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金庸：吞風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趕海踐雪徑也未絕望_風聞

金庸比許多新文學家更像中國“讀書人”

陳平原

好久沒讀金庸小説，也沒拜見查良鏞先生了，猛然收到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的《俠之大者——金庸創作六十年》（2015年），迫不及待地翻閲起來。一個晚上下來，心情很是複雜。單就學術水平而言，這大小几十篇文章，未見特別出色的（包括我自己的《很遺憾，沒能補好台》）；大概金庸小説的好處，該説的以及能説的，已經説得差不多了。可你還是隱約感覺到，作者都很真誠，且熱情洋溢——正是這種熱情，使得六十年來，月有陰晴圓缺，但金庸始終沒有完全淡出公眾的視野。現代文學史上，如此有個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後台，而能紅透半邊天，且持續這麼長時間，實在是個奇蹟。單憑這一點，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續關注。

問過中文系若干在讀博士生，他們小時候也曾迷戀過武俠小説，因而對金庸其人其文相當熟悉。但在魔幻小説、宮廷戲以及穿越劇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是否還能欣賞大俠那高傲而孤獨的身影，我不抱多大希望。近日審讀“我與金庸”全球華人散文徵文獎稿件，不出意料，絕大多數出自年長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講述自己與武俠小説一起成長的經驗，既感謝作家金庸，更懷念意氣風發、飛揚跋扈的青春歲月。這讓我對金庸為代表的遊俠想象，又多了幾分理解。

這裏提“遊俠想象”而不是“武俠小説”，那是因為，二十多年前，我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後有好多版本），從司馬遷一直説到金庸，兼及史傳、詩文、戲曲、小説等，注重的是“情懷”而非“技藝”。兩年多前，我甚至應邀撰寫《作為一種精神氣質的“遊俠”》，開篇就是：“遊俠作為一種潛在的慾望或情懷，在好多人心裏面都藴藏着，只不過表現形態不一樣而已。中國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遊俠、中年遊宦、晚年遊仙’。少年時代的獨立不羈、縱橫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跡天涯的俠客，對於中國人來説，是一種對於現實生活的超越，或者説對於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俠’跟打鬥本領沒有直接關係，也不見得非‘快意恩仇’不可。這更像是一種超越日常生活的願望與情懷。”（《文史知識》2013年第10期）若此説成立，即便“天下”永遠“太平”，也都有遊俠“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價值。

我大概是大陸學界較早意識到金庸小説的學術價值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撰寫並出版《千古文人俠客夢》的同時，我在北大中文系開設專題課，講中國人的遊俠想象。不過，在我的論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環，故不會有太大爭議。當然，如此“平正通達”，影響力也就有限。直到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嚴家炎先生撰寫《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軒然大波。嚴老師不屈不撓，在北大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説研究”專題課，日後結集為《金庸小説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在金庸研究方面，貢獻遠比我大。

從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觸查良鏞先生的機會，甚至還曾在浙江大學與之合招博士生（雖不成功），但總是敬而遠之。一是年齡及地位懸殊，不敢謬稱知己；二是我的老師王瑤先生曾告誡，不要跟研究對象走得太近，以免影響自己的學術判斷。第三則純屬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俠，連同大俠的創造者，都應該有某種神秘感，最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遙望可以，細察則不必。當年談中國人源遠流長的遊俠想象，我曾從俠客為何不涉錢財説起——只有脱離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生活的羈絆，大俠才可能進入那個虛擬的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

金庸

可現實生活中的小説家，無論你如何“特立獨行”，怎樣“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比如，金庸喜歡自己創造出來的令狐沖，但現實生活中的查良鏞，不可能總像令狐沖那樣散淡、灑脱、率性、不羈；作為成功的報人兼作家，查良鏞也有他精明、狡獪、洞察人心乃至擅長商業計謀的一面。作為讀者，尤其是對“千古文人俠客夢”情有獨鍾的讀者，最好保持那個美好的記憶。基於此判斷，我主動放棄了進一步接近“大俠”的機會。直到今天，還是認定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關於金庸，不説若干隨筆，真正的學術論文，我只寫過一篇《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説的出路》（中文本刊《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5期；韓文譯本刊《民族文學史研究》第16期，首爾：昭明出版社，2000年；日文譯本刊《歷史與文學的境界》，東京：勁草書房，2003年；英文譯本刊The 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N.Y.: Cambria Press, 2007）。重讀舊文，有兩句話可以略為引申。

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個有政治抱負的小説家。”這裏包含兩個關鍵詞，一是“政治抱負”，二是“小説家”。金庸不喜歡人家稱他是“著名武俠小説家”，因為，這等於降格以求，只承認你在“武俠”這一類型小説中的價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見，應該在“中國小説史”的框架中談論金庸——其學養、想象力及語言功夫，都值得大説特説。至於“政治抱負”，主要指《明報》事業。那兩萬篇社評與政論，使金庸與無數武俠小説家拉開了距離。我甚至稱：“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閲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將查良鏞的政論與金庸的武俠小説對讀，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現在的研究者有無這種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體的學識，甚至包括氣質、教養與趣味，金庸都比許多新文學家顯得更像傳統中國的‘讀書人’。”在我心目中，“博雅”與“通達”，乃傳統中國讀書人的最大特徵。在這方面，大學裏專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見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闊步。我敬佩查良鏞的，不僅是學識淵博，更包括極為強烈的求知慾望。有幸聽他眉飛色舞地談論“考博”及“讀博”的經歷，那種投入感與幸福感，讓我深深感動。在很多人看來，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鏞先生，根本沒必要正兒八經地註冊念劍橋或北大的博士。可這正是“讀書種子”查先生可敬可愛的地方。

好的小説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態人情的結果，有三種可能性：或居高臨下的傲慢，或普度眾生的慈悲，或憤世嫉俗的絕望。多次聽查先生演講，説實在話，不算太精彩；但答問很得體，確能顯示大智慧。現場感覺如此，回頭讀各種報道及記錄稿，證實我的直覺。願意認真傾聽粉絲稀奇古怪的提問，給予真誠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這對一個見多識廣的名人來説，除了智商，還得有足夠的情商。

不止一次見到這樣温馨的場面：演講結束，熱情的讀者捧着書要求籤名，金庸很配合，問人家叫什麼名字，順手寫兩句勉勵語或俏皮話。在那麼疲勞的狀態下，始終保持笑容，且變換筆調為讀者題詞，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這在早年是為了推銷作品，如今名滿天下，根本用不着討好一般讀者，可金庸還是那麼認真，絲毫沒有懈怠，一筆一畫地簽上自己的名字，這着實讓我感動。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網上發起，讓獲得過金庸簽名的普通讀者曬曬照片，那些五花八門、體貼入微而又暗藏機鋒的題詞，會讓後輩汗顏且欣羨不已的。（文/陳平原）

2016年3月8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