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學者：國際秩序大船已漏，日本不會陪美國沉沒_風聞

隨着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出現，日本決策者在戰後首次對他們支持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政策提出了嚴重質疑。最初對特朗普持樂觀態度的人轉而對其政府的戰略連貫性持謹慎態度並感到困惑。日本應該繼續支持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嗎？

澳大利亞東亞論壇網站日前發表日本防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佐竹知彥的文章《日本應該繼續支持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嗎？》稱，儘管美日聯盟仍將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但日本必須超越之前僅僅“支持美國主導的秩序”的模式，在地區秩序中扮演更獨立的角色。

文章稱，**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的防務和安全政策一直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基於美國首要地位的國際秩序，這讓日本不僅能夠享受到美國的安全保護傘，而且能夠進入美國市場、獲得美國技術。**冷戰的結束和日本的經濟奇蹟證明這些決定基本正確，日本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成為冷戰的贏家。多年來，美日聯盟不僅被用來保護日本，還被用來促進地區和全球秩序構建。在美國近年領導的反恐戰爭中，美日聯盟也發揮了部分作用。

▲資料圖片：2010年12月7日，日本陸上自衞隊隊員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在霧島演習場參加軍事演習。（新華社）

文章稱，隨着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出現，日本決策者在戰後首次對他們支持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政策提出了嚴重質疑。最初對特朗普持樂觀態度的人轉而對其政府的戰略連貫性持謹慎態度並感到困惑。

文章認為，誠然，特朗普政府眼下繼續對亞洲盟友和夥伴作出認真細緻的安全承諾，包括提供核威懾保護。然而，這種承諾似乎是基於短期和狹隘的利益，而不是對國際秩序本身的長期承諾。

▲特朗普

文章稱，日本在該地區的朋友和夥伴已經開始從舊的思維模式轉變。韓國一邊尋求早日從美軍手中接過朝鮮半島戰時指揮權，一邊繼續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並主動與朝鮮進行和平談判。新德里雖然對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力越來越謹慎，但似乎仍維持其傳統的不結盟政策，並與中國和俄羅斯一道積極推動世界的“多極化”。印尼奉行其“全球海上軸心”政策，渴望實現多極化並保持面對大國時的“關鍵地位”。就連多年來與日本一道支持美國領導的自由秩序的澳大利亞，也認識到了過度依賴其“偉大且強大的”朋友的風險。該國一些政策精英開始考慮“B計劃”。

文章稱，**日本還增強了自己的防禦能力，同時將戰略視野擴展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然而，日本的國防預算仍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其“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FOIP)儘管帶有強烈的地緣政治色彩，但實際上把重點放在與該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和一些低調的防務合作上。事實上，許多日本人認為，FOIP最重要的方面是通過擴大美日合作的範圍，以及通過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支持或補充美國的地區活動，來保持和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

▲2018年10月9日，日本東京，第10屆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峯會舉行，柬埔寨、老撾、泰國、緬甸和越南領導人出席會議。（視覺中國）

文章稱，日本應該繼續支持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嗎？如果不支持，那麼什麼是最好的選擇？

文章稱，一些人可能會建議，日本應該與美國保持距離，逐步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其他人可能建議日本把資源集中在本土防禦上，同時通過發展自己的核計劃，放棄“自由秩序構建”的幻想。但是，這種“日本優先”的政策不僅會增加日本與其鄰國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而且會徹底破壞國際核不擴散機制。

文章認為，日本面臨着戰略難題。美日聯盟仍將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日本可能需要在聯盟內部承擔更多的責任。與此同時，日本必須超越之前僅僅“支持美國主導的秩序”的模式，而是應該尋求在地區秩序構建中扮演更獨立的角色。日本與本地區志同道合的國家的戰略伙伴關係，以及與中國的持續接觸，可以成為這種新秩序構建戰略的基礎。

本文來源：參考消息

延伸閲讀一

安倍時隔12年再訪華：至少在經貿上，日本並不唯美國馬首是瞻

安倍此次訪華也是以行動表明

至少在經貿問題上

日本並不唯美國馬首是瞻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訪華前接受中國媒體聯合書面採訪時表示，期待日中關係在更廣領域取得更大發展。圖/中新社記者呂少威攝

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媒體普遍強調，這是2011年12月日本民主黨政權野田佳彥正式訪問中國後，時隔7年日本首相再度訪華。但筆者認為，更應強調的是安倍在2006年10月正式訪問中國之後，時隔12年再次訪華。

2006年9月，安倍首次當選日本首相，10月即打破日本外交慣例，將中國作為首訪國家，進行“破冰之旅”，使由於小泉純一郎連續6年參拜靖國神社而降至“冰點”的中日關係，趨向緩和。

2012年底，安倍再次當選首相，但他不僅沒有再次進行“破冰之旅”，使由於野田政權實行“釣魚島國有化”而降至冰點的中日關係趨向緩和，而是“處處和中國對着幹”。

為什麼？很重要的原因是，2012年美國開始實施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再平衡戰略”。也就是説，中美關係是安倍兩度執政對華政策明顯有異的關鍵變量。

此次安倍訪華的背景，其一是今年10月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40週年；其二則是因為美國挑起貿易摩擦，中美關係處於建交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

回顧歷史，當年美國總統卡特專門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問日本和中國，推動《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署。現在美國還會樂意中日“和平友好”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據美聯社10月22日報道，此次有約500名日本商界領袖隨安倍出訪。也就是説，安倍訪華，並不僅僅是一次“紀念活動”，而是有實質性內容。

**可以肯定，中日經貿關係，必將隨安倍此次訪華而得以加強。**安倍此次訪華也是以行動表明，至少在經貿問題上，日本並不唯美國馬首是瞻。

必須強調，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中日兩國每年的貿易額有約3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萬億元）之巨，日本有約30000個在華企業，“經貿互利”是中日關係的重要紐帶，但不是唯一紐帶。

中日關係還應包括“戰略互惠”和“國民互信”。“戰略互惠”的前提，是脱離彼此視對方為“威脅”的“戰略困境”。

在這方面，雖然較前幾年相比，“緊張局勢”明顯緩和，但日本每年發佈的“防衞白皮書”，仍在彈奏“中國威脅論”的老調。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就“國民互信”而言，根據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的 “中日關係輿論調查”剛剛發佈的數據，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不好”和“相對不好”的比例為56.1%，較2017年下降10.7%，而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比例，仍高達86.3%。

如何改變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是中國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總而言之，只有形成“經貿互利”“戰略互惠”“國民互信”三根紐帶，中日關係才能長期穩定。

本文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本文作者：馮瑋 

延伸閲讀二

意義重大！中日時隔五年重啓這一機制

經國務院批准，2018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與日本銀行簽署了中日雙邊本幣互換協議，旨在維護兩國金融穩定，支持雙邊經濟和金融活動發展。協議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34000億日元，協議有效期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

這是時隔五年，中日再次重啓貨幣互換。

△官網截圖

中日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始自2002年3月，2013年9月協議到期後雙方沒有展期。失效前兩國貨幣互換的融通上限約3300億日元。這次簽署互換協議也意味着互換規模較上一次大幅放大。

本次中日“貨幣互換協議”的重啓意味着，進入中國的日本企業在遇到因結算系統出問題而導致人民幣不足等情況時，可以直接通過日本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得到人民幣，發揮了安全保障的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銀行東京分行擔任日本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中國人民銀行今天（10月26日）發佈消息，近日，中國人民銀行與日本銀行簽署了在日本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相關內容，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授權中國銀行東京分行擔任日本人民幣業務清算行。

日本人民幣清算安排的建立將有利於中日兩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進一步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官網截圖

本文來源：央視新聞、中國基金報

延伸閲讀三

ETF互通要來了！中日證券合作傳來大消息

2018年10月26日，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蔣鋒、日本交易所集團首席執行官清田瞭（Akira Kiyota）代表兩所簽署了更緊密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雙方約定，將就ETF產品領域合作開展可行性研究，共同推動實現中日ETF互通，深化兩所合作。

此次備忘錄簽署，正值日本首相訪華期間。中國證監會與日本金融廳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安倍晉三的共同見證下籤署了《促進兩國證券市場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上交所與日本交易所開展ETF合作，是響應兩國期貨證券監管機構深化合作交流，拓展中日在金融領域開展務實合作的積極舉措。

上交所曾於2002年和2004年，與當時的東京交易所、大阪交易所先後簽訂了備忘錄。此後，兩所進行了高層互訪、人員交流、信息交換等交往與合作，保持了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

近年來，在中國證監會統一部署和指導下，上交所一直致力於推動交易所國際化。未來，上交所將繼續加強與境外交易所的交流合作，探索境內外資本市場合作創新模式，切實推進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本文來源：中國基金報

延伸

閲讀四

**明治維新150週年：**日本改革開放，教會了中國什麼？

1891年，日本全境的鐵路已超過3300公里……相比之下，疆域遼闊的大清帝國鐵路竟只有日本的1/9。從修鐵路這一事項就可以觀察到，中日百年之國運異途，顯非天數，而盡為人算。

——吳曉波《跌蕩一百年》

10月23日，是日本明治維新150週年紀念日。

1868年10月23日，日本明治維新正式開啓，它改變了日本，也參與修改了中國的百年國運。

當年，歐洲列強用船堅炮利，給中國和日本出了一道共同的難題：如何自強？

1864年，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在一份奏摺中給出了中國式的解題思路：“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

大體意思，只要擁有西方的先進裝備，中國就能自強。

李鴻章的看法，7年後被日本否決。

1871年，日本使節團花了22個月時間，出訪歐美共計12個國家。經過考察，他們得出了結論：“用西方的技術+東方的道德來實行近代化，是走不通的。”

兩套不同的解題思路，迎來了兩場完全不同的近代化運動——注重“配套軟裝”的中國洋務運動和注重“推倒重建”的日本明治維新——它們幾乎在同一時間展開。

最終結果，地球人都知道。

經過明治維新，日本正式“脱亞入歐”位列世界強國，而失敗的中國則將日本作為努力學習的對象，追趕了百年。

明治維新圖景

2011年，中國GDP總量首次超越日本，隨後，兩者GDP上的差距持續拉大，於是有人開始問：中國還能向日本學習些什麼？

大部分答案是“借鑑”。

我們幾乎已經走完了日本式的成功道路，目前已經到了暴露日本式問題的階段。所以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更應該看到日本在發展階段所面臨的危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對此，小巴想的則是另一件事。

前不久，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的諾貝爾獎頒獎，世界再度看到了日本的身影。這已是最近的18年來日本人第18次拿獎。

一年一次，次次不落，細思恐極。

《日本真相：諾貝爾、菊與刀》寫道：“每一個諾獎得主的背後，就是一個高科技的產業。”

往具體了看，它們分別是半導體芯片、光學、超級計算機、超高精度機牀、工業機器人、頂尖精密儀器、全球碳纖維等。

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榮獲2018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每看到一個產業，小巴就倒吸一口冷氣，因為在這些領域中國要麼沒有，要麼仍處於低端。

沒錯，日本的GDP常年停留在1994年，而若以“諾貝爾”替代GDP進行考察，中國又在哪一年？

百年前，德國首相俾斯麥對日本和中國兩位解題的同學做了一次歷史性的“期中考察”，在接待了來自兩國的使節後，他看到的是：“日本來歐洲，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作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

為此，他預言：日本將在競爭中勝出。

對比當下，關於“徹底”這件事，中國似乎依舊沒有吸取教訓。

為此，小巴請來了專門研究日本的專家，他們會從另一個角度告訴你當年的明治維新，以及對中國有哪些重要的借鑑意義。

蔣豐

《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

日本在科技方面的積澱和爆發

是明治維新150年的深遠影響

今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週年，中國戊戌變法120週年，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可以説，我們的戊戌變法和改革開放都深受明治維新的影響。

其中，日本明治維新帶給亞洲鄰國最大的啓示是：亞洲可以有國家成長髮展起來和西方國家平起平坐。

我們今天所説的振興也罷，崛起也罷，都需要改變世界已經形成的框架、等級，包括經濟、思維和話語等體系。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很好的榜樣，給了中國巨大的啓示。

其次，我們要看到，明治維新之所以能成功，從明治天皇發佈《五條誓文》宣誓改革開始，是從頂層設計開始，並不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由此可見，頂層設計足以解決很多問題，而自下而上永遠處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探索中。

日本明治維新從頂層設計開始

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採取的開放和積極融入的姿態值得我們學習。日本從1853年開國到1868年明治維新，中間有很多屈辱事件，如果日本抱着屈辱和仇視的心態，就沒有辦法融入世界，對世界有排斥感、拒絕感。但實際上，日本採取的是積極主動融入世界的姿態，這一點出乎意料。

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明治維新作為一場體制改革，離不開科技的改革和創新。

當時，日本人拿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來判斷明治維新成功與否。日本作為中國的學生，打敗了自己的老師，通過明治維新這樣的體制改革在賭國運中獲得了勝利。

勝利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當時使用了很多新式武器，這是科技發展的體現。而日本的科技發展就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這種科技創新的延續，使得日本有2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可以説，日本在科技方面的積澱和爆發，是明治維新150年的深遠影響。

此外，明治維新的重要教訓是，日本沒能擺脱成為強國後侵略他國這條路徑。而今天的中國選擇的是一條新的路徑，在經濟上我們選擇了“一帶一路”方針，走上了合作雙贏，打造人類共同命運體的路徑。

雷頤

著名歷史學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明治維新初期中國根本不屑於瞭解

但其對今天的中國仍然意義巨大

在明治維新發生的近30年間，中國人幾乎不屑一顧。很典型的是，1887年中國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寫了《日本國誌》，重點介紹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巨大變化，但並沒有被出版，官方拒絕，民間也拒絕。

直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後的1895年，這本書才出版，此時中國人才下決心學習明治維新，也只是極少數先進的知識分子覺悟，這就是戊戌維新，後來失敗了。

回顧歷史，很多人喜歡將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洋務運動作比較，我覺得並不完全恰當。明治維新主要是制度變革，而洋務運動是學習西方的現代技術，並沒有強調製度變革。

1840年林則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被朝廷拒絕。1862年中國才開始洋務運動，僅是用機器造洋槍洋炮就遇到了阻力，提出在傳統的吏户禮兵刑工六個職能部門外再成立一個海軍司令部（海軍衙門），居然遇到巨大阻力，可見制度變革根本不可能。

當然責任不在洋務派，在於清朝的決策者。所以，應該把近代中日兩國面對西方挑戰作出不同反應的整個過程作比較才有意義。

洋務運動不可能變革制度責任在清朝決策者

站在今天來看，明治維新對中國仍然意義重大。

第一點，日本明治維新受中國影響特別大，尤其深受魏源《海國圖志》一書的影響。

這本書介紹了當時世界的情況，在當時的中國被禁，傳至日本後被翻刻了20多版。日本明治維新的有識之士深受精神洗禮，將它視為“天賜寶物”，並決定要改革，要開放。

於是就有了明治維新，日本走向富國強兵之路，一次次侵略中國。而中國清王朝一直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導致落後、捱打以及滅亡，教訓非常深刻。

**第二點，明治維新為何導致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義？**從1870年末期到1880年，日本可選擇的現代化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英國式道路，強調用憲法限制君主的權力，保障人民的權利；另一條是德國普魯士式道路，強調皇帝掌大權，對民眾權利進行限制。

日本內部也發生過爭議，當時英國已經比較強大，而普魯士較為落後，正奮起直追英國。

日本方面從當時的國情出發，認為更適合走普魯士式道路，這為後來的軍國主義開闢了道路，最終成為二戰的發起國之一，又在二戰中慘敗。

歷史證明，走英國式道路才是正確的，而當時日本過於強調國情導致走上錯誤的道路，這一點我們要尤其警惕並引以為戒。

馬國川

《財經》雜誌主筆

《財經評論刊》執行主編

明治維新是一個成敗參半的改革故事

不徹底、不成功的另一面更值得中國警醒

明治維新是一場偉大的改革運動，日本通過實施“文明開化”“殖業興產”“富國強兵”等三大改革國策，以非常激進的方式向西方學習，放棄落後的思想觀念，移植西方的經濟制度，改革僵化的政治體制。

這種徹底的學習使得日本快速地追趕上來，從一個落後國家成為一個舉世公認的強國。

但是，隨着國力的增強和“自信心”的膨脹，暴戾之氣增加。越到明治後期，日本越迷失了方向：

**①****啓蒙不徹底。**明治後期，反啓蒙的力量開始抬頭。尤其是1890年發佈的《教育敕語》被分發到全國各地的學校，天天通過課堂灌輸國家主義思想，被洗腦的人不可能成為現代公民。這種教育培養出無數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熱，和戰爭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戰爭的深淵。

**②****沒有處理好傳統和現代的關係。**1880年代以後，日本在改革中開始強調本國傳統：歐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應該保持自己的“特色”，自強自立。這種做法將日本引向了另一條道路：不再追求普遍價值，強調“特殊國情”，鼓吹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最後將國家引向保守和反動。

**③****追求武力崛起。**隨着國力膨脹，知識分子發生了激烈爭論：一派主張“和平膨脹”，也就是“和平崛起”；另一派主張“武力膨脹”，也就是學列強做法，走侵略擴張道路。主張前者是少數，更多人主張後者。

悲哀的是，日本國民也沉浸在可怕的大國崛起迷夢中，不知道和世界和平共處，夢想從侵略中獲得利益，支持政府發動對外戰爭，最終使國家陷入滅頂之災。

明治後期日本迷失方向走向戰爭的深淵

從國力、軍力角度看，近代日本無疑是成功的，被當時許多國家視為典範，戊戌變法的學習榜樣，就是明治維新。

但從思想啓蒙、民主權利等角度看，明治維新不徹底，越來越強烈的民族主義、國粹主義合流，軍國主義思想抬頭，為後來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埋下了禍根。

如果歷史在1912年戛然而止，這個國家從封閉落後一躍成了世界列強，很是值得學習。但是如果我們站在1945年來回顧歷史，會發現日本現代化其實是一個失敗的故事：改革—崛起—迷茫—戰爭—毀滅。

總之，我認為明治維新是一個成敗參半的改革故事。和明治維新成功的一面比起來，其不徹底、不成功的另一面更值得中國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