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如何形成和解文化: 從多邊主義建構説起_風聞

✪ 胡令遠 王高陽 /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導讀］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引發海內外廣泛關注。作為東亞地區的兩大強國，中日之間的關係不僅僅關涉兩國自身發展，亦牽動着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團結穩定。回顧近代，由於日本侵略而造成的兩國之間諸多傷痛，並沒有因冷戰結束而消解，反而因美國的戰略調整變得日益複雜，以至於中日關係常年陷於“緊張-緩和”往復循環的怪圈。在中美貿易交戰、世界格局面臨重塑的時代背景下，此次兩國領導人會談無疑為中日關係走出這一循環，走向更積極的關係構建指出了明確方向。那麼，如何理解中日在國家層面實現和解的困難以及此次努力所達成的結果？本文作者從地區的安全結構框架入手，指出東亞地區長期以來雙邊主義過剩，而多邊主義缺乏，發展積極合理的多邊關係是當前之需。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二戰結束後，隨着美蘇冷戰大幕的拉開，東亞成為冷戰的一個重要戰場。冷戰的過程雖然充滿了劍拔弩張，但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裏，除了在朝鮮半島和越南發生了局部戰爭外，東亞地區基本上維持了和平和穩定的局面。然而，冷戰結束後，朝核問題、東亞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等問題開始凸顯，各種矛盾的交織造成了東亞安全形勢急劇惡化。特別是美國高調重返亞太，持續增強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後，作為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日本開始在安保領域突破戰後體制，加強了與中國的對抗，使得東亞地區的安全形勢呈現非常複雜的局面。　　 

以2014年底北京APEC會議為契機，中日達成四點原則共識之後，關係有緩和與改善的趨勢。然而，種種跡象顯示，這種改善依然是異常脆弱的。回首中日兩國自20世紀70年代恢復邦交以來的歷史過程，雖然早期經歷過短暫的“蜜月期”，但自冷戰結束以後，中日兩國的摩擦開始呈現日益頻繁和深化的趨勢，並表現出緩和與緊張不斷交替出現的現象。導致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日之間全面和解的缺失。而這種和解的缺失，無疑是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錯誤態度所致；另外，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看，缺乏有利的地區安全結構，也是造成中日和解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於此，本文擬從當前東亞地區的安全結構框架入手，試圖為上述中日關係循環反覆的怪圈現象提供一種新的解釋視角，從而也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路徑選擇。　　 

********▍********東亞地區安全結構：輪輻式雙邊主義過剩　　 　　 

從地區安全結構來看，東亞地區特殊的安全結構主要體現在：輪輻式雙邊主義的過剩與積極合理的多邊主義的相對缺乏。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地區安全結構上的雙邊主義與經濟結構上的多邊主義形成了明顯的乖離，並且這一趨勢在進入新世紀以後正在變得愈發明顯。由於當前東亞地區特殊的安全結構，使得中日之間和解的環境與歐洲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像法德那樣的和解也就缺乏一種基於安全設計的框架支撐。　　

 “所謂雙邊主義，是堅持通過兩個國家間互動的方式來處理國家間關係的理念和外交實踐，即在兩個國家之間進行交往、磋商甚至達成協議或簽訂條約等方式來協調雙方的關係。”雙邊主義是一種涉及兩方的制度安排，這就意味着同多邊主義相比，雙邊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排他性與歧視性。地區內的雙邊主義是在國家之間的雙邊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按照結構形式可以分為輪輻式雙邊主義(Hub-and-Spoke Bilateralism)和蜘蛛網式雙邊主義(Spider-web Bilateralism)。　　 

所謂輪輻式雙邊主義，即多個國家圍繞一個主要國家或核心國家構成的某種結構形式，而核心以外的國家之間本身缺乏緊密聯繫。輪輻式雙邊主義需要一個核心國家來充當地區內安全與秩序的提供者，但由於圍繞這個核心國家的多個國家之間彼此缺乏有機互動，因此也缺乏合作的動力，並且核心國家將有可能被拉入到其他國家之間的衝突之中，安全與秩序本身缺乏強有力的支撐。而蜘蛛網式雙邊主義為阿米塔·阿查亞所提出，它是在地區內多個國家之間雙邊關係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更加複雜的制度結構，是一個密集的制度網絡。不同於輪輻式雙邊主義，這種關係結構之中不存在一個核心國家，很多國家彼此之間有着複雜的相互嵌套的雙邊結構安排。蜘蛛網式雙邊主義通過各個國家之間複雜的雙邊關係網絡，事實上形成了一個相互依賴的複合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地區內多邊主義的缺失。甚至可以説，這種形式本身就是多邊主義的雛形。因此，雙邊主義並非一定與多邊主義不相容，重要的問題在於雙邊主義的結構安排。　　 

戰後以至當今的東亞地區，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安全結構的一個重要缺陷在於美國主導、日本積極配合的輪輻式雙邊主義秩序安排，從而使東亞地區缺乏深度融合的可能性。特別是在冷戰之後，更是如此。中國則由於長期堅持不結盟政策，強調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因此在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也一直堅持雙邊主義。而區域內的大部分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小國家，有的選擇依賴美國的輪輻式雙邊主義，更多的則力求在多邊主義的道路上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眾所周知，二戰結束後，美國在東亞主導了地區安全秩序的塑造。但“與美國支持歐洲多邊主義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一直在東亞堅持雙邊主義立場。”以雙邊主義為原則，美國在東亞通過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等盟國分別建立起一對一的雙邊安全關係，打造了以美國為核心的輪輻式雙邊安全結構。在解釋這種美國在西歐與東亞推行的不同戰後安排時，伊肯伯裏指出：“在理解關於單極國家權力的兩種相互競爭的邏輯時，我們有必要記住美國在歐洲和東亞堪稱對照的歷史經驗。……在東亞，安全關係迅速成為雙邊性的。……在東亞，美國更願意進行圍繞雙邊協議的秩序建設，因為多邊主義包含着對美國政策自主性的更多制約。”藉助於這種雙邊主義安排，美國控制了其東亞盟國，並對中國實施了長期的戰略圍堵。冷戰結束後，美國在東亞地區延續了其冷戰時期的安全體系，強化了其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等盟友的雙邊夥伴關係。近年來，隨着美國的相對衰落，其對東亞局勢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而藉助這種輪輻式雙邊主義制衡中國的需求明顯增加。與此同時，東盟這種多邊主義結構組織也越來越為美國所重視。但其以輪輻式雙邊主義為主要抓手的東亞地緣政治戰略並沒有根本改變。　　 

中國長期以來對一般所謂多邊主義也存在一定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在近代歷史上曾經遭受過長期的帝國主義侵略，因此對主權和獨立自主非常敏感，而多邊主義則有可能侵蝕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的原則。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開展多邊主義外交，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性組織和條約，但在東亞，由於擔心陷入由他國主導的多邊主義框架而失去外交政策的靈活性，所以實行一般國際關係意義上的雙邊主義就成為必然的選項。譬如，“中國最初也反對亞太安全關係中的多邊主義。中國擔心東盟地區論壇可能會被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操縱用來向中國施壓，損害中國的領土要求，抑制中國合法的地緣政治作用。另外，中國擔心東盟地區論壇可能會發展成為西方大國手裏的一種工具，用來干涉亞洲成員國的內政。”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積極參與東亞的多邊主義抱有很強的疑慮，因此在中國看來，多邊主義對中國而言並非是最好的選擇，特別是在涉及領土和海洋權益的爭論上。但是，中國最近顯然已經認識到了積極合理的多邊主義自有其價值所在，因此也逐漸改變了一貫堅守的雙邊主義外交傾向。如積極參與創建“上海合作組織”，積極參與並推動“亞信會議”等。在東亞，中國也致力於推動具有積極意義與合理的多邊主義進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首倡並積極推動解決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這一多邊主義安全框架。　　 

日本雖然也曾積極倡導建立東亞共同體，但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是以日美同盟為基礎，即更多的是在美國輪輻式雙邊主義框架保持對美協調。近年，隨着中國的崛起，日本與美國同調，在以輪輻式雙邊主義為主要抓手之外，更加重視東盟在地緣政治中的作用，試圖將之作為制衡中國的一個籌碼。總之，一方面雙邊主義“目前仍然是日本政治精英人物制定對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基石”。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釐清一個事實，即日本越來越熱衷於通過建構一個消極意義上的“多邊主義”網絡來制衡中國，美國則充當其幕後推手。譬如，中國提倡在解決與東南亞有關國家的領土主權以及海洋權益問題時，應以當事國雙邊之間的談判為主要抓手；而日本則積極鼓動東盟作為一個整體發聲，企圖以此為手段對中國施壓。日本還在中國的周邊積極打造“自由與繁榮之弧”，熱衷於推動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美國一起形成“菱形”乃至“雙菱形”對華包圍圈。而這種“多邊主義”對地區安全與繁榮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破壞性的，更遑論推動民族和解!所以，所謂“多邊主義”，既有一般意義上相對於“雙邊主義”的“多邊主義”，也有具有特定內涵的“多邊主義”。　　 

不言而喻，當前東亞地區安全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即在於這一地區美國主導的輪輻式雙邊主義的過剩。“可以説，雙邊主義仍然是東亞國家處理本地區事務的主導方式，這在安全問題上表現得尤其突出，雙邊夥伴關係或者軍事同盟在本地區安全事務上發揮着相當大的作用。”輪輻式雙邊主義雖然一方面可以使小國獲得一定外交空間，甚至在特定情況下某種程度可以綁架核心國家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核心國家之間由於缺乏相互聯繫的雙邊主義網絡，特別是中美與中日之間本身的緊張關係，使地區安全形勢存在很大風險和變數。實際上，這種安全架構和情勢，恰恰是美國所樂意看到的。在其“重返亞太”之前，與多邊主義相關聯，東亞的一體化進程相當順利；而近年東亞形勢突變，實際上是美國在這一地區維護其霸權刻意所為的結果。日本則藉助於美國的這一戰略，推波助瀾，其外交近年表現得非常活躍和積極主動，在圍堵中國的戰略佈局中起到急先鋒作用，並藉機實現修改和平憲法，這就必然給中日間實現真正的民族和解蒙上陰影、增加難度。　　 

美國在沖繩佈局的軍事基地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圖為沖繩民眾聚會抗議美軍行徑

美國主導、日本積極配合的這種輪輻式雙邊主義的安全結構之所以不利於和解，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它無論是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冷戰之後，都在扮演着制衡中國的角色。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自然對美國試圖主導、日本積極推動的東亞多邊主義疑慮重重。“亞太地區的安全關係從消極的意義上説明了多邊制度的重要性。……今天，由於沒有這種制度性的安排，該地區難以適應全球政治所發生的根本變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説，近年中越之間圍繞南海問題、中菲之間圍繞黃巖島以及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爭端的加劇，都與該地區雙邊主義安全結構有關。在這種安全困境造成的地區安全形勢沒有明確保證的時候，和解也就成為奢侈品。同時，合理的多邊主義地區安全結構發育的遲緩，也使中日和解缺乏第三者的保證和中介入的角色，中日和解一直未能出現重大進展，也就不足為奇。　　

********▍********多邊主義是實現和解的重要路徑：來自歐洲的經驗

一般而言，經典意義上的多邊主義是現代國家之間處理相互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則，特別是自戰後以來，多邊主義的發展已經革命性地改變了國際關係的內涵。按照基歐漢的説法，多邊主義是指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通過特別的安排或藉由機制來協調國家政策的實踐。按照約翰·魯傑的理解，所謂多邊主義是指“按照某種原則來協調三個或者更多國家之間關係”的一種制度形式。多邊主義制度有一些重要的特徵，如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為準則和擴散的互惠性。多邊主義的這些特徵使得多邊主義在解決諸如集體安全、經濟協作等問題上，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來自歐洲國際關係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多邊主義是解決戰後國際秩序，實現戰勝國與戰敗國和解的重要路徑選擇。　　 

1814年，拿破崙戰爭後形成的歐洲協調體制通常被看成是最早的多邊主義實踐。這次維也納會議一個最重要的成就就在於在多邊主義的安排下，不僅解決了戰後的秩序問題，而且作為戰敗國的法國被重新接納為國際社會中的平等一員，並且作為一個大國參與了戰後國際秩序的設計與重建。因此，作為戰敗國的法國對戰後國際秩序基本上是滿意的，法國的報復心理被最大限度地削減了，從一個“修正主義國家”轉變成了樂於維持現狀的國家。　　 

維也納會議之後，歐洲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和平後，再次經受了戰爭的洗禮。一戰結束後，如何設計戰後國際秩序、使得和平得以長期維持，成了擺在戰勝國面前的最大課題。在和會參加國的共同努力下，第一個全球性的多邊合作組織——“國際聯盟”成立了。國聯最初是將戰敗國德國排除在外的，後來的洛迦諾會議上，德國獲得了進入國聯的資格。德國加入國聯，一方面使得德國“取得了在歐洲問題上的發言權和表決權。從此，任何重大的國際問題，如果德國反對就不能通過。德國無可置疑地恢復了歐洲強國地位。”同時另一方面，通過將德國約束在國聯這一多邊主義的安全框架之中，英法對德國實現了和解，德國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平等一員。雖然從後來看，德國加入國聯有着為戰爭爭取時間的目的，但從德國“成功地麻痹”了曾經的敵人英法等國這一事實，也可以看出通過多邊主義的框架安排，英法等國已經不再視德國為仇敵了。

​然而，這一多邊主義的安排為何未能最終阻止德國的復仇，也沒有能夠使德國徹底放棄歷史恩怨和戰爭手段，其中的重要原因在於該多邊主義安排僅有形式，而缺乏實質內容。從形式上來看，國際聯盟作為當時世界上囊括了英、法、德、意等大國，擁有眾多成員國的國際性組織，的確符合多邊主義的形式安排。但就多邊主義所要求的互惠性、包容性和不可分割性來看，國際聯盟恰恰缺失了這種多邊主義的內核。一方面，由於國聯缺少美國、蘇聯等大國的參與，這就使國聯本身成為安全需求者的集合，沒有國家願意充當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而缺少大國提供的安全保證和承諾，集體安全的權威性和效力也就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當英、法等國一再對德國的戰爭姿態做出綏靖之後，多邊主義所要求的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已經淪為一句空話。　　 

歐洲在經歷了短暫的20年和平之後，再次被戰爭蹂躪。不同於以往的是，二戰結束之後，歐洲開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世界的主導權轉移到了美國和蘇聯手中。“美國必須與歐洲人談判，這意味着同意對其權力的制度化約束並做出承諾。”美國在西歐推行了一個多邊主義的安全框架，將自身與西歐的安全和繁榮聯繫起來。在美國的推動下，歐洲多邊主義步伐開始加快，從最早的歐洲煤鋼共同體發展到歐共體再到歐盟，歐洲現在已經邁入了歐羅巴共和國的門檻——雖然因為日前英國的公決“脱歐”使歐盟遭受一定挫折，但歐洲聯合的大趨勢不會因此改變方向，只是需要不斷調整而已。在歐洲聯合的過程中，也即在歐洲邁向多邊主義的進程中，法德終於實現了和解。德國不僅對自己的歷史問題進行了真誠的反省和道歉，而且選擇將自己的安全同整個歐洲的安全編織在一起。由法德和解而結成的法德軸心，在歐洲多邊主義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應該看到，美國在歐洲推動建立的多邊主義地區安全框架本身是為了應對蘇聯，即與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相對抗。但在客觀上，它將法德融合進了同一個框架內，而且使德法不得不為自身與歐洲安全承擔責任，這種多邊主義的制度性安排推動了法德和解，則是不爭的事實。　　 

德國在一戰後通過多邊主義安排雖然融入了歐洲，但並沒有徹底放棄復仇和戰爭，二戰後的德國卻對戰爭進行了深刻反省，在與法國和解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歐洲和平的堅強後盾。從德國在一戰後與二戰後的不同表現來看，德國對於戰爭的反思程度與多邊主義的效果有着直接的關聯。一戰後歐洲的多邊主義安排偏重形式，而缺乏多邊主義的內核，即互惠性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因而效果不彰，德國也沒有能對戰爭進行深刻反省。二戰後歐洲的多邊主義安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德國的安全有了保證，但德國卻不得不將自身安全時刻置於歐洲安全的整體之中，於是通過對戰爭進行反省，與鄰國達成和解，從而在實現歐洲整體安全的同時保證德國安全，成為德國戰後尋求安全的必由之路。　　 

可以看出，歐洲多邊主義的萌芽是伴隨着戰後秩序的安排開始的，多邊主義在戰勝國與戰敗國的和解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那麼，為什麼多邊主義的安全結構框架會有利於實現民族和解？首先，多邊主義將加害者與受害者置於同一個結構框架內，同一個框架使得雙方從一開始就必須面臨相互接觸的問題，這就為雙方提供了大量互動的機會和場合。其次，多邊主義框架內存在着可以發揮調停者和保證人的角色，在多邊主義框架內，大量的第三者不僅可以調停雙方的衝突，而且可以通過保證人的角色使和解協議得到落實，而不用擔心背叛和對報復的恐懼問題。最後，多邊主義造成了一種複雜性相互依賴的情勢。在多邊主義框架內，受害者與加害者雙方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實現共同利益的互動過程中，雙方認同逐漸發生改變，和解也就有可能在此過程中產生。　　 

********▍********東亞走向多邊主義的實踐及其進程

與歐洲不同，二戰結束之後，輪輻式雙邊主義主導了冷戰時期美國的東亞政策，美國在東亞通過與日本、韓國建立一對一的雙邊夥伴關係，建構實現其地緣政治的戰略平台。這種雙邊架構在冷戰時期曾經長期被美國作為遏制中國，對抗共產主義的重要平台。　　 

長期以來，客觀上由於東北亞的主要國家中、日、韓、朝等國關係錯綜複雜，也使該地區的多邊主義進程舉步維艱。在這一地區內，佔據支配地位的，無疑還是一般國際關係或特定意義上的雙邊主義。與東北亞地區不同的是，東盟成為東亞地區最引人注目的多邊主義實踐載體。眾所周知，東盟的前身是成立於1961年的東南亞聯盟，1967年東南亞國家聯盟正式成立，並取代了東南亞聯盟，成為東南亞地區的一個重要區域性國際組織。此後，東盟進一步擴大，至1999年柬埔寨的加入，奠定了現有的東盟十國的原型。東盟成立之初，並沒有完全發揮其預設的作用，但在冷戰結束之後，東盟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區性政府間國際組織，開始在東亞地區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90年代末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始加快，並且合作的領域也開始外溢，逐漸向高級政治領域發展，政治、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更加深入。　　 

隨着東南亞多邊主義進程的加快，在中國的倡議和推動下，東北亞地區也出現了多邊主義的因子，如關於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中日韓領導人定期會談機制的建立等。不言而喻，東北亞多邊主義進程仍然任重道遠。此外，中日韓三國與東盟建立了“10+3”會議機制，參加了東盟地區論壇，同時作為建設東亞共同體的重要步驟之一的東亞峯會，也連續召開了多屆，可以説東亞地區範圍內的多邊主義在美國重返亞太之前，已經有了良好的勢頭。　　 

多邊主義安全框架可以為東亞各國提供一個降低無政府狀態的活動機制，有助於緩解東亞國家間的猜疑和恐懼，增進彼此間的互信程度，有助於東亞各國形成對安全規則的集體認同，促進次區域安全共同體的形成。東亞地區多邊主義的產生，是東亞地區政治、經濟和社會日益緊密聯繫的必然結果，也是東亞地區在由“地區構成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標誌着東亞自我認同發展到了新階段。　　 

但同歐洲地區多邊主義進程相比，東亞地區多邊主義進程尚處於起步階段。在東亞多邊主義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六方會談”、“東盟模式”等，或欠缺制度化、機制化安排，或制度化程度相較於歐盟要低得多，更缺乏以集體安全原則為基礎的地區多邊安全組織。這種雙邊非正式的對話和協商機制，在多邊主義尚待成熟的時期，或許是必要且不可缺少的階段。但從長遠來看，要實現東亞更高程度的多邊主義，則有必要進一步改進、整合、提升現有的合作機制與模式，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過程。

東盟國家是目前東亞地區多變主義的一種探索

另外，從當前東亞多邊主義的推進過程來看，可以説由東盟國家發揮着一定的主導作用，呈現了所謂“小馬拉大車”的局面。除了美國因素外，中日韓三國，特別是中日之間相互不信任，以及主導權之爭，應該是形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原因。實際上，東盟缺乏將東亞地區整合為統一的多邊組織的能力，故而這種有些畸形的東亞多邊主義很難走遠，容易陷入踟躕不前的困境。　　 

實際上，隨着美國的所謂“重返東亞”、“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東亞多邊主義的發展勢頭正在遭遇嚴重挫折。這是因為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平等互利的“多邊主義”，在本質上是不相容的。　　 

********▍********推動發展東亞地區積極合理的多邊主義

東亞是當前世界上最富活力和最具增長前景的地區。這一地區不僅被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美國視為全球戰略利益的關鍵地區，而且還聚集了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因此，這一地區的安全局勢將直接牽動着世界政治經濟的大局。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和解的缺失，中日關係中緊張—緩和的週期律使兩國關係未能從根本上改善。那麼，我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汲取和借鑑歐洲的經驗教訓，不失時機地參與和推動東亞地區積極合理的多邊主義，從而最大限度確保和延長有利於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妥善處理好地區緊張局勢、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利益，是擺在中國面前的當務之急和戰略抉擇。同時，也藉此平台，努力與近鄰強國日本實現真正的民族和解，以確保我國長治久安、繁榮發展的有利國際環境。　　 

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了日本的外交政策，美日同盟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特別是美國出於冷戰思維和地緣政治考量，在東亞要借重日本，也是日本長期不能正視歷史問題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國參與多邊主義當然要受到亞洲國家的制約；但同時，中國通過多邊主義可以有效地貫徹自己的新亞洲戰略，在亞洲地區真正發揮一個大國的作用。”“東亞多邊主義的發展，有利於中日關係走向成熟和穩定，有利於中日兩個地區大國實現長遠和解與和諧共生。”中國應該認識到，積極推進東亞多邊主義，雖然可能暫時會增加自身的義務，一定程度上會束縛外交政策的靈活性；但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實現中日和解和地區繁榮穩定的重要路徑選擇，這不僅是作為負責任大國承擔起歷史使命的戰略舉措，而且我國將最終從中受益。

中國政府新一屆領導人執政以來，除了倡議建構新興大國關係之外，也非常重視經營周邊外交。習近平主席適時提出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並在亞信會議、博鰲論壇上多次建言共創“亞洲命運共同體”，意在同亞洲國家一道，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打破中日之間“緊張”→“緩和”→“緊張”→“緩和”——這一週期律中的又一次循環，不僅考驗着中日兩國的政治智慧，同時也依賴於中日兩國之間和解文化的生成，特別是多邊主義建構的路徑選擇及其努力程度。缺少了以和解文化和多邊主義路徑為支撐的緩和，註定是脆弱的緩和。以推進東亞積極合理的多邊主義為契機和平台，致力於培育和解的文化土壤，使和解的文化真正在中日兩國之間紮根生芽，這樣的和解才會真正推動中日關係重新起航，走向建設性軌道。不言而喻，這需要兩國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共同努力。　　 

此外，在國際環境方面，美國雖然執意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制衡中國，但由於中美之間的利益巨大，這與冷戰時期的美俄關係有根本不同，所以也就存在更大的妥協空間，意味着更大程度實現東亞積極合理的多邊主義的可能性。我國周邊國家雖然整體上在經濟上更多地依賴中國、安保方面則借重美國，以求平衡，也有像菲律賓、越南等與中國有領土主權或海洋權益之爭的國家，希望藉助美國和日本等與中國抗衡的局面。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不同時尋求與中國的妥協之策。這也就是説，積極合理的東亞多邊主義有其內在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而且，其在解決東亞地區國家間棘手問題方面，有着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