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為誰來帶孩子而發愁嗎？看看集體化時期的農村幼兒園_風聞

時間：2018-10-30  •來源： 婦女研究論叢 •作者：  翟菁

【“幼兒園”作為集體建立的教育機構，將長久以來較為忽視的幼兒教育變為現實，深刻變革了兒童的生活。雖受迫切的生產需求和落後的物質條件限制，集體制度為幼兒園的建立傾斜了大量的關注和資源，從而使其成為可能。“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福利措施中的一環，服務於集體制度，也仰賴於集體制度。兒童在農村幼兒園中的學習、遊戲。這些關於集體生活的記憶持續到當下。當年的兒童通過幼兒園也確實獲得了更多的生活資料。這些都是兒童在集體生活中有限但不可忽略的能動性的體現。】

農村撫幼工作需不需要？撫育兒童的任務僅僅是婦女的責任嗎？目前國家在試點推進“一村一幼”，沒想到集體化時期早已基本實現：據全國婦聯1960年的統計，全國農村入托兒童約佔需要入托兒童總數的70%。集體化時期的物質條件並不豐裕，國家在動員婦女參與集體生產的同時，將屬於再生產範疇的照顧幼兒通過社會化成為國家和集體的責任，促進了婦女解放；同時農村的集體制度為幼兒園的建立傾斜了大量的關注和資源，從而使幼兒園成為可能。

改革開放後，農村集體化程度退化，缺乏外力支持的幼兒園面臨消亡。同時，隨着市場化的推進，幼兒園這一撫幼組織的精神實質已截然不同。當下愈演愈烈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去年發生的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和攜程親子園虐童案，是家庭自身承擔撫育成本及撫育商品化導致的後果。撫育兒童中的國家責任值得重新探討。

在傳統中國，農村地區一直以來沒有而且也看似不需要幼兒園，“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格局保證了女性在家庭中承擔起撫育兒童的義務。但1949年之後，隨着傳統小農經濟的瓦解和農業合作化的不斷發展，隨着農村婦女逐漸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農村地區開始產生對於托兒組織的需要。

1957年，幼兒園在局部農村出現。全國婦聯提倡“在農村應當繼續發展親鄰相幫、農忙托兒小組和農忙託兒所、幼兒園等多種多樣的托兒組織”。1958年，隨着“大躍進”的不斷推進，為了響應《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號召，全國婦聯在農村地區大力發展托兒組織，幼兒園的普及性得以提高。從全國幼兒園收託的兒童來看，1958年比1957年增加26倍。1959年、1960年則是農村幼兒園發展的高峯。農村幼兒園在普及率上一度反超城市。據全國婦聯1960年的統計，全國農村入托兒童約佔需要入托兒童總數的70%，城市僅佔40%左右。但這種農村超過城市的撫幼格局，僅出現在“大躍進”時期。“大躍進”運動一結束，作為對激進農村政策的反思，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幼兒園隨即陷入停辦狀態。

河南澠池的幼兒園發展歷程其實是全國農村幼教工作總趨勢的縮影。幼兒園作為“向三歲到六歲的學前兒童提供教育和照料的早教中心”，直到1957年才在澠池農村首次出現，當時共建園35所。後來，隨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斷開展，農村幼兒園逐漸走向普及。1958年澠池縣已組織幼兒園420個，入園兒童8944人，幼兒園基本做到了一村一個。

此項運動更是在1959年和1960年達到頂峯。至1960年的4月間，全縣181個大隊已基本實現了幼兒園化。但令人遺憾的是，澠池這種熱火朝天在農村興辦幼兒園的嘗試卻在1961年隨着“大躍進”的結束戛然而止。其時，雖然婦聯組織仍然強調在農村興辦托兒組織的重要性，幼兒園還是在農村地區迅速消失了。

無論從澠池還是全國範圍內進行考量，“大躍進”時期的農村幼兒園均呈現出存在短暫卻發展驚人的特點，這引發出更為深層的困惑：**為什麼這種同現代化相聯繫的設施恰恰出現在農村歷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與此同時，幼兒園給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帶來了什麼獨特的體驗？**整理前人研究，當前尚沒有針對“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進行研究的專門著作，與此相涉的內容也多是在梳理相關女性史和教育史時才有提及。照料兒童，常被歸在家庭關係和家務勞動的範疇之內，用以探討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解放等議題[；或者僅從教育的角度去泛談幼兒園的規模、入園人數和教育方法等。但從這些角度出發，都不足以解答“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的出現和消亡。

對比前人研究，本文更強調從文化角度去解讀“大躍進”時期轟轟烈烈推廣幼兒園的國家運動。基於以往有關性別與民族、國家等研究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國族構建（nationalist projects）、再生產（reproduction）、男性氣質（manhood）和女性氣質（womanhood），借鑑社會學研究中兒童主動性（initiative）等概念，本文既凸顯農村幼兒園的建立給鄉村社會關係尤其是婦女兒童的生活所帶來的深刻改變，並隨之生成新的社會主義女性和兒童形象；又強調婦女兒童的主體性，試圖理解他們怎樣參與農村幼兒園的建立和日常運作，如何體驗集體制度。

本文力圖通過個案更好地呈現“大躍進”時期的農村幼兒園。選取的個案——澠池縣，位於河南省西部的黃河南岸，在“大躍進”時期隸屬洛陽行政專員公署管轄。作為最早樹立起來的樣板，河南省婦聯在全國率先提出要在本省範圍內普遍推廣幼兒園。到1959年，整個河南省已建成幼兒園9428個，託兒所168748個，共收託598萬兒童，佔適齡兒童的54%。而作為河南省內解放較早的地區之一，澠池縣在整個“大躍進”中也保持了一貫積極的態度，其切實開展的農村幼兒園工作，可供完整追溯農村幼兒園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程。加之農業立縣的澠池，地處丘陵，土地多貧瘠，生產力發展緩慢，同大多數農業地區相類似，在整個“大躍進”階段完整經歷了起初的集體化狂潮和隨之而來的自然災害。從澠池縣的個案中，可以窺探到河南省乃至全國推進農村幼兒園建設的部分圖景。

一、生產與再生產的平衡：農村幼兒園的建立。農村幼兒園的主要職能在於照顧幼兒，這與生育以及家務勞動等同屬再生產的範疇。與此同時，圍繞幼兒園所展開的敍事和討論又緊密聯繫着大躍進時期的生產局勢。作為連接生產與再生產節點的農村幼兒園成為婦女解放的具體體現，積極參與着農村婦女形象的塑造。

（一）婦女解放話語下的農村幼兒園

“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作為集體福利事業的組成部分，被視作婦女解放的重要舉措。這為中央和地方所共同接受。在“大躍進”的動員中，婦女解放一直被強調是同農業集體化融為一體的進程。《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就提到“創辦了大量的公共食堂、託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等集體福利事業，這就使得幾千年來屈伏在鍋灶旁邊的婦女得到了徹底的解放而笑逐顏開”。

一方面，國家希望通過創辦農村幼兒園，有效減少婦女耗費在照料幼兒上的時間，解除她們的後顧之憂，使得婦女能夠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提高政治、社會參與，實現婦女自身的解放。全國婦聯主任擴大會議上就曾提到“由於大量舉辦了食堂和托兒組織，逐步實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就節約了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大大地減輕了婦女的家務勞動”。而這些時間則可被婦女用來“和男子一樣參加生產，進行政治文化技術學習；使她們能夠得到必要的休息，增進身體健康；並可以促進家庭和睦，使孩子受到比較良好的教養”。

更進一步，**農村幼兒園的建立有助於打破小家庭生活對於婦女發展的限制和家長制的殘餘。農村幼兒園和其他托兒組織，常與公共食堂聯繫在一起，構成集體化生活體系。**實現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後，公社就成了一個大的集體單位，從而使婦女擺脱小家庭的束縛，打破個體小家庭生活給婦女的限制，使她們能夠和男子一樣地沒有牽累地參加社會勞動。當時的宣傳中還強調，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家長制開始破除，婦女徹底解放和男女真正平等的理想正在成為現實。在這種條件下，家庭將不再是束縛婦女的智慧、消磨婦女精力的場所，社會主義制度下真正幸福的民主團結家庭生活即將實現。

另一方面，**農村幼兒園的建立標誌着將沉重的撫育幼兒的任務轉化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事業，從而標誌着婦女解放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彭德懷在講話中提到：“要大力辦好集體生活福利事業和社會服務事業，由組織主要家務勞動向全面組織集體生活發展，更近一步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把分散的、繁瑣的、使人愚昧的家務勞動改造為集體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事業。正是在此種考慮之下，在農村大規模創辦了公共食堂、託兒所、幼兒園等福利事業，把過去分散進行的很大一部分繁重的家務勞動，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事業。廣大婦女勞動力獲得了進一步的解放，我國婦女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一支偉大的力量。”

上述圍繞農村幼兒園的論述同“大躍進”時期的婦女理論密切聯繫。婦女解放的特點被歸納為具體的3個方面：絕大多數婦女成為社會勞動者，這是實現婦女徹底解放的第一個重要標誌和特點；家務勞動社會化是婦女運動新階段的第二個特點；廣大婦女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變化則為第三個特點。農村幼兒園的建立，既可以使婦女擺脱撫育幼兒的沉重負擔，使她們能夠成為活躍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也推動了家務勞動社會化，並將其辦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與此同時，婦女因為參加到集體事業中去，獲得時間學習和發展自我，將自身的提高與集體生活福利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緊密地結合起來。

農村幼兒園的建立包含向蘇聯婦女工作學習的因素。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道路對於當時正在興建的人民公社具有很明顯的借鑑意義。早在1954年，《新中國婦女》就開始介紹蘇聯農村婦女工作的經驗：“在農業合作化中求得農村婦女的徹底解放……（蘇聯）集體農莊裏有的是幼兒園、託兒所，你愛把孩子送到哪裏，就送到哪裏好了……一方面説，這樣可以使婦女騰出更多的時間參加農業勞動，還可有時間參加學習和社會活動；另一方面説，這些過去不被人重視的家務勞動，也顯示了它們的價值。”

而當“大躍進”真正開始之時，農村地區整體的社會主義福利體系同蘇聯的集體農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在此背景下，農村幼兒園開始大規模地興辦。更重要的是，農村幼兒園的建立同共產主義婦女解放的理想緊密聯繫。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女性解放是內化在階級鬥爭中的。馬克思提出，家庭是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因而女性解放應該回歸社會生產，並且打破家庭的經濟單位作用。恩格斯認為：女性的解放必須通過參與勞動和減少花在家務上的時間來完成。列寧的婦女解放思想沿着相似路徑進一步發展，他提出：女性仍然受着“家庭的奴役”，仍然是“家庭的奴隸，她們被最瑣碎、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鈍的廚房工作及一般家務壓得喘不過氣來”。只有在開始把瑣碎家務普遍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因此列寧強調，女性解放依賴於女性對於家外勞動的參與以及家務勞動的社會化，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必須把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他把公共食堂、託兒所、幼兒園的建立，稱之為偉大共產主義事業的開端。還指出：這些平凡的工作，實際上能夠真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作用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對於婦女解放的看法，他提出：“只有當階級社會不存在了，笨重的勞動都自動化，農業也都機械化了的時候，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總體來看，上述共產主義婦女解放的敍事強調了兩個方向的努力：從家內來看，要將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而在家外，則要創造機會使婦女積極參加到社會勞動中。農村幼兒園的創制，正是因為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輕婦女被孩子牽累的程度、使婦女在更大程度上參與日漸繁重的集體勞動而成為大躍進時期在農村推進婦女解放的重要舉措。

這套關於婦女解放的論述很好地為基層政府所接受。在澠池婦聯佈置農村幼兒園的建立過程中，婦女解放一直是其考慮的重要因素：“堅持生產、生活一齊抓，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徹底解放婦女，實現婦女家務勞動社會化，實現婦女工作“大躍進”的根本途徑。這就是説，我們各級婦聯組織，在抓好生產的同時，必須緊抓住辦好以公共食堂為中心的集體福利事業。如託兒所、幼兒園、婦產院、縫紉廠，等等。只有把廣大婦女從穿衣、吃飯、管孩子這些家務勞動小圈子解放出來，才能使她們走上工農業生產戰線，才能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才能徹底解放廣大勞動婦女。

由此可見，澠池婦聯在推進農村幼兒園的發展中，婦女解放仍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除了官方敍述之外，普通村民也普遍接受農村幼兒園對於解決婦女牽累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並將農村幼兒園的建立看作婦女解放的重要舉措。

（二）解放婦女的現實考量

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可以在短時期內實現大規模發展，同上述婦女解放思想有很大關聯。但與此同時，大躍進對於大量勞動力的需求，也使得解放農村婦女勞動力成為必需。現實上的迫切需求，加速了農村婦女對集體勞動的參與，農村幼兒園正是配合這種形勢的產物。

“大躍進”運動的本質在於追求生產發展的高速度，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增加勞動力的數量，對於“大躍進”的開展尤為重要。雖然增加投入有多種方式，如增加物質資料、人力或者科學技術等。但是當時薄弱的技術力量制約了通過技術革新來實現躍進的可行性。因此，人民公社被寄予厚望，希望其成為合理調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途徑，這一點在人民公社的大力宣傳中常被提及。例如，在介紹人民公社經驗的專著《普通一公社》中就提到：“農村人民公社成立的時間雖然不久，但是廣大農民已經看到了它所帶來的顯著利益：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作統一的安排和調度，比以前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使用，因而更便於發展生產。”

為了更加合理地調配資源，增加生產資料的投入，勤儉節約被一再強調。國家希望人民公社在適當地改善生活的同時，儘可能地將收入多用到擴大再生產方面。但事實上，農村在整個“大躍進”時期所遭遇的困境，使得對於農業的投入陷入越投越少的惡性循環。因此勞動力幾乎成為唯一能夠有效調度的資源，甚至於中央把勞動密集型也看成一種技術的進步，而且這種技術的進步需要制度來維護。某種程度上，大躍進可以被看作一場試圖通過不斷增加勞動力的投入來增加最終產出的生產運動。

將佔成年勞動力一半的婦女調動起來參加集體生產，成為農村集體化運動的題中之意。中央推翻了原來先技術進步後集體化的設想，提出家務勞動社會化的道路，應該是先集體化、社會化，然後逐步達到半機械化和機械化。但是除去這些藴含在婦女解放深層的問題，婦女解放的話語還是同“大躍進”時期的實際需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緊密結合的體系。

農業合作化進程中，國家對於農村婦女的動員隨着勞動力需求量的增加而不斷深化。在大興水利工程之前，農業生產並未太過依靠新增大量勞動力，女性參與相對並不重要。此時，農村婦女動員的宣傳主要集中在“五好運動”，強調婦女操持好家務、教養好子女、處理好鄰里關係、注重自身學習，而並未過多提及參與農業生產。後來隨着修水庫、鍊鋼鐵等工作量的增多，國家開始重新考慮女性參與。當時很盛行一句順口溜：“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這句順口溜説明，為完成“大躍進”的艱鉅任務，需要通過解放婦女參加生產來滿足不斷增長的勞動力的需求。

與龐大的女性勞動力的需求相伴，是國家對於女性出勤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礎上解決幼兒對婦女的牽累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在比干勁比先進的新形勢下，各地婦聯和婦女羣眾都提出了1958年婦女工作的各項躍進指標，一般要求婦女出勤率達到女勞力90%以上，許多地方提出的婦女全勞力全年出勤指標，大大地超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的80到180個工作日的要求。但是婦女出勤的指標能否實現，婦女在生產上的幹勁能否鞏固和持久，重要的關鍵之一就在於能否相應的妥善安排孩子。”

除了生產任務之外，國家對於婦女的學習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全國婦女工作會議上就提到：為了進一步解放婦女勞動力，合理使用和調配整個社會勞動力，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並逐步改造全部社會生活，騰出時間學習，有生產時生產，沒有生產時學習。巨大的生產和學習壓力，使得人民公社必須興辦切實有效的設施來幫助婦女解決家庭生活中的牽累，其中最主要的措施一是食堂，二是幼兒園和託兒所。

在農村幼兒園一項上，國家有關婦女解放的論述能夠很好地為基層所接受，與基層婦女實實在在感受到了勞動和學習的巨大壓力有很大關聯。在澠池縣，以“大躍進”中的先進典型槐樹窪大隊為例：大鍊鋼鐵開始之後，村中的男性被迫出村到其他地方鍊鋼鐵，婦女成為留守在村中的主要力量。除了負責所有農田灌溉之外，她們還主動修建了小鋼爐。“大槐樹弄mu（沒）了，都是搞鋼鐵，那女哩們也不rang（差），恁大那樹都砍倒了”。而且為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一段時間裏，所有人都黑白不分地進行勞動。在這樣巨大的勞動強度之下，傳統的撫育幼兒的方式不再適用。政府不得不通過興辦幼兒園來保證婦女的出勤率以及調動她們的積極性。

二、社會主義新母親和撫育兒童社會化

“大躍進”時期對於勞動力的迫切需求，使得國家更為強調婦女在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重新調整了女性的再生產職能，國家大力提倡社會主義新母親。與此同時，再生產工作本身並未消失，撫育兒童的任務依舊存在。農村幼兒園的建立也意味着國家對於再生產角色的重新定義。撫育兒童不再是個體家庭的職能，而是通過社會化成為國家和集體的責任。

親子關係不得不隨着集體化生活而做出改變。傳統意義上，母愛的表達在於對於兒童日常生活的參與，在於無微不至的照料和看護。但是隨着婦女越來越多地加入農業生產，撫育兒童的任務越來越成為母親參加勞動的牽絆。甚至於地方婦聯有時將看護兒童同其他家務勞動歸於一類，並將其視作婦女的負擔[。在實際的勞作中，婦女常常未被留有充足的時間用以照顧兒童。韶峯大隊社員金鎖（音）的小孩兒因為父母下地勞作，被鎖在家裏，從門檻的縫隙裏往外看過往行人。槐樹窪大隊社員姚天水的愛人帶着小孩兒下地，最後小孩兒哭鬧，根本無法勞動。坡頭公社韓家坑大隊社員王煥朵勞動時，“我那娃zou（就）坐場裏，留着鼻涕哭着些兒”。在觀念和現實的雙重作用下，對於兒童日常生活細節的照料不再是母愛表達的必須渠道。

與此同時，國家提倡積極新型的母親形象，重新界定母愛的範疇和任務。一方面，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社會不應誇大母愛的作用，婦女應該放棄狹隘的小家庭的愛，追求共產主義精神的母愛，愛自己的孩子，也愛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孩子。另一方面，在“大躍進”時期的生產實踐中，對於子女的照料不再是評價母親的唯一標準，取而代之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母親在工作上取得成就。1959年，澠池縣婦聯倡導在各大隊幼兒園中舉行“賽媽媽”的活動，評比的依據就是兒童母親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隨着母親將大量的時間投入集體勞作中，撫育幼兒工作中的一部分就被轉移給了幼兒園老師。對於這種新的撫幼安排，有些婦女最初並不情願。在澠池縣槐樹窪村，不願將孩子送進幼兒園的婦女還會趴在窗台上張望，但後來逐漸認同了這種新的制度安排。保育員的用心工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媽媽們“回去問自己的小孩兒，早上送來跟花貓一樣，回去乾淨些，就放心”。

更為重要的是，農村幼兒園的大力推廣也折射出國家將撫育幼兒的任務從一項家庭瑣事轉變為國家事業。撫育兒童的社會化不僅僅是家內勞動的累加，更是對撫育兒童的根本改革。幼兒教育，在以往個體家庭的撫育中常被忽視，而現在則成為公社的重要任務之一。與此同時，分散於各個家庭中的對於幼兒的撫育工作集中起來，為女性拓展職業提供了新機會。承擔着撫育兒童任務的幼兒園教師也成為了受人尊敬的社會主義勞動者。換而言之，育兒工作作為一項再生產任務，經過社會化的改造之後，變成了與田間勞動、大鍊鋼鐵、修建水庫等屬於相同範疇的生產勞動。

為了保證高水準的教育，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選拔標準，控制成為農村幼兒園教師的人選。在澠池，各大隊在挑選保育員的時候，都對文化水平有所要求，多為高小或者中學畢業生；但受年代所限，政治素養顯然是更為重要的標準。要成為保育員，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成分好，大多保育員為貧苦農。二是性格好，挑選韶峯大隊保育員時，認為王秀珍“性格也皮皮（温和）的，想着應該是對小孩兒有愛心，以後真的是這樣”。三是最好有從事婦女工作的經驗。槐樹窪大隊姚金英在擔任保育員之前，曾在大隊婦聯任職。四是配偶最好較開明、思想覺悟高。王家坪大隊的幼兒園保育員，其愛人是小學教師。而韓家坑大隊幼兒園老師的丈夫則在大隊的代銷點工作，都屬於村中的先進分子。在“大躍進”時期艱難的物質條件之下，各個村子在具體興辦幼兒園的過程中，挑選保育員的標準也隨村莊的實際情況而變動。但是對保育員的遴選，標誌着撫幼任務性質的轉變，幼兒教育得到了空前重視。

將撫育兒童的任務從個體家庭中解放出來，社會化之後，就變成了光榮的社會主義生產勞動。“大躍進”時期幼兒園保育員在農村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其勞動強度相比田間勞作相對較小，被視為好職業。保育員參加工作也相對積極，都“願意幹，地裏幹不了，這兒勞動量少”。且保育員享有同普通女性勞動力一樣的工分。在有些地方，為了以示鼓勵，“幼兒園老師工分比下地稍微高點”。大隊也會有一些獎懲措施來調動保育員工作的熱情，在評選榮譽的時候，例如“巧姑娘”稱號時，會給予保育員一定的傾斜。保育員的福利待遇更好，生於“大躍進”時期的槐樹窪村現任支書董明召就是一名保育員的孩子，他回憶自己出生時：“因為媽媽是村裏學校的，滿月那天，給你特殊照顧，給六斤白麪。所以滿月這幾天，還能下鍋湯麪，在家吃頓湯麪。”其他社員甚至會嫉妒保育員的工作：“別人還説保育員活輕。保育員自己也不想幹，你們老提意見，不想幹。”

除了上述普遍的情況外，幼兒園教師有時也意味着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農村幼兒園保育員，可被當作一種過渡職業，成為具有小學初中文化的農村女性另覓其他更好職位之前的短暫選擇。當時大批中、小學畢業生在接受教育後返鄉，卻又不願意從事農業勞動。“據瞭解有很多學生對農村不感興趣，嫌農業生產苦、累、髒……其中還有一部分受家庭和社會上的輿論影響，認為升不了學，找不到工作，就白唸書了，當個農民沒前途，沒有出息；認為當個農民也用不着文化。”這種現象在全國範圍內都很普遍。與參加農業勞動相比，保育員這份工作對於這些返鄉女青年是更好的選擇。一方面可以遠離繁重的田間勞作，另一個方面又可以將所學知識用到教學中。槐樹窪幼兒園作為被採訪幼兒園中規模最大的一所，就接納了一些實習生。這些從縣城畢業的小姑娘，經過培訓，會唱歌跳舞。在幼兒園的實習之後，少部分最終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姚金英舉了其中一個成功的例子：“你看我們村的煥梅（音），頭起教教學，後來去到縣裏，nia現在zou變成公家人了，有指望。”農村幼兒園的建立是將兒童撫育社會化的初步嘗試，從而將再生產任務轉化為社會主義生產的一部分。這種革命性的變化，不僅改變了母親的生活，也創造了更多女性職業的機會，惠及保育員羣體。

三、國家與兒童：集體化下的幼兒園

同其他再生產任務的社會化相比，幼兒園不僅將撫育兒童變成了一項生產任務，更變成了一種社會責任。各級政府將幼兒教育納為工作任務之一。國家的大力提倡和集體制度的保障，使得農村幼兒園能夠在相對困難的物質條件下得以開展。原本分散於各個家庭中的幼兒，通過接受教育，開始參與集體生活。兒童所獨有的認知心理和認知規律，造成了幼兒園兒童獨特的體驗，這正是兒童能動性的重要體現。當前學界對於“大躍進”時期農村的日常生活仍缺乏充分的探討，對於兒童羣體的關注則更為稀少。本文希望依託訪談者中當年參加過農村幼兒園兒童的回憶，追溯兒童在農村幼兒園中的經歷，反映集體化對於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的兒童早已成為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兒時的經歷在記憶和講述的雙重作用下，已不能完全復原。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當年兒童的體驗和當下的回憶交織在一起，共同組成研究對象。

（一）集體化下的幼兒園

兒童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教養兒童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因而建設農村幼兒園對於兒童保教具有重要意義，對兒童多個方面的發展都有益處。全國婦聯主席蔡暢在講話中提到：“我們要把託兒所、幼兒園辦好。兒童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教養兒童是偉大的事業……要讓孩子們生活得好，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要講求衞生，預防疾病……要把孩子教育得好，使孩子從小就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培養孩子熱愛祖國、熱愛勞動、熱愛集體，使他們誠實、勇敢、活潑、健壯。”但在各種能力的培養上，最為強調的還是兒童能夠在幼兒園中接受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

全國婦聯副主席李德全在《為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的廣播講話》稿中認為建立農村托兒組織的意義在於：**這項工作關係到勞動力的後備、民族的延續和共產主義新的一代的成長問題。做好這項工作，就能使我們的後代從小受到合理的教養，受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使兒童成為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所以兒童保育和教育工作，不僅是當前建設社會主義中的一項重要工作，而且為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準備了“人”的條件。這是一項偉大的崇高事業，是一萬年都要做的工作[**45]。

為了令這些兒童將來都具有健康的體魄，都有高度的共產主義覺悟、高度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高度的文化科學知識，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保衞者，成為改造自然、征服宇宙的英雄。就需要從他們還是幼苗的時候起，就能經常地鍛鍊身體，增強體質，從小就養成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崇高道德；在身心兩方面，都得到健全的發展。隨着農村人民公社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全面組織生產、全面組織生活的羣眾運動更加規模壯闊地出現了新的高潮。正是在這種培育社會主義新人的形勢下，國家提出了進一步貫徹執行以社會教育為主的方針，全面組織學前兒童。

“大躍進”時期的農村幼兒園歸集體所有，從國家到地方都強調幼兒園的集體所有性。一方面，這是將幼兒園納入農村集體主義福利體系的需求，另一方面，這也保障了農村幼兒園能夠得到切實推進。1957年早在“大躍進”開始之前，澠池已經開始了小規模建立農村幼兒園的嘗試，但是當時的幼兒園並不佔撫幼組織的主流。澠池縣婦聯要求下屬各公社“根據本社具體情況，有計劃有目的將托兒組織搞起來。方法是先將生產隊、組的孩子進行站隊，看家庭分工解決的有多少，鄰里互助有多少，互相換工看管的有多少，尚無人看管的有多少，然後再根據本社的經濟條件，組織小型的抱娃娃組、託兒所，幼兒園。”當時的幼兒園並不歸集體所有，澠池縣婦聯僅對其進行扶持，其下達的指導方針是“依靠羣眾”“誰辦誰管”，並且“應根據按勞取酬和資源互利的原則，按孩子大小，看管難易，評定孩子家庭出工分，保育員應根據帶孩子多少、孩子大小、工作態度好壞等，確定應得的工分”。在澠池縣小規模興辦幼兒園的嘗試中，最大的困難就是由兒童父母主要負擔工分和幼兒園的開支，尤其是兒童的母親擔心自己一天勞動所賺取的工分還不夠負擔孩子在幼兒園的開銷，其對婦聯的號召並不積極。“大躍進”之前的澠池鄉村很少有幼兒園等托幼組織。

但是隨着“大躍進”的開始，澠池縣開始着手轉變幼兒園的屬性。1958年7月31日，澠池縣婦聯提出：托兒組織鞏固提高常年化，把所有托兒組織要進行一次檢查，建立健全各種組織，加強其領導，鄉社要建立托兒組織網，定期與不定期召開各種會議堅決防止時停時起現象再生，並社社要建立一個全民所有制的幼兒園。自此，幼兒園的運營還有保育員的工分都開始由集體負擔。澠池縣各地的農村幼兒園都由大隊部直接負責、進行領導。大隊部配合上級的指示，負責幼兒園的成立和日常管理。一方面既要保證幼兒園所需要的各項資源，例如找房子、挑保育員等；同時還要時不時地進行檢查。用槐樹窪大隊老支書的話就是“大隊撐着頭”。至於尋找保育員，“那都是幹部坐到一塊商量哩，你也推薦，你也推薦，看哪個合適”。在王家坪大隊，“幼兒園是連（當時實行軍事化建制）辦的，一個大隊辦一個，一個連辦一個。在東溝自然村，有二三年都叫辦。婦女們去地幹活，解放婦女勞動力。村裏孩子慢慢少了，慢慢取消了幼兒園。”據當時的大隊副支書張金財回憶：“上頭也説，也佈置。佈置之後，咱就開始辦，咱主要是按照上頭的標準乾的。上面説了以後，研究研究，老師一定，辦起來，沒事就去檢查檢查。”澠池的情況並非個例，其他地方興辦農村幼兒園的實踐也處於類似的權責體系之下，當時的吉林省在興辦農村幼兒園的過程中，明確要求“支部書記要親自掛帥，建園前必須做好組織、宣傳與發動工作”。

相對於農村的其他集體生活福利設施，幼兒園特別受到婦聯繫統的關注。澠池縣婦聯在“大躍進”期間，將公共食堂和農村托兒組織看作其在集體福利事業中的兩個工作重點。縣婦聯嘗試用多種方式推進農村幼兒園的進展。一方面，召開婦女幹部的會議不斷傳達和強調建設農村幼兒園的重要性，並且積極培訓農村保育員。1958年“在縣訓練了一批保育員（130多人），回鄉後採用以師帶徒的辦法，根據各項具體情況，又訓練了超過在縣三倍的人員，承擔了負責托兒組織工作，所以在短時間內，全縣範圍內普遍建立了托兒組織，孩子有了依靠，大人從事生產有了機會”。另一方面，重點試行，總結經驗，組織觀摩。為了有力地推動託兒所的工作，縣婦聯“抽出得力人員，重點搞出成績，總結經驗，組織觀摩，如去秋組織十幾個鄉到英豪鄉燈塔高級社幼兒園參觀，豐富了大家組織託兒所的經驗，促使了工作開展”。而且，村一級的婦女幹部往往比其他村幹部對幼兒園負有更直接的責任，既負責同保育員溝通，又要參與幼兒園的日常管理。與此同時，農村幼兒園也常有從上到下的檢查，以此促進農村幼兒園的建立和管理。

1959年，澠池縣婦女工作總結和會議意見中提到，當年全國和省婦聯領導都來澠池進行了視察，其中農村幼兒園的工作在重點考察之列。在韶峯大隊的幼兒園，“曾經有一年省裏還是洛陽來檢查，他們看看還可以”。而王家坪大隊的支書李明法則表示鄉里組織檢查時候，縣裏來得少，也來過。在當時的先進典型槐樹窪村，被檢查的次數相對其他地方更多。而槐樹窪村幼兒園的保育員姚金英回憶，還曾經跟縣婦聯到其他鄉檢查幼兒園的情況。通過從上到下的檢查，加強了對於農村幼兒園的管理。

作為幼兒園成立最重要條件的房子是由集體徵用的。幼兒園有時設在保育員家中，但更多時候考慮到依託食堂的便利，大隊會選擇一處離大隊部和食堂都較為切近的房產，組織住户搬離。“大躍進”期間對於“一大二公”的追求，使得大隊對於各項財產享有極高的調度權。為幼兒園所徵用的房子，原有住户並不享受補貼。在王家坪大隊，當時“保育員只有一個，工分隊裏出。那個時候房子都是隊的，讓你今天騰出來，你就騰出來，給你找個地方住。那個時候衞生所、獸醫站都有”。韓家坑大隊的幼兒園開在保育員家中，據保育員丈夫王申保回憶，當時是生產隊給出工分，並且用房也沒有什麼補貼。因為大隊支配調度幼兒園的房屋，所以有的幼兒園隨着大隊規劃的改變經歷了多次搬遷。槐樹窪大隊幼兒園保育員回憶幼兒園“才開始在希貴（音）家院，後來在丙辰（音）家院，後來在昔周（音）家院。等到在丙辰家院的時候，她媽來了，還有翟玉蘭。就我們這仨人”。除了房屋之外，生產隊也會提供一些簡單的桌椅板凳等設施。

同時，大隊會向幼兒園提供一定的經費，用以購買玩具和書。在王家坪大隊，幼兒園裏有黑板，是隊裏買的。只有老師有課本，幼兒園中有書、小本本、小畫書等物，隊裏沒有管，是委託老師購買的。在韶峯大隊，幼兒園中“有圖畫書，其他啥玩具都沒有。縣裏面的幼兒園最好，咱這兒條件差一些”。在當時條件相對較好的槐樹窪大隊，書本、玩具等比其他村落更為豐富，雖然也“沒有桌子凳子，就是搬點小板凳。有黑板，都在院子裏活動”。保育員姚金英還是回憶道，為了“教娃們識字、跳舞。去三門峽買點玩具、半截裙，讓大點娃們穿上跳舞。孩子們到學有點耍，去給大隊要”。韓家坑大隊當年的兩位入園兒童胡秋菊和王文信回想幼兒園的設施時分別提到：“小玩具多，沒有課本。數數數、跳跳舞、唱唱歌。舞都是很簡單的那種，扭秧歌。”“有點不大點的小本本還是小書，都被孩子們揉得不成樣子了”。

除了農村幼兒園自身集體所有的性質，其產生也深深根植在農村的集體制度，並與農村的集體生活體系緊密相依。澠池縣婦聯認為，公共食堂制度有力地促進了幼兒園的發展。在本文采訪的4個村莊中，除了槐樹窪大隊的幼兒園附屬了幼兒食堂，其他3個大隊中幼兒園兒童都需要隨家長到公共食堂用餐。這也可以解釋這些幼兒園一般都距離公共食堂較近的原因。據韶峯大隊婦聯幹部王秀珍回憶，村裏的食堂和幼兒園在同一個院落。“食堂那時候，都是一個大財主家院，進去大門，西石頭窯，南邊羣房，共三所院，吃飯都在院裏吃。”在王家坪大隊，“食堂吃飯用瓢舀，大人一瓢，小孩兒半瓢，個人跟着個人家長吃。食堂和幼兒園不遠兒，有三四百米”。除了食堂制度之外，幼兒園也依託於當時的分配製度，澠池同河南的其他地方一樣，力圖實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給制”，也就是所謂的“七包”，這保證了保育員能夠得到較充足的工分，並且由集體負擔幼兒園的開支。集體開始負擔兒童在幼兒園的支出，才使得幼兒園能夠大規模推廣。農村集體生活福利體系是幼兒園存在的基礎。

（二）兒童的幼兒園體驗

整體來看，這些兒童關於課程和玩耍印象相對模糊，其殘存的記憶中多是關於遊戲學習的場所和形式，具體的內容卻很難追索。當年入園兒童在回想幼兒園的空間結構時，記憶更為集中在幼兒園的色彩和裝飾上。“用白紙、黃紙、紅紙卷的紙花，她們家的舊房，有好些花，不夠遠一朵兒，是胡琴nua（她的）媽擱wuer（那兒）教哩。在人家家裏面，擺活我們跳舞……一般都是擱屋，坐到屋裏，nia弄個一溜溜小板凳讓你坐，這會兒那是有凳子，那時候都是板兒。”兒童也關注玩具和小人書，但是具體的玩具類型和書本中的內容卻很難回想。其中王拴成只對撥浪鼓印象深刻。就所學課程，對於唱歌跳舞的印象遠比識字深刻，但是唱得什麼歌、跳得什麼舞，已經記不清楚了。“教唱歌肯定有，nia那時候學那扭秧歌，那時候不大點兒那小鼓，這會兒還有那小鼓。”當年的兒童對於同在一個幼兒園中的其他兒童印象較淺，對於幼兒園老師的印象要比對自己同學的印象要深刻很多，這同幼兒園存在的時間較短、入園兒童當時年歲尚小有一定關係。有趣的是，在入園兒童的記憶中他們並沒有將幼兒園同集體聯繫起來，更傾向於將幼兒園的創立和消亡都理解成個人行為。在這些當年兒童的眼中，幼兒園並不是由大隊所興辦的形式化的兒童福利設施，而是憑藉幼兒園保育員的愛心和辛勤為困難時期的兒童所支撐起的温暖場域。胡秋菊一直強調，自己去幼兒園僅是因為“沒事耍哩，想去”，而且她也不把幼兒園的保育員稱作老師，而是叫“嬸”。兒童生活中對於集體化的理解，需要藉助幼兒園老師、自己的家庭等私人關係才能達成。

相較於幼兒園中接受教育的模糊回憶，食物則是幼兒園回憶中最為清晰的部分，這與““大躍進””時期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密切相關。因為槐樹窪幼兒園附設有食堂，當年在幼兒園中上學的董小友回憶：“給你發半個白饃，我記哩痛清哩……那個時候都擱這門口哩，裏頭給發饃，是烙哩饃還是痛好那饃，一人發真大點點饃。”關於發白饃這件事情，被他重複了好幾次。在並不附設食堂的韓家坑幼兒園，當年的兒童對於保育員、所學課程和教室的裝飾等等都有不同的回憶，但是卻都毫無例外地回想起有一次每人因去水庫表演節目而分發到半個豆餡饃的經歷，然後圍繞豆餡饃又回憶起其他情形。王文信回憶：“為啥説讓排着隊看水庫那，一人還發半個白饃，那個時候都稀奇哩不得了，小娃們太小嘛，有那都給你掰那半個。都記那一回，站那一次隊。”從食物開始，當年的兒童記憶開始拓展，回想起下午在北邙（音）集合，站着隊去壕溝水庫，在水庫進行了表演，但是具體的表演內容已無從想起。

值得注意的是，幼兒園設立之後，兒童在食物上有時會獲得更多的傾斜。在附屬於幼兒園的食堂中，兒童常獲得比在公共食堂更充足的供給。槐樹窪大隊幼兒園因為設有食堂，“幼兒園吃得稍微好點。過去吃得東西，1958年吃糧食還可以。1959年、1960年的生活最困難，吃澱粉饃。幼兒園搞點糧食，吃點好的”。因為幼兒園的伙食較好，兒童患浮腫病的少。保育員也提到：“到那兒吧，多少吃點。擱家肚子飢。大班叫大點，小班叫小點，吃菜角，大孩子，一人一個半，喝湯不在數。”幼兒園食堂的糧食由各小組湊份子組成，“那時候下面也成立食堂了，都去下面要點面”，徵收糧食的過程雖然艱難，但物資比起公共食堂會更有保障。而且，幼兒園食堂受到的關注比公共食堂少，只有兩名炊事員，對食物的利用率高。炊事員通過各種辦法，改善兒童的伙食：“弄點野菜，回來一炸一捏，沒油吧，弄點鹽搗搗拌拌，弄到饃裏頭。撥幾個蓖麻仁在鍋裏面一擦，然後弄給娃們。”而在公共食堂裏，“管夥哩痛孬哩”，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幼兒園食堂因為補給較充足、食物做得精細，比公共食堂吃得好。在其他地方，也有幼兒園食堂更受傾斜的例子：江西萬安縣為了保證農村幼兒園的伙食，規定了“有限供應幼兒食堂吃菜的辦法。如每出一種新菜、殺了豬或撈到魚時，都先送一定數量給幼兒食堂”。由於農村幼兒園在整個農村集體主義福利體系中的重要性，所以物資方面比較有保證。加之對於園中具體生活安排比較鬆弛的管理，可以使幼兒園較為自由地使用這些資源，為兒童提供相對較好的食物。

即使不附設食堂的農村幼兒園也往往離就餐的公共食堂較近。韶峯大隊的食堂和幼兒園在同一個院落，“是一個大財主家院，進去大門，西石頭窯，南邊羣房，共三所院，吃飯都在院裏吃”。王家坪大隊的“食堂和幼兒園不遠兒，有三四百米”。鑑於幼兒園對兒童較為鬆弛的管理，還會有一些其他的隱性機會。例如，兒童可以逃學或者早點到食堂，因此比成人享有更為靈活的時間安排。如果父母或者親戚在食堂工作的話，兒童有可能利用這些機會，獲得額外的食物。據王文信回憶：“食堂做飯是輪着做，沒人時候給你掰塊饃什麼的。大家去地的時候，你小孩兒，沒人知道，掰塊饃，有人的時候都是量的。”胡秋菊也提到跟隨當時給大隊加工粉條的父親，吃剛撈出來的粉條。兒童較為自由的行動，確實為他們贏得了一些潛在的機會獲得更多的食物。

除此之外，利用户外活動的時間兒童還可以在老師的帶領下從田裏獲得潛在的食物。“大躍進”時期，國家倡導學前兒童多進行户外運動，參加適合其年齡特點的勞動。這種號召同當時廣泛接受的蘇聯兒童教育理念有關，其基礎在於巴普洛夫院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説：户外活動對於兒童不僅僅是局部鍛鍊，而是整體身體機能的提高。因此，在為農村兒童編制一天的活動時，遊戲、散步和勞動都是很重要的內容。兒童常被鼓勵幫助集體拾麥子、採棉花，等等；而社員從田裏撿收割遺留下的糧食，一般並不被允許。正是利用户外活動和勞動的契機，幼兒園老師帶領兒童拾點糧食，或者摘點野菜，用以改善兒童的生活。在槐樹窪村幼兒園，保育員帶着園中兒童經常去地裏撿收割時遺漏的玉米，“拾拾玉米這是回來能炒炒吃。地裏有……家家屋屋不叫你冒煙”，而隊長也持默許態度。除了拾玉米之外，保育員還領着兒童去菜區拾過菜。這些拾來的成果不交集體，主要用來改善兒童生活。

集體制度作為幼兒園的依託，保證了農村幼兒園的設立，從而使幼兒園的教育成為可能，農村幼兒園的兒童也實實在在地經歷着集體化教育，不可否認這種教育甚至仍在影響他們當下的生活。但是兒童的記憶某種程度上偏離了幼兒園建立之初的設想。並且，兒童能夠通過幼兒園獲得國家更多的物質傾斜，尤其是食物，這本不是幼兒園設立的初衷，這些經歷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兒童羣體在集體制度下的主體性。

四、結論

“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雖然只是當時農村所建立的一系列社會主義福利設施之一，卻展現了國家將瑣碎的日常生活轉變為公共事務的議程。幼兒園不僅要照料兒童的生活日常，更是肩負着教育兒童的重任。撫育兒童本是屬於家庭的任務，經過社會化之後，變成了國家和集體的責任。與此同時，撫育兒童從再生產領域進入生產領域，變成光榮的生產任務。社會主義制度正在變革着整個鄉村社會。幼兒園的設立重塑了農村兒童、母親、幼兒園教師等羣體的生活。

從婦女解放的角度來看，無論是中央、基層甚至農村婦女自身都認同了幼兒園對於解放婦女勞動力的重要意義。將撫育幼兒這一屬於“再生產”領域的任務社會化，大大減輕了婦女積極加入“生產”的顧慮。農村婦女通過積極參加社會勞動，既服務了國家，也提高了自身地位。

婦女解放思想同“大躍進”的實際相互配合成為一套互動的話語：基層以及參與其中的女性，一方面感受到實際勞作的壓力，因而迫切需要幼兒園的建立；另一方面，婦女解放顯然增加了這一過程的光榮感併為農村幼兒園的建立提供依據。然而共產主義的婦女解放思想是一套複雜的體系，國家更注重選取同“大躍進”實際相配合的部分，而有意淡化了其他內容，比如婦女解放思想中對於婦女自身的保護以及對於女性特質的考慮等。在婦女解放的政治規劃外，生產的實際需求是解放婦女勞動力的一個重要的動因。正是因為國家在整體戰略上對於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保證了婦女解放能夠順利向下傳達，農村幼兒園得以快速高效地推進。

通過農村幼兒園的建立，國家重新調整了女性在再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積極參與農村幼兒的撫育。一方面來説，農村婦女被鼓勵參與社會勞動，撫育兒童的再生產任務不應成為其生活的負擔，傳統意義上的生活細節不再是母愛表達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隨着撫育兒童任務的社會化，以及對於兒童教育的重視，對於幼兒的照料和教育成為了一項生產任務。“大躍進”時期的澠池，幼兒園教師無一例外由女性擔任，因此育兒的任務仍然被定義為女性的勞動。幼兒園在農村創造了新的職業機會，也使得幼兒園老師成為備受尊重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為這些女性的生活開啓了新的可能性。

“幼兒園”作為集體建立的教育機構，將長久以來較為忽視的幼兒教育變為現實，深刻變革了兒童的生活。雖受迫切的生產需求和落後的物質條件限制，集體制度為幼兒園的建立傾斜了大量的關注和資源，從而使其成為可能。“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福利措施中的一環，服務於集體制度，也仰賴於集體制度。兒童在農村幼兒園中的學習、遊戲。這些關於集體生活的記憶持續到當下。當年的兒童通過幼兒園也確實獲得了更多的生活資料。這些都是兒童在集體生活中有限但不可忽略的能動性的體現。

當然，當農村集體化程度退化的時候，缺乏外力支持的幼兒園也就不得不面臨消亡。國家將集體生活福利體系判定為激進的體現，幼兒園自然也就成為激進的產物，而並不過多顧及農村家長和兒童的實際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在實施計劃生育之後，大部分農村地區又重新出現了幼兒園這一撫幼組織，雖然分享了“大躍進”時期相似的名稱，精神實質卻已截然不同。當下幼兒園所代表的市場介入，在“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的實踐中尚未出現。在城市化作用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愈演愈烈，撫育兒童中的家庭安排和國家責任都值得重新探討。“大躍進”時期農村幼兒園實踐，興許能夠為當下關於農村撫幼的探討提供一定的借鑑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