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視角下的10萬年薪迷思_風聞

這次從一則新聞説起。

幾乎所有的評論，無論是微博還是知乎，都一邊倒地認為要用10萬年薪招聘一個駐地的科研人才簡直就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無賴行為，且不論究竟企業中的相應職位的年薪究竟高了幾倍，單就是這種賣情懷的宣傳模式就已經不再有人買賬。無怪乎前幾日張小平離職他就的事件引起的是普遍的同情而不是道義上的討伐。大部分人都明白這個時代的知識人才再不是“臭老九”，知識能夠產生價值，並且值得付費。筆者當然對此感到欣慰，可是筆者由此所產生的聯想卻有些不同。

把時間撥回明初，朱元璋想象中的大明，是一個靜態的農業帝國，因此財政收支應有定額，官員的俸祿也低的令人驚訝[1]。滿人延續了這個政策，因此明清的官員若是單憑紙面上的工資，不僅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更遑論應付地方上形形色色的開支。財政制度上的僵化所造成的問題到康熙末年已經成為無法忽視的問題，一方面官員不得不依賴“火耗”，即非正式的附加税來滿足自己和地方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地方上的虧空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雍正皇帝下決心扭轉這一局面，開始一場轟轟烈烈的財政體系合理化改革：耗羨歸公。所有的非正式附加税被集中起來用以支付官員的“養廉銀”和應付地方支出，這一調整有力地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財政大權的掌控，也澄清吏治。但是曾小萍的研究卻指出，雍正的改革中的若干原則在乾隆時代就被破壞，火耗調撥他省和嚴格的核銷事實上限制了官員在使用火耗上本來應有的靈活性，再加上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管理成本增加，官員的養廉銀再次被用以填補公共支出的漏洞。合理的財政體系迅速衰敗，無法擴張的財政基礎只會引發地方和中央之間對於有限資源的爭奪[2]。

筆者舉這個例子的用意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必然面臨着行政成本和財政收入之間的矛盾，規模越大的帝國越是如此。依靠農業收入作為税基的明清帝國難以在財政收入上擴張，因此不得不從諸多的社會管理職能中撤退，交由民間組織負責。這一點在晚清財政困窘之時愈發顯著。羅威廉對漢口的地區研究就表明，漢口中的諸多市政和福利機構在太平天國之後基本上改由民間力量主導，無論是防洪、港口建設，甚至是城牆的修建都是地方士紳而非政府力量主導[3]。

顯然這種退卻和現代化議程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即是是最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也承認國家在經濟事務中至少也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更何況是一個尋求快速近代化的國家。晚清的現代化議程，無論是海軍還是工廠，無不需要鉅額資金。現代化的要求改變了人們對於政府職能的期許，這就使得政府全盤管控社會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並在1949年之後得以實現。可縱使政府掌控了一切資源，也或多或少受益於工業化帶來的税收增長，但是行政成本問題依然困擾着這個體量巨大的國家。這裏我想引用米塞斯的理論，儘管他是個無可救藥的自由市場支持者，但是他的一些觀察還是頗有見地，他認為官僚管理的原則無法採用經濟核算的方式進行管理，如果不想搞垮整個預算，就必須對行政成本加以嚴格的限制[4]。那麼開頭新聞的矛盾之處就顯現出來了，一方面，現代化議程改變了人民對政府的期待，從支持科研到社會福利無不仰賴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無法利用經濟核算和市場原則進行管理的官僚機構不得不採用嚴格而難以通融的規章來限制極易膨脹的公共支出。於是企圖以10萬年薪來招聘一個花費數百萬培養出來的科研人才，也就成為符合官僚邏輯的選擇。金錢不夠，情懷來湊。只是因為有自由市場的參照，這種模式越來越難以使人信服。

    筆者並沒有替代性的高見，只是陳述對於出現這種現象原因的理解。私有化的科研不見得能夠做的比國家管控下的更好，但也不必仰賴官僚鼻息。但多花一點錢在科研人員身上，總比扔給一些留學生要划算吧。

[1]明代官俸見 《大明會典》卷39。

[2]曾小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3]羅威廉，《漢口：一箇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4]米塞斯：《官僚體制·反資本主義的心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