和其他途徑進入商界、政界、文化界，形成巨大影響。這不是陰謀，而是努力和智力的結果。如今的華人試圖走同樣的道路，但美國有從平權和扶持少數族裔出發反而要問出身、偏離meritocracy的趨勢，這條路有點難走，但這是題外話了。

從政府層面，美國對以色列的建國並無特殊作為。出於打壓老殖民主義影響、鞏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意圖，美國甚至在1956年與蘇聯聯手，封殺英法搶佔運河區和以色列佔領西奈的行動，迫使三家撤軍。這在英法稱為“蘇伊士事件”，在以色列稱為“西奈戰爭”，在世界其他地方常稱第二次中東戰爭。

在1967年的六天戰爭（也稱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以色列是“雜食”的，對法國、蘇聯、英國甚至德國的支持都來者不拒。法國的戴高樂出於“中間實力國家”的政治哲學，力圖在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之外打開局面，同時在中東伸一隻腳。蘇聯出於社會主義幻想，以為主導以色列建國的工運猶太復國主義（Labor Zionism，社會主義色彩較濃重，其實應該叫Socialist Zionism，但在西方語境下，社會主義是政治不正確，所以冠以工運的名稱）是共產主義的天然盟友，在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也稱第一次中東戰爭）中，來自捷克的武器幫了大忙，那時捷克在蘇聯控制下。英國的政治哲學從來就是腳踏兩頭船，只要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誰那裏都牽根線、搭座橋。猶太人為了獨立而對英國佔領當局搞暴力襲擊，英國一方面鎮壓，一方面“理解”。以色列國防軍前身之一哈格那的核心有好些就來自二戰時代的英軍“猶太旅”，獨眼達楊就是其中一員，他的左眼是在英軍進攻維希法國佔領的黎巴嫩時打瞎的。英國猶太人對以色列建國的支持力度也最大，羅斯柴爾德家族在20年代就開始資助逃離東歐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買地、建立定居點，這是以色列得以建國的井岡山。德國則是出於二戰屠猶愧疚，在戰後努力幫助新生的以色列。

美國對以色列的轉向是在肯尼迪時代秘密開始的，在六天戰爭前夜才轉入快車道的。六天戰爭之後，美國就成為以色列最大、最主要的支持者了。

美國對以色列的全力支持開始於六天戰爭

美國政府支持最大的動力當然是控制中東，爭霸世界，但基督教福音派對美以關係的影響越來越大，

基督教是天主教和新教的總稱，福音派是新教在美國的主要流派，其主要特徵是強調信徒與上帝的直接關係。教士不是上帝的代言人，教會只是信徒聚集、分享的場所，直接從聖經中聆聽耶穌的教誨才是基督教的真意。天主教有教皇、嚴格的教義、完整的教會組織、恢宏的教堂建築，但新教從一開始就是從對天主教的叛逆開始的，沒有教皇，沒有完整的組織，更沒有統一的教義，有時連像樣的教堂都沒有。

更大的問題是，聖經（尤其是新約）不是一個人寫的書，而是多人對耶穌言辭的記錄。且不説準確性，完整、系統和自洽就難以做到。早期教會就為誰的記述應該收入聖經，誰的不應該，而吵得不可開交。至於收錄的是否一定是真本，未收錄的是否一定是偽作，更是一筆糊塗賬。

宗教本來就是先有信仰，才有理解；而不是先有理解，才有信仰。這樣一來，同一本聖經，各人就有各人的解讀，而且都是直接從聖經來的。

葛培裏對美國福音派的崛起具有巨大作用

著名傳教士葛培裏（Billy Graham）通過電視和廣播傳教，從50年代開始，致力於消融各教派之間的門派之見，摒棄攻訐，一切服從對上帝福音的傳播，有福音派教皇之譽。這也是福音派在美國政治、文化、社會的影響大幅度增長的開始。

聖經裏明確指出，上帝把迦南給與猶太人，詛咒猶太人的人將受到上帝詛咒，所以福音派中很多人認為支持猶太人和以色列是基督徒的義務。猶太人自稱是“上帝的選民”，新約中也有很多猶太人是上帝最鍾愛的子民的説法，並説猶太人將先於其他族羣得到上帝的拯救（《羅馬人書》第一章第16節：“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信耶穌最終是為了得救，所以幫助猶太人最終也是幫助自己得救。

但基督教從一開始就含有反猶情結。不過基督教反猶主義的基點是教義，而不是猶太人的種族，所以與其説是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不如説是反猶太教主義（anti-judaism）。

基督教是由猶太教拿撒勒派開始的。耶穌及其門徒都是猶太人。但從一開始，基督教和猶太教之間就互相看不順眼。在猶太教眼裏，基督教是猶太教內的一個異端邪説，尤其是耶穌自稱上帝之子和彌賽亞，還有保羅關於外邦人不經改從猶太人的習俗和禮儀、只要信仰耶穌就可以得救的説法。猶太教也對基督教膜拜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的形象的做法不以為然，因為舊約裏上帝明確説過不可以對具體形象作偶像崇拜，而上帝本身是無所不在但無具體形象的。猶太教也指出，舊約上説彌賽亞的到來給世界帶來永久的和平，但耶穌之後世界明顯沒有得到永久的和平。基督教對此的説法是耶穌將有“第二次降臨”（The Second Coming），這次會帶來永久的和平。

對於拿撒勒派的離經叛道，猶太教主流毫無寬容可言。傳教的耶穌就遭受猶太教教士的排斥，耶穌之死更是被怪罪於猶太人。保羅外出傳教回來時，差點在耶路撒冷聖殿門外被猶太暴徒打死，還是保羅堅持自己羅馬公民的身份，要到羅馬受審和關押，才保住一條命。基督教徒們被關進耶路撒冷的監獄，或被遞送給羅馬佔領軍當局，這樣的事例層出不窮。如果公元66年和公元133年猶太人反對羅馬的兩次起義成功，建立了“除了上帝別無主宰”的猶太人國家，並一直延續至今，不難想象，猶太教對基督教的迫害可能會繼續，其烈度也不會比基督教迫害猶太教差。但歷史沒有給猶太人迫害基督徒的時間，而是走上了另一條路，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以致歐洲（以及日後南北美洲）的主要宗教，並一直延續至今。

在基督教的眼裏，耶穌在十字架上死去然後復活，這是上帝和選民之間新的契約。換句話説，摩西十誡代表的舊契約已經過期作廢，而上帝的選民擴大到所有信仰上帝的人。猶太人拒絕接受耶穌，拒絕到期續簽，這就不僅是頑冥不化，甚至是對上帝的輕慢了。這和未受教化的“野蠻人”還不一樣，野蠻人沒有聽到上帝的聲音，不知者無罪。猶太人則是明知故拒，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猶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同一聖經舊約，這是上帝與人類的契約的開始。即使是猶太人並不認同的新約，其和舊約的延伸關係也是無可置疑的。於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爭執染上了“正統”之爭的色彩。伊斯蘭教也是同源的，有把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統稱為亞伯拉罕系宗教的説法。在某種意義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猶太教的爭執也含有“正統”之爭的色彩。

在聖經新約中的部分內容也可以作反猶解讀。比如在《約翰福音》第8章第37-47節中，耶穌痛斥法裏希猶太人（Pharisees，聖經時代猶太人中比較教條主義的一支）為魔鬼的子孫，聽信謊言，不聽上帝的教誨，還要加害於他。耶穌進一步斥責這些法裏希猶太人不是上帝的子民（“He who is of God hears the words of God; the reason why you do not hear them is you are not of God.”“出於神的，必聽神的話。你們不聽，因為你們不是出於神。”）。在《使徒行傳》第7章第51-53節中，聖徒斯蒂芬在被猶太教教士判決用石頭砸死之前，斥責猶太人拒絕上帝的教誨，殺害耶穌和其他先知。在《啓示錄》第3章第9節中起誓，要那些追隨撒旦的猶太人最終會跪倒在上帝的腳下。類似的內容在新約中還有多處。

法裏希猶太人雖然只是猶太人中的一支，但在猶太人被羅馬放逐後，其他猶太人大多歸化為當地民族，堅持猶太人傳統的主要是虔誠和堅守教條的法裏希猶太人，聖經中斥責法裏希猶太人的內容就被“順理成章”地擴大到整個猶太人，聖經上的這些內容則被認為是基督教反猶的教義上的依據。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新約上的這些內容也可以解釋為耶穌是在作為一個猶太人對其他猶太人的話，和舊約中從西奈山上回來的摩西斥責縱慾和膜拜金牛（早期迦南拜物教的一個偶像）的以色列人沒有原則上的不同，並不能作為耶穌或者聖經反對猶太人或猶太教作為一個整體的依據。更有甚者，新約中也有很多猶太人是上帝最鍾愛的子民的説法，並説猶太人將先於其他族羣得到上帝的拯救（《羅馬人書》第一章第16節：“salvation is first for the Jews and then for pagans”）。這些都是現代基督教會將耶穌基督和聖經與反猶主義區分開來所作的解釋，但在早期，出於種種原因，聖經上的一些話和對這些話的解釋被用作教會支持反猶的依據。

16世紀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促成新教的產生，但在歐洲引發“正宗”的天主教和“叛逆”的新教之間的激烈宗教衝突乃至戰爭，大量受迫害的新教徒逃亡北美，奠定了美國的新教基礎，其中福音派成長為主流。

儘管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的核心是思想解放，馬丁·路德從本質上説是一個極端忠誠於信仰的基督徒，使最大多數人接受基督教教義始終是他畢生奮鬥的目標，在基督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猶太人更是如此。早期的馬丁·路德堅信天主教會的腐敗、僵硬、教條和對聖經的曲解是猶太人拒絕接受基督教的基本障礙，而天主教會的腐敗、僵硬、教條和對聖經的曲解也是馬丁·路德致力抨擊的對象。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原則之一是信眾可以直接閲讀聖經，直接領略上帝的旨意，而不必通過教會的解讀。所以他認為，當真正的上帝的聲音擺到猶太人面前，猶太人自然就會接受耶穌基督。

但是當作為馬丁·路德心目中基督教正確版本的新教開始傳播後，猶太人依然拒絕接受基督教教義時，馬丁·路德開始轉向對猶太人的敵對。馬丁·路德在1543年寫就了一篇《關於猶太人及他們的謊言》（On Jews and Their lies，德文原名Von den Juden und ihren Lugen），倡導放火燒燬猶太人的教堂和學校，搗毀猶太人的住所，沒收猶太人的財產，禁止猶太人自由通行，銷燬猶太人的經書，禁止猶太教拉比宣教，剝奪猶太人的法律保護和共鳴權利，對猶太人實行強制勞動改造，甚至驅逐出境，作為對頑固拒絕耶穌基督的懲罰。馬丁·路德不光宣傳他的反猶主張，還通過他的影響，唆使德國的王公貴族將猶太人從自己的領地驅逐出去。馬丁·路德將對猶太人的攻擊超越了教義之爭，而引到了種族歧視上。近400年後，納粹的反猶政策在相當程度上有馬丁·路德的《關於猶太人及他們的謊言》的影子，以至於紐倫堡審判時，有的納粹分子公然引用馬丁·路德作為辯護，給當代歐美新教教會帶來不小的尷尬。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之爭到今天依然在持續，但由於歷史的教訓，雙方都把調門放低，有時甚至有意一筆帶過，不爭論。一些基督教會已經不再把勸使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作為傳教內容，這和基督教的傳教傳統及其在少數族羣和亞非地區的傳教努力適成對照。梵蒂岡教廷在1962年頒佈敕令，明確將迫害耶穌的具體的猶太人和猶太人作為一個族羣區分開來，也明確指出聖經時代的猶太人的罪孽不能由現今的猶太人承擔，從教義上割除了反猶主義的基礎。路德派教會在堅持馬丁·路德的神學思想的同時，公開拋棄他的反猶觀點。很多新教教會也和反猶主義劃清界限。另一方面，猶太教組織也和基督教會溝通，求同存異。但不説了不等於沒有了，基督教反猶勢力的影響並沒有消失，比如影星Mel Gibson的反猶言論就是這種影響的反映。

除了正統教義，迷信也為反猶火上澆油。一些人相信猶太人拒絕接受耶穌才阻礙了耶穌的第二次降臨；猶太人被放逐出以色列是因為他們的罪孽，上帝要通過猶太人的苦難來證明忤逆的後果，因此懲罰猶太人反而成了替天行道。

歐洲反猶傳統由來已久，這是中世界的雕刻，述説猶太人慣於偷小孩用於血祭的事情。猶太人沒有這樣的傳統，這是典型反猶捏造之一

除了宗教角度，還有社會角度，這是以猶太人族羣為目標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在漫長的漂泊歷史中，不堅定的猶太人早都融合到當地主流族羣了，剩下的都是信仰和意志堅定的，特別注重保護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宗教認同，這反而成了他們不合羣、怪誕甚至邪惡的罪名。

基督徒不準從事高利貸，但社會對借貸的需求切實存在，猶太人就這樣被半推半就地推進“註定要下地獄”的高利貸生意，這是猶太人從事金融行業的開始，也是對猶太人貪婪、無恥的偏見的開始。為了保護自己的文化，猶太男孩都必須認字，必須熟記《塔爾穆德》，這是猶太教拉比對《托拉》（猶太教對舊約的稱呼）以及對人間律法和規矩的解讀。死讀書還不行，還要通過辯論來加深理解。這使得猶太人普遍強記博聞善辯。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必須熟悉律法，這是猶太人從事律師行業的開始。由於識字率和文化水平高，猶太人在歐洲朝野普遍擔當會計和税務，在穆斯林統治的伊比利亞（現西班牙）更是如此，這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狗腿子” 既遭人妒又遭人恨。在基督教律法管制下，猶太人不得擁有土地，不得擔任公職，只能經商謀生，但這被土裏刨食的一般民眾看作謀取暴利、不勞而獲。或者從事被人看不起的演藝。在中世紀南歐和巴爾幹走馬燈一樣的穆斯林、基督徒輪流統治中，猶太人為了生存，有時假裝改信“執政宗教”，但私下堅持自己的猶太教信仰，成為猶太人欺詐、缺乏誠信的把柄。滴水成河，聚沙成塔，這些逐漸成為歐洲反猶的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猶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派駐人間、給人間帶來光明的，這種優越感和外界環境的壓迫，使在異國他鄉的猶太人自然地抱成一團，往往將對猶太民族的忠誠置於對當地族羣的忠誠之上，招來“他們只知道索取，從來不知道回饋”的不公譴責。同時，歐洲民族國家和主權概念是在30年戰爭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後形成的。直到法國大革命時代，只有不到一半法國人説發育；19世紀意大利實現統一的時候，説意大利語的人更少。語言和教育成為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重要途經。猶太人堅持自己的語言、傳統共和文化，拒絕融入主流族羣，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猶太人的不信任和排斥。

美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也是一個WASP主導的國家，歐洲的反猶情結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美國。另一方面，反猶在美國是高度的政治不正確，比歧視黑人還要招惹麻煩，但這不等於反猶情結就此消失了。在特朗普時代，甚至有可能冒頭。

特朗普倒不反猶，女兒伊萬卡就嫁給了猶太人，但特朗普的鐵粉圈就不一定了。特朗普的鐵粉圈不光以WASP為主，還以低教育、低收入、排外、反智、拒絕政治正確為特色。在宗教上則擁抱福音派，但在宗教上越是虔誠，對猶太人問題上的精神分裂就越嚴重。

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強國，但這也是一個正在經歷相對衰落的第一強國。相對衰落不僅體現在與中國的差距日益縮小，也體現在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水平和就業前景的相對滑落。生活不如意的時候，找出罪魁禍首是第一反應。有過錯的一定不是“我們”的，一定是“別人”的。美國人不僅在國際上找“罪魁禍首”，也在國內找。歷史使得猶太人當初不得已而擁抱的金融、律師、商務、娛樂行業在現代社會成為金領行業，與傳統的農業、藍領製造業日益加大的落差反過來把猶太人置於排外情結濃重的族羣中的“別人”位置。從這一點來説，猶太人在美國政治、經濟、文化中越成功，對如今的美國困境就要承擔越大的責任。在2016年大選中，反華爾街、反主流媒體不僅是特朗普鐵粉圈的特色，也受到伯尼·桑德斯支持者的擁抱，而華爾街、主流媒體與猶太人的影響不可分割。所以這個問題還不限於特朗普鐵粉圈，匹茲堡猶太教堂槍擊案的主犯羅伯特·鮑爾斯就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作為政治領袖，特朗普的號召力在於煽動怨憤，撕裂族羣，比爛，而對於重建共識毫無建樹。他也是一個把段子當作哲理的人，把戰術當作戰略的人，把衝動當作果斷的人，張口就是口號，隨手就是政令。他的“使美國再次偉大”符合美國利益，尤其迎合鐵粉圈的期望，但他根本沒有有遠見、富於一致性、可操作的政策主張，反而在政治上到處懟質疑他的人，在經濟上到處懟貿易伙伴，甚至懟本應在同一條戰線的美聯儲。

在這樣的政治領導下，美國的政治空氣進一步極端化，被政治正確壓制下去的沉渣可能泛起，反猶主義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唯一。

曾經有一個時候，美國被認為是美麗之國。美國人自己稱自己的國家為山巔之國。美國已經從山巔上下來了，匹茲堡的槍聲可能進一步揭示美國醜惡的一面，這對未來美國國內政治和美以關係的影響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