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張藝謀他們，為什麼都熱衷拍這個人？_風聞

嬴政，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兩千年封建集權的締造者。

從趙國的囚徒，到秦朝的君王，他帶着身世之謎登上權力巔峯；從雄踞西北的秦王政，到一統天下的始皇帝，他征伐四方中屢遭刺殺，他增設郡縣時焚書坑儒。

功過怎樣評定，傳奇如何訴説？嬴政波瀾壯闊的一生，充滿着魅力與爭議。

因年代久遠而富有讀解空間，因經歷曲折而戲劇衝突十足，這麼一個極具象徵性的人物，對於醉心編織歷史寓言的第五代導演來説，無疑是個絕佳的拍攝題材。

周曉文的**《秦頌》，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張藝謀的《英雄》，這些第五代的“同題作文”，既塑造了形象迥異的嬴政，也反映了他們的歷史觀與創作特色**。

當我們將目光從當下移開，離開那些時空模糊的古裝同人，回望第五代創作力爆棚的那段時期，會發現有一種“秦”的召喚，正在野心馳騁的藝術疆土上空迴盪。

1996年，周曉文導演的**《秦頌》**首先登場。

姜文飾演的這個嬴政，就像個不怒自威的笑面虎。他慈祥起來如和煦春風，殘暴時殺人不眨眼，天天喊着貫徹天道時不我與，總是一副霸氣外露的自信模樣。

為了完成秦帝國的千秋偉業，他運籌帷幄於千里之外，在戰場裏掃蕩六合如探囊取物。可這軍事上的勝利，並不足以滿足他的野心。他要的，除了天下還有人心。

於是，他捉來好基友高漸離，一步步地逼他就範，從職業音樂家轉型大樂府令，直到成就一首秦的頌歌，為政權合法性加冕，為太平盛世喝彩。

一方面，嬴政是個地道的民謠愛好者，對養母餵奶時哼的那首小調念念不忘。揹負着囚徒恥辱的他，總想聽發小漸離再歌一曲，藉此撫慰內心的童年創傷。

另一方面，他又是虎狼之師的統帥，羣臣朝拜的萬歲，音樂只是一種彰顯權力的工具。為了秦頌這項政治任務，他可以葬送心愛的女兒，也可以捨棄多年友誼。

對他來説，成王敗寇是歷史真相，統一偉業是終極歸宿，自己只是在順應天道完成復仇。至於，六國那些被屠戮的百姓呢，不過只是歷史車輪下必要的犧牲品。

相信“人性不可改變”的周曉文，選擇用日常化的手法去講述這段歷史。他用現代視角去揣摩古人性格，紛紛説起“人話”的角色們，彷佛獲得了穿越時空的共通人性。

無論是嬴政在朝上討論“強姦”的法理問題，高漸離在囚車上痛罵公主殿下，還是櫟陽為父王掏耳朵的天倫之樂，這些橋段中，身着古裝的人物似乎與今人無異。

從冷冰冰的宮廷秘史，到活生生的奇情故事，這種演義雖説消解了歷史的莊嚴，但對受正劇薰陶的觀眾來説，這種身處其中的現場感，反倒有種無厘頭的荒誕。

當身旁的古人也具有現代人的思維，你眼前的大秦氣象便成了一個背景。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透過咸陽的這面鏡子，你似乎能看見一切。

美人計、情與欲、禮與法、政治聯姻，從櫟陽公主求愛不得的悲劇命運中，你似乎能看見歷史長河中女性的卑微處境。

招安、威逼、利誘、毀滅，從高漸離與嬴政的這段關係中，你似乎能看見封建朝代中知識分子與權力的曖昧周旋。

《秦頌》展現的歷史觀中，**王朝歷史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棋局，而個人只是命運的棋子，只能順應它的發展。**即使你強大如嬴政，自恃統一乃正義使命，也會在無止盡的戰爭中，被童年歌謠勾起惻隱之心，為亡女與老友流幾滴淚。

正由於這樣的歷史觀，為人津津樂道的刺秦橋段，在本片裏只是一個過場。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失敗的刺客荊軻，在接受完裸檢之後，便匆匆遭遇了命運的審判。

活在《秦頌》裏的歷史人物，既顯得可憐可笑，又顯得可親可感。他們與命運糾纏時的人性脆弱，正是導演給予關懷的地方，也是這部電影的可貴之處。

只可惜，處於核心地位的嬴政，作為一個統治者的象徵，雖然顯露了一些內心的人性部分，但大多數時還只是在代表權力。

兩年後，《秦頌》在人物塑造上的這種缺憾，在**《荊軻刺秦王》**裏得到了彌補。

戲中，李雪健扮演的嬴政，就像一個時刻處於恐懼中的孩童。披頭散髮，行為瘋癲，總是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生怕屁股底下的王位坐不牢靠。

他怕權傾朝野的呂不韋透露自己的身世之謎，他怕高喊的史官責怪自己忘了祖宗的夢想，他怕淫亂後宮的嫪毐壞了宗法的規矩，他甚至害怕自己的軟弱被人察覺。

這種揮之不去的恐懼，不僅讓嬴政“孤家寡人”的形象格外突出，也指引着我們去深入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達到某種“同情之理解”的程度。

陳凱歌的秦朝故事，用一種戲劇化的演繹，將戰國時代打造成了一個歷史的舞台。舞台之上，演員用高聲的唸白，為歷史人物代言，言語交鋒中便充滿張力。

忍辱負重的趙女、老謀深算的呂不韋、純情善良的盲女、內心複雜的荊軻，這些性格鮮明的人物，以及他們之間的愛恨情仇，使得這出戏精彩紛呈。

而站在舞台中央，被眾人圍繞的正是嬴政，一個手握權力又生怕丟失的君主，一個揹負宗族怨恨而去一統江山的秦王。

“荊軻刺秦”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對這個封建王朝的誕生有何影響？圍繞這一核心事件，陳凱歌從知識分子的角度，重構了一種歷史的可能性。

故事中，這次行刺並不是太子丹策劃的陰謀，而是嬴政操作的陽謀。一邊，嬴政主動獻祭了心愛的趙女，讓她臉上黥字作為苦肉計，以決裂換取敵國信任。

另一邊，趙女鼓動燕國的復仇野心，招徠江湖俠客荊軻，制定出“圖窮匕見”的計策。一心完成任務的荊軻，實際只是嬴政守株待兔的目標。

這樣一來，**“荊軻刺秦”便成了一次明目張膽的暗殺行動。**秦軍由此成了師出有名的正義之師，急於掃滅六國的嬴政，也能夠獲得擴張政權的藉口。

陳凱歌的《荊軻刺秦王》，雖有着藝術化演義，但它秉持的還是大一統的歷史觀。

天下統一是當時歷史的必然，但六國百姓乃至嬴政本人，都是無辜的歷史受害者，前者受害於連年的戰爭，後者受苦於宗法的壓力。

不過，對於大一統的合法性，它認為並不來自勝者為王的武力征服，而是來自於各方的權力共謀，這其中既有必然的國力對比，也有偶然的人為因素。

個人無法違逆歷史潮流，即使像嬴政這樣的強權者，也要在某種歷史規律下行事。時間來到2002年，這樣的歷史觀，在電影**《英雄》**中有了另一種表達。

陳道明扮演的嬴政，就像是一個鎮定自若的老幹部，他文能分清“劍”字的18種寫法，武能感受燭火搖曳裏的陣陣殺氣，永遠端莊，永遠目光如炬。

面對來訪的刺客同志無名，他一邊就被刺歷史侃侃而談，臧否各位俠客的武藝人品；一邊又曉之以理地論説天下大勢，流露出“我秦必勝”的雄心壯志。

張藝謀用符號化的手法，將人物分為俠客與帝王兩派。他左手搭起“羅生門”式的敍事結構，右手潑灑起大色塊的染料，演繹了一個“殺手組團刺嬴政”的故事。

其中，作為核心情節的“刺秦”，主要以腦洞與嘴炮為主。腦洞的部分主要展示了武俠對決的視覺奇觀，嘴炮的部分主要是無名與秦王理念對決的辯論現場。

作為刺客代表的無名，在與前輩殘劍等人的交手後，成功獲得了進入實戰的經驗值。而作為被刺對象的秦王，則是準備了一套家國理論與劍法思想來應對。

**“劍法的最高境界，是手中無劍，心中也無劍，是以大胸懷，包容一切。”**秦王的一番內心獨白，感動了心繫蒼生的無名，使他最終決定“可以殺但沒必要”。

《英雄》的歷史觀，是一種王權想象的正統表達。它將大一統的合法性，歸於蒼生安危與歷史潮流，簡言之就是“反正最後都要變成一國，為什麼不能是我秦國？”。

並且，電影中作為精英挑戰者的無名，在手握權力的秦王説服下，最終看清了歷史發展的方向，選擇了個人與強權的和解。相較於張藝謀之前作品的反叛色彩，這種關於權力關係的表達，這種話語權的轉讓，也曾經引發了他在為權力背書的爭議。

“嬴政”這個形象，既象徵着專制的皇權，又象徵着文化上的父權。

它就像“第五代”歷史寓言創作路上的一座高山，每個攀登過它的人，創作生涯都發生了劇變。

1996年，《秦頌》上映4天后被斃，後在被要求“撤片”情況下，獲得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評委會大獎。導演周曉文回憶，禁映理由是：“用秦始皇編故事合適嗎？”

1998年，《荊軻刺秦王》在人民大會堂首映後批評不斷，次年重映時也在票房與口碑上均告失敗。這部被人稱作陳凱歌最被低估的作品，如今已經很少被提及。

2002年，《英雄》開啓中國電影的大片時代，一大批良莠不齊的古裝武俠湧入市場。票房成績與價值觀爭議，從此成為了人們談論張藝謀電影的兩大話題。

日常化的荒誕演義，戲劇化的歷史重構，符號化的商業挪用，第五代用他們的藝術探索，證明了秦王嬴政的三種拍法，為國產歷史題材電影立下了標杆。

正所謂，歷史需要反思但不必束之高閣，藝術需要嘗試而不是眾口一辭。

**“改編不是亂編，戲説不是胡説。”**這種復讀機的存在，只是為了把持話語權。拍攝歷史題材作品，往小裏説可以繁榮文藝，往大里説，哈哈，還是別往大里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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