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責任異化：包户幹部用私人資源扶貧，可行麼_風聞

陳輝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一

筆者在西南某貧困縣調研，一位扶貧幹部介紹了自己的幫扶經歷。有一次“慰問”貧困户，他自掏腰包送了800元。起初，他還感嘆自己慷慨，後來愈發感覺不妥，認為自己辦事不周。

一方面，單位同事在本村都有結對幫扶任務，有的只給兩三百，有的只送米麪油，還有的啥也沒送。同事們想法不一樣，工資待遇和經濟條件參差不齊。他給太多，令其他包户幹部難堪。另一方面，農户之間也會相互比較，議論別人家收了多少錢，甚至抱怨個別幹部太小氣！從這兩方面來看，包户幹部自己出錢給貧困户，雖然具有救濟作用，但負面影響也不小，不利於增強貧困户造血功能，無益於形成正常的幫扶關係。

還有一個類似案例。西北某縣醫院領導幫扶的貧困户就診時享有特殊照顧。一號難求的專家，可以幫忙預約，做手術也有“綠色通道”。享受了幾次高級待遇，貧困户對她感激不盡。表面上看，這位醫院領導確實費了心，貧困户也得了實惠，但本質上，包户幹部利用領導身份給貧困户搞“特權”，同樣是私人性的扶貧邏輯。畢竟，同村其他貧困户也是縣醫院包抓，獲如此優待者寥寥無幾。部分村民嘴上羨慕該貧困户，心裏卻有幾分不平衡。要麼埋怨自家沒有領導特殊關照，要麼質疑幫扶工作本身的公平性。

**包户幹部想和貧困户建立親密的幫扶關係，這種動機無可非議，但絕不能依靠小恩小惠。這是小仁義，具有私人性。**幫扶幹部的核心職責，應該是多宣傳、多做思想工作，給農户出主意、找路子。這樣的幫扶模式才可持續，才會避免私人邏輯，發揮公共資源的扶貧效應。

二

包户幹部動用私人資源參與扶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貧困户幫扶的“最後一公里”難題，即幫扶工作如何在最末端做實做細。

精準扶貧要達到“扶真貧、真扶貧”的政策目標，在精準識別後，必須謀求精準幫扶，因户施策**。這種具體到農户層面的精細化治理目標，與現有鄉村治理資源和能力並不匹配。**駐村工作隊雖然增加了扶貧人手，但和村幹部一樣，更多時間耗費在入户識別、檔案材料和頻繁督察考核中，很難勝任具體貧困户幫扶工作。在這種局面下，許多省份開展了類似於“萬名幹部包户”的扶貧行動，市、縣各單位幹部全部上陣，每個幹部幫扶3-5個貧困户。例如，某山區縣實施“5321幫扶模式”，即縣級領導包抓5户，正科級領導包抓3户，副科級包抓2户，一般幹部包抓1户。就這樣，全縣幹部都被動員起來，成為貧困户幫扶責任人，不脱貧不脱鈎。

從政策設計角度來看，這種“一對一”包户模式縮小了幫扶單位，實現了責任到人到户，有利於提升幫扶精準性，但調研發現，幹部包户制度在實踐中面臨一些突出問題，影響着幫扶成效。

**第一，許多包户幹部入户時間少，對農户情況瞭解不夠。**與駐村工作隊不同，包户幹部還有自己本職工作。幹部即便下班和週末抽時間入户，大多是填表調查。有的一年見上一兩次，提着東西，像走親戚一樣。來去匆匆，很難熟悉起來，更別提深入農户瞭解生產生活狀況了。

**第二，一些包户幹部的羣眾工作方法欠缺，制約了幫扶能力。**特別是一些年輕幹部缺乏基層工作經驗，不熟悉民情，一副幹部姿態，和羣眾距離感太強。農户倒了茶不敢喝，髒凳子不想做，或墊張紙巾才勉強坐下來，沒法和羣眾打成一片。如果不能進入貧困户的生活世界理解其處境，所説所想所做很難得到農户積極回應。例如，一個貧困户家中孩子癌症晚期，包户幹部鏈接了醫療資源為他們減輕了經濟負擔，但接下來的事情讓貧困户很不理解。包户幹部多次勸説孩子家長可以讓孩子做器官捐獻，家長不同意，幹部因此認為農户思想觀念落後，雙方鬧得不愉快。可見，沒有羣眾工作方法做基礎，不瞭解民情，幫扶工作就容易變得簡單粗暴，降低幫扶效果。

**第三，一些包户幹部時常陷入“幫扶無力感”。**有幹部積極向貧困户推薦種植養殖項目，農户因為勞力或風險原因缺乏參與積極性。形成這種局面，原因是複雜的。一方面，農户多年來發展產業形成了自己的經驗，對於政府動員的一些產業項目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現有農村產業扶貧項目同質性強，低水平重複問題嚴重，前景不好。從更深層次來看，貧困户發展動力不足問題，源於長期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思維方式、生計模式及其背後的貧困文化。要想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思維慣習和模式，短短几個月或一兩年很難完成。即便一些幫扶幹部費了心思，但是往往找不到貧困户幫扶的着力點。

綜合來看，受制於主觀和客觀原因，絕大多數幫扶幹部很難對貧困户形成實質性幫扶，幫扶精準性亦有待提升。面對一系列考核督查，包户幹部只能在材料上把工作做紮實，從形式上看，入户檔案資料齊全，但這些“痕跡”並不能反映真實的幫扶過程。為了避免幫扶工作中的形式主義，有扶貧部門使用APP軟件對包户幹部進行監督考核。每週入户時，都要衞星定位，拍攝照片，填寫相關電子表格，程序繁瑣，耗費精力。幹部們擠時間疲於應付，實在忙不過來時，就讓同事幫忙，拿着手機去村裏完成定位和拍照任務。高科技實現了對包户幹部的精準監督考核，卻沒有激發出幹部內在能動性，不僅沒有避免形式主義幫扶，反而助長了更加嚴重的形式主義。

三

包户幹部實際工作中還面臨“幫扶責任異化”問題。

一些幫扶責任在實踐中逐漸被泛化。某縣扶貧工作考核評估過程中發現貧困户家庭物品凌亂、衞生狀況差，縣領導就號召包户幹部為農户家打掃衞生，甚至要求全縣幹部進行“保姆式扶貧”。這種扶貧模式不僅偏離了幫扶工作重心，還模糊了包户幹部的責任邊界，表面上看是幫扶，實際上是助懶，在實踐中危害極大。

有一位幹部向筆者訴苦。貧困户深夜打來電話，説父親病了，要求幹部開車接去住院。本來這個忙可以幫，但是幹部説：電話中農户口氣令人難以接受，感覺是強迫命令，沒有請求與謝意。出於種種考慮，他只能驅車前往。其實，當時情形，貧困户同樣可以叫親戚朋友幫忙，或許感覺找包户幹部更“仗義”。從某種意義上説，這種仗義，絕不是因為貧困户更信賴幹部，而是與現有幫扶工作考核方式有關。

**貧困户對幫扶責任的滿意度測評，是把雙刃劍。它既可以促進幹部的幫扶主動性，增強為貧困户服務的意識，但也可能泛化幫扶責任，導致幫扶責任異化，從有限責任變成無限責任，從貧困幫扶到大包大攬。**在實際工作中，這會帶來雙重影響。對貧困户來説，會滋生依賴心理，缺乏自我改變生活境況的能動性。對包户幹部來説，會異化幫扶責任，有時為了提高貧困户滿意度，送錢送物給實惠，討好貧困户。個別包户幹部為了避免得到差評，甚至滿足一些不當要求，形成不良風氣。

四

針對當前農村貧困户幫扶工作，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改進。

**首先，充分結合幹部的工作精力和能力確定包户人選。**如果包户幹部明顯缺乏工作能力卻依然承擔幫扶任務，這種責任攤派模式很容易助長幫扶工作中的形式主義。

**其次，要進一步明確包户幹部職責的邊界。**不能把幫扶責任泛化，要明確重心，有所為有所不為，不能實施所謂的“保姆式幫扶”，亦不該動用私人資源來討好貧困户。

**再次，不能只談貧困户內生動力不足，還要關注扶貧幹部能動性問題。**在考核重壓下，許多包户幹部深陷形式主義泥潭而無暇思考農户發展大計。

**最後，要充分發揮村幹部在貧困户幫扶中的作用。**在村莊熟人社會中，村幹部對貧困户情況非常瞭解，在貧困户識別和幫扶工作中，如果試圖繞過村幹部重構一個科層化扶貧體系，不僅很難實現精準，扶貧工作成本也是極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