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跨國孤兒 社會主義的孩子社會來養_風聞

10月16日，美國田納西州發生慘案，55歲女子開槍殺死了全部四個從中國領養的孩子，然後自殺。如此惡劣的案件當然是個例，但是，考慮到美國人總共只收養了十萬箇中國兒童，以及在這個家庭集中收養的2003-2008年只有兩萬多收養案例，這個案例就不能簡單地按孤例處理了。

此外，媒體報道也讓我們看到了美國收養孤兒的一些生活細節：

2003開始領養小孩，最晚一個是2008年領養。目前共有四個領養的華裔小孩，14歲的李波(Bo Li)、14歲的林美根(Meigan Lin)、15歲的林麗(Lia Lin)和17歲的林凱麗(Kaileigh Lin)。

……**兩人在2007年前後已經開始婚姻失和，**2009年男方徹底搬走，留下四個領養小孩與一個親生兒子與女方同住。期間據稱男方只試圖看過小孩一次，但每個月給生活費11500美金。

……其中一個親生子女稱，男方要求領養小孩只是為了讓自己的家庭看起來像個非常和睦的基督家庭。

……案件發生地點為田納西州郊區的哥倫比亞市，當地人口僅為37500人，社區聯繫緊密，但女方很少與他人走動。她為四個領養小孩報名了當地學校正常課程以及課外活動，但事實上還是親自在家教導小孩。甚至有鄰居都都不知道這家人有四個小孩。

直到最近幾年，中國孩子，尤其是殘疾兒童被美國人收養，還被認為是一件幸運的事情，而每當有美籍孤兒回國尋親的新聞，下面的評論幾乎清一色地“沒必要”、“在美國生活不好嗎？”

但是，這起被槍擊揭開的案例顯示，在人口密度低，公共監督效率不高的美國，中國兒童的待遇並不像想象的那麼好。即便不被暴力犯罪傷害，日常也有很多問題，比如説生活受養父母的宗教影響，比如説因為收養家庭的偏執而隔絕於社會。在中美經濟水平快速縮小、政府財力不斷上升的今天，實行了幾十年的涉外收養制度是否還應該持續，是個值得嚴肅討論的問題。

1****歷史背景的變化

中國涉外領養始於1985年，1991年後逐漸開始規範化。當時我已經讀小學，對周圍的宣傳氣氛記憶猶新——中國人口多，資源少，人口過剩將是新世紀最大的問題。而“世界上第一個超過十億人的國家”，聽起來也的確心驚膽戰。

30多年後，新世紀的中國已經有14億人口，但社會並未崩潰；相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反而很多人開始擔心人口快速下降對經濟的衝擊。之所以對人口的看法如此不同，是因為2018年的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1985年的中國大多數人口還生活在農業社會。

在人均土地不多的農業社會，人口暴增的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歷代王朝崩潰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均耕地下降。所以，我們不必苛求上一代人對人口壓力的恐懼。在中國還不知道多久能完成工業化的年代，能向美國轉移一些人口壓力不是壞事。

此外，從政府財政角度説，當時的政府也實在沒有能力收養這些孩子。80年代，中央政府的財力相對停滯乃至下降。在快速通脹的背景下，從1978年到1992年，14年間，中央財力只翻了一番，實在沒法通過全國統籌來解決兒童收養問題。

此外，雖然地方政府財力明顯上升，但大多數用於基建投資和養人，具體辦事的一線機關財力實際上非常緊張。接下來的90年代，全國經濟起伏不定，社會動盪不安，辦教育都得靠希望工程，當然也沒錢給福利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鼓勵經濟條件較好的外國人收養孤兒，對孤兒自身來説也算是照顧。

http://www.docin.com/p-960639857.html

最後，

80年代的中國勞動力主體是農民，雖然工業化的進程不算慢，但轉化出來的工業人口也大多數是藍領勞動力，一直到1997年，大學招生人數才超過100萬。福利院收養的兒童傷殘比例很高。面對這種生產力背景，殘疾兒童長大後，在中國很難找到一份無需肌肉力量的工作。由工業國的家庭收養，對他們融入社會非常有利。

然而，眼下回頭再看中國，這幾個前提幾乎都不存在了。人口下降趨勢和現代農業已經基本解決了人口壓力；中央政府財力空前強大，相對量是總財政盤子的47%，絕對量8.1萬億，有足夠的能力全國統籌福利資金。至於工作方式，無論哪個行業，殘疾人都能勝任相當數量的崗位。所以，取消跨國收養的基本硬件條件已經具備。

2****美國人為什麼喜歡中國娃

相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美國人喜歡到中國收養兒童呢？

長期以來，雖然美國四分之一以上的孩子生於單親家庭，但對“家庭價值”的崇尚，一直是基層社區和大多數影視文化產品的“政治正確”。所以，就像前面那個槍殺華裔養子的家庭一樣，許多美國人的“美國夢”不僅僅意味着穩定的薪水和漂亮的住宅，還包括一大羣孩子。那些生育困難或孩子太少的家庭因此會有很強的收養動力。

收養需求很足，但美國關於兒童保護的法律很嚴格，對收養家庭的考核更嚴格，所以國內收養的手續複雜、耗時長、費用高。領養一個美國小孩平均要花費上10萬美元，歷時5年時間。與之相比，收養一箇中國小孩就相對便宜很多。2007年左右，到中國領養兒童的手續費大約在25000到30000美元左右，平均要等待254天，顯然更簡便（在菲律賓、印度、泰國、墨西哥等國，美國人收養一名兒童平均需要花費400-550天；在亞美尼亞，美國人收養一名兒童的平均等待時間高達620天）。

另外，許多美國人單純地認為, 中國幾乎不存在因酗酒或吸毒所導致的棄嬰，孩子身體較健康，更令人放心。

從中國方面説，雖然美國人為中國孤兒付出的成本比美國兒童低，但對十幾年前的中國基層來説，依然算得上一筆鉅款。以至於很多福利院乃至具體的工作人員會主動“推銷”中國孩子。2005年，湖南省破獲了一起福利機構跨省違法、違規收買被拐賣兒童的案件，原因之一就是基層財力不足：

按照慣例，涉外收養中兒童福利機構可以收取低於3000美元的捐贈費，而國內收養在該方面並無明文規定，捐贈屬於收養人自願行為。這無形中促使福利機構更願意接收涉外收養。湖南省民政廳一官員説，允許福利院送出一個嬰孩，得到2850美元，主要是考慮補充撫養經費缺口，調動基層救助工作積極性，發展福利事業。多向境外輸送一個嬰兒，就多一筆收入，這在客觀上刺激着福利院想法設法搜尋嬰兒。衡陽縣福利院曾為此下達任務：一個職工一年內抱回3個孩子，即算完成當年的工作任務，工資可以得到全額髮放，年終還有獎金。一些福利院職工甚至遊説人販子，不擇手段尋找嬰兒。

有媒體調查福州市鎮遠縣福利院的截止2009年收養的81名棄嬰中，有60名通過涉外收養出國。如果沒有這筆“收入”，福利院在編人員的工資、棄嬰、孤兒養育條件的改善很難有其他撥款。此間工作人員指出，“我國公共財政體制決定地方財政一級不如一級，所以地方財政對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同樣的情況在其他基層福利院也很普遍。廣東電白縣福利院，2009年有43名孤殘兒童，職工卻有42名，而縣政府一年的財政撥款才12萬元，這筆財政撥款連孤殘兒童最基本的醫療、伙食費都不夠。有的地方福利院，要求每位員工每年必須完成三個孤兒的收養指標，只有完成任務才能領取工資與獎金。洛陽市福利院的涉外收養率達到85%，工作人員解釋稱，財政供給遠遠不能維持福利院正常運轉，所以只有想辦法找錢救命。

總之，排除官僚主義、律師成本等因素外，依然可以發現，美國人大批收養中國兒童，根本原因是中國在保護兒童方面投入過少，標準過低，

“手續簡便”，所以美國家庭蜂擁而至。按道理説，這當然意味着對美國收養家庭的放鬆監管與考核，給收養兒童未來的生活製造了隱患。長期以來，只能靠中美生活水平的絕對差距來彌補這些隱患了。

不過，隨着中美經濟落差縮小，前面的理由越來越不足以彌補對美國收養孤兒的寬鬆政策。近年來已經發生了很多中國兒童在美被虐待的案例，文章開頭提到的的槍殺案只是其中最極端的一起：

2008年6月27日，美國《僑報》報道了田納西州女子阿爾維殺死中國女嬰案的最終判決：她與法官達成協議，可免除被控謀殺罪，只用服刑15年，對於此案和判決，華裔社區反應強烈，阿爾維只在縣監獄裏待了4個小時，在交納25萬美元保釋金後被釋放。

2009年12月13日，美國媒體報道，時年51歲的美國男子埃迪.託尼.惠森哈特與時年47歲的妻子唐納.瑪莉於7年前從中國領養了一名女嬰。然而，這名中國孤兒非但沒有過上小公主般的幸福生活，相反陷入一場更恐怖的噩夢。當這位中國養女長到3歲時，禽獸不如的惠森哈特竟然強暴了她。其妻唐納非但不加阻止，反而甘為幫兇。這一獸行整整持續了4年。直到小女孩7歲時，才忍無可忍地向學校輔導員揭發其養父母的獸行。

一方面是美國家庭對中國兒童的威脅不可忽視，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差距越來越小，把孩子送往美國是否合適，顯然要重新考慮。

3****遺棄不止在街頭

叫停外國收養，中國人就必須自己解決兒童遺棄問題，培養合格的下一代公民。而要解決這個持續幾十（千）年的問題，我們需要把眼光放寬。探討一下兒童被遺棄的原因，以及為什麼國內的收養需求不能覆蓋所有被棄兒童。

中國的收養法明確規定，收養家庭的第一條要求就是：“無子女”。雖然因為物質水平的差距，對外國人未做此嚴格要求，但對內一直嚴格落實。這條規定阻止了相當多的家庭收養子女，但從現實來看，卻不無道理——中國生育率大幅下降，就是因為在新環境下，太多的家庭因一兩個子女而不堪重負。很難想象一個已經有親生子女的家庭，還能給收養子女分配同水平的物質財富與精神關懷。更何況很多家庭無子女不是因為不育，而是因為喜歡丁克。連自己的孩子都不願撫養，怎麼可能去撫養別人的孩子？

換句話説，雖然中國遺棄兒童的問題始於人口過剩的年代，但在人口（被動地）趨於下降的年代，也很難向“正常”家庭塞下足夠的孩子。甚至説，很多家長主動遺棄孩子，原因正是擔心自己無法按照主流標準撫養子女。在一個撫養標準越來越高的年代，看似不多的幾十萬遺棄兒童，其實是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在問題的另一面，許多貌似有人撫養的中國孩子，以主流標準評價，撫養狀態也並不好。比如説以千萬計的留守兒童，大多數由衰老的祖父母甚至鄰居撫養，父母只負責定期寄回生活費。大多數失學、厭學乃至未成年（被）犯罪案例，就發生在這些留守兒童身上。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過相關統計，截至當年，我國各級法院判決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兒童犯罪率約佔未成年人犯罪的70%，還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https://www.sohu.com/a/22931144_114766

還有一些兒童，雖然生活在父母身邊，但父母並不能給予很好的照顧。或是任其失學，或是事實上把子女當成童工。更多的子女，父母雖然也能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但既不給予教導，也並不陪伴，而是用手機遊戲來保持孩子安靜，只在孩子悄悄給遊戲充值的時候才出手“教訓”。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在當前的中國已是見怪不怪的常態，但以21世紀的標準來衡量，他們也處於“半遺棄”狀態，也需要國家干預。

蘇州“殺魚弟”，在喝下農藥前，只上了一年初中就輟學

總之，被遺棄的孤兒、因為生活壓力而減少生育（收養）的家庭、還有那些用手機遊戲來安撫子女的父母，都面臨撫養成本太高、撫養能力（意願有限）的類似問題。如果國家不干預這一現實，下一代合格公民的數量必然會下降——不僅僅因為生得太少；而不合格公民的數量必然會明顯增加——其中大多數並不是統計意義上的遺棄兒童。

4****問題何在

在經濟水平大幅增長、子女數量明顯下降的同時，撫養子女的壓力反而上升，這是一個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大多數人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把問題歸結為貧富差距太大，富人佔據了太多的社會資源。但很明顯，除了最頂尖的富人外，即便是年入幾十萬的上層中產，也會為學區房、培訓班佔用的財富和精力而發愁。這説明，貧富差距本身並不是撫養壓力大的根本原因——撫養壓力最大的中產階層，財富早已遙遙領先於社會平均水平。

當然，問題也的確和貧富差距有一定關係。中國和大多數在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的同時，仍然保持了很高的階級流動性。所以下層家庭希望下一代通過學習進入中上層，中上層則希望通過學習更進一步，至少能保持在這個階層。所以，一旦有餘力，總是優先花在教育培訓方面，熱情遠甚於買房。這自然他們的生活製造了壓力。

但我們也不應該反對因階級流動性而產生的壓力，因為這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多數家庭都竭力增強下一代的技能，如數學和外語，就算最後沒有改變總體的階層分佈，也必然意味着整體生產率的提升，對所有人都有好處。所以，在有能力消滅階級差異之前，這種壓力有益無害（或者説，消滅階級差距後，也要為此找到替代品）。

真正需要消除的撫養壓力，是另外一些社會問題製造的壓力。其中最首要的矛盾，就是新世紀“人”的標準越來越高，而家庭的教育-撫養能力增長緩慢，3-4人的核心家庭越來越不足以承擔培養一個新時代合格公民的任務。

具體來説，新時代的撫養要求至少包括三方面。物質條件、精神關懷，知識傳授。其中第一點的提高顯而易見，比如飲食水平、居住條件，但總的來説，大多數家庭還能應付。關鍵在於後面兩點。

精神關懷包括感情上的陪伴，也包括時刻的心理檢測，以及同齡人的正常交往。顯然家長只擅長第一方面，還未必有足夠的時間。

知識傳授……作為1998年高考成績還不錯的考生，我給5年級的兒子輔導作業已經相當頭疼，而且還要被培訓班的老師提醒“家長不要用自己的經驗隨便指導學生”，而且我朋友圈裏所有的同學都有類似的煩惱。至於課外知識，我早就發現臨時百度一番是最理想的辦法，所以早就習慣於讓兒子自行搜索，而不是硬充百科全書。

推己及人，我的收入雖然不高，但還是明顯超過社會平均水平的。讓我這個獨生子女家庭精疲力竭的任務，相信大多數家庭也不輕鬆。這是國家在人口、收養方面最應該干預的地方。

5****社會化撫養

如此看來，福利院的孤兒、農村留守兒童，和不敢多生育的父母需要的是同一種服務——更完善的社會化撫養，或者説半社會化撫養——把小家庭擅長的任務留給家庭，剩下的工作留給政府或社會機構。

比如説，物質方面，遺棄兒童需要舒適的宿舍，留守兒童在祖父母無力接送時需要寄宿學校，就算是城市白領的獨生子女，在父母出差的時候，也希望學校能提供臨時的寄宿服務。

在精神方面，父母或養父母提供一對一的陪伴，這當然很重要。但大多數孩子還需要定期和心理醫生交流，以及在課餘時間和同齡人頻繁交往。在現在的城市環境下，父母要麼忽視這兩方面的需求，要麼要花很大代價“定製”服務，如心理診所和專門的夏令營活動。如果學校能替所有學生集體購買，既可以省錢，也會大大改善下一代的精神健康水平。

在知識方面，父母和養父母願意和孩子一起學習新世紀的知識，當然沒什麼不好。但客觀來説，在現在的知識更新速度下，相隔30年，父母的知識很大程度上已經陳舊了，而且一對一輔導的效率也不高，由學校或社會組織承擔大多數教學任務，幾乎是必然的選項。

總之，社會化撫養，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算術問題——在保證親情交流的前提下，5個保育員，5個老師，給40個孩子帶來的成長環境，肯定優於一個家長辭職在家看護2個孩子，而分擔到每個孩子的撫養成本大大降低。

當然，政府行事，不可能只靠利誘，不用強制。政府可以向缺乏撫養能力的家庭提供補貼，也應該向不尊重兒童權益的家庭提出警告，必要時剝奪撫養權。最終拉平全國基本福利水平，拉平各地公立教育的基本服務水平，讓全國的孩子都有一個可預期的未來。

眼下的公立學校之間，服務水平有天淵之別，各地的福利院環境也明顯不同，這明顯違反了社會主義的憲法精神。但從人道主義角度説，要向全國提供差不多的服務，總體上應該是靠上不靠下，中央政府需要籌集大量資金，補貼落後地區的教育機構，而不是拉低發達地區的水平，為此付出的財政投入必然以萬億計算。但這也未必是一件“虧本”的買賣。

從短期來説，由教師和保育員來接手家庭的撫養任務，可以節約大量勞動力，很多辭職在家的父母可以參加工作，創造更多的財富。到時候政府對新增財富加税，依然可以做到政府和家庭的雙贏。

從長期來説，下一代人口得到良好的教育，回報無可限量：提升生產率，降低社會管理成本，最起碼可以少建很多監獄和精神病院。今天中國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於持續幾十年的教育擴招（60年代小學 70年代中學 90年代大學）。30年後的中國一定會為今天提升社會化撫養水平而自豪。

6****新型家庭關係

社會化撫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因為這意味着政府跳過了家庭這個“中介”，直接干預兒童的成長。而長期以來，規劃子女成長道路一向由父母負責，以至於“撫養權”真的被視為一種權利。政府幹預撫養權，肯定會被反對者稱為干預自由，破壞親情，費力不討好。

然而，“撫養權”的説法本身就隱含着文化陷阱。由於離婚案中經常有雙方爭奪孩子的撫養權，這個説法似乎暗示，父母對兒童的撫養，是一種不容別人干預的權利，進而認定無論國家還是社會，都必須在父母允許後才能插手，從而忽略了“撫養”作為義務的一面。實際上，眾多棄嬰、留守兒童的存在，説明很多人其實知道撫養義務的存在，而且經常故意放棄或者忽視。但世上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何況從兒童（而不是父母）的立場出發，撫養根本就不該算獨佔性的權利呢？

此外，對社會化撫養的批評實際上預設了很多潛台詞——小家庭主導的子女成長對兒童最有利，現有的家庭模式下父慈子孝，國家只要減税一定會改善兒童的生存狀況……但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事實。無論是現實聚會還是網絡社區，父母和子女的矛盾是常見話題。在我熟悉的知乎社區，吐槽父母給自己的童年陰影，抱怨父母對自己人生的破壞，幾乎是最熱門話題之一。至於留守兒童，課後被送往晚託班的孩子，已經證明父母並沒有把親情看的那麼“絕對”。我理解很多人對家庭温情的留戀，但與其站在道德高地上捍衞想象的完美親情，不如現實一點，從社會工程的角度出發，尋找親情和個人發展的最佳結合點。

對於父母和孩子的理想關係，我很喜歡一句老話：“多年父子成兄弟”，即物質上的撫養，並不意味着人格上的支配權，父母應該理解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選擇，在人生路上更多地做建議、指導，而不是“安排”。尤其是義務教育普及後，孩子每天大多數清醒的時間並不是和父母相處，太多的父母和孩子交談的第一句話要從“今天學校有什麼有意思的事”開始。即從小學開始，父母和孩子的生活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岔點。在這種前提下，強調家長對家庭，對子女的絕對控制權，比封建時代強調君臣父子更惡劣。很多人僅僅因為“我當年考過第一名”，就毆打成績不佳的子女，這雖然還是家庭管教的普遍現象，但絕不應該是家庭和親情的正常狀態。

王小波總結現代人的生活，説：“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之所以父母和子女矛盾如此之深，最深層的原因是父母企圖（被迫）承擔超出自己能力的任務——用30年前的經驗，指導孩子成為一個21世紀的合格公民。結果要麼是家長拒絕承認無能，榨乾家庭收入給孩子定做一批未必合適的培訓；要麼是家長乾脆放棄，把子女丟給更上一代人或手機遊戲。顯然哪種選擇對孩子都不是好消息。

所以，對孤兒和正常家庭同時提倡社會化撫養，並不是想消滅親情，恰恰是通過減輕家庭義務的方式，讓親情更正常，讓家長和孩子成為朋友，讓父母和孩子相處的時間更快樂，更利於交流（而不是複製）人生經驗。免得我每晚10點打開朋友圈，全是中年人哭訴陪子女寫作業的痛不欲生。

當然，肯定會有某些父母超級自信，堅持要把孩子的生活軌跡和自己綁定在一起，這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但需要政府頻繁抽查監督，一旦發現某些人愛自己（的生活習慣）超過愛孩子，以至於影響孩子的正常發展，就需要積極干預，提高社會化撫養的滲透率。這不是干預個人自由，而是給孩子的未來提供更多可能性。

歸根結底，提倡社會化撫養，根本的出發點在於把孩子當公民，當人，而不是當做成人的附屬品。如果只考慮父母的“自由”，就很難區分親情和控制慾，進而影響下一代的成長，從長遠看反而破壞親情。日本一向以女性在家照看孩子著稱，眼下日本婦女就業率已經上升到70%，中國如果走回頭路，迫使大多數家庭都要有一個成人辭職在家，必然會影響經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社會文化，到時候“親情”恐怕也無處依託吧。

回看歷史，其實小家庭負責教育的時間也不久，畢竟3-4人的核心家庭普遍獨立出來，也是解放後的事情，之前都是幾代人住在一起，乃至幾十、幾百人聚族而居。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多數家庭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只有對父母（祖父祖母）務農生活的仿效。少數家庭有讀書改變命運的心思，也是家族出錢搞族學，把監護權和孩子的全部自由交給老師，總之不需要父母親自上陣傳授生活經驗之外的知識。傳統上父母承擔不了的職能，今天更不要指望他（我）們超常發揮，老老實實交給公共機構就對了。當我兒子的足球教練命令我不要再傳授錯誤習慣時，我立刻服從了命令。

7****總結

文章從跨國領養開始，最終扯到了普遍的社會化撫養問題，似乎是扯遠了。但中國大多數問題早已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能解決的，遺棄兒童本來也只是中國下一代問題的縮影，不是多修幾個福利院的小問題。過去讓美國人收養中國兒童，是當時條件下的權宜之計；過去幾十年，我們用小家庭勉強應付了很大一部分兒童教育任務，又何嘗不是權宜之計。現在中國逐步轉向叫停跨國收養，不是為了面子，也不是為了虛幻的“民族自豪”，當然要給下一代全面的撫養計劃。

最近幾年，在一些落後地區，現代公民教育和家庭撫養能力差的矛盾已經多次爆發，比如連續幾年刷到媒體頭條的彝族童工事件：

……回到村裏已近一週，跟出去打工前相比，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在家哪一天不是這個樣子，餵豬、洗衣服、生火做飯、背起揹簍去找柴。”吉覺阿呷自顧自抱怨着，突然問記者：“在外頭打工跟在家哪裏不一樣？都是做事。”

十幾天前，因被懷疑是童工，吉覺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車從深圳送回涼山。

……童工們每月也確實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資，但他們卻很少有人能存下什麼積蓄，“都是羣孩子，走出大山後好奇心重，拿了工資後請客吃飯、買這買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頭直接吃他們的錢，那更慘。”

儘管如此，吉覺阿呷還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記者給她照相時，她敏捷地躲開了。“你拍我是要上電視的嗎？不要讓我上電視，不然出去打工他們就不要我了。”吉覺阿呷懇求道。

https://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1_14_199473.shtml

不少人擔心格鬥兒童遣返後的境況。此前，在《局面》的採訪中，一些孩子也表示，不願意回去。“我讀書也不是很好，回去成績什麼的，以後找工作也難嘛。所以在這好好練，出個好成績。”12歲的阿杰稱。

這些孩子曾離開的涼山州，是全國14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屬於國家級深度貧困地區。據《四川日報》報道，全州11個民族聚居縣均為國貧縣，佔全省總數的1/3；集中連片貧困地區4.16萬平方公里，佔全州總面積的68.9%；貧困人口總數為52.88萬人，貧困發生率11.9%。

2013年10月，四川省人民政府網站資料顯示，涼山州共有“特殊困難兒童”19072人。《涼山州特殊困難兒童救助管理實施辦法（試行）》通知中，將特殊困難兒童生活救助對象定義為“具有我州户籍的、非父母雙亡，但事實無父母撫養的18週歲以下不具有獨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加上父母雙亡的孤兒羣體，據不完全統計，全州失去父母撫養的“失依”孩子超過2.5萬人。

一些專家則認為，涼山“格鬥孤兒”事件，以及其引發的是否“遣返”爭議，背後是兒童福利體系的不完善。他們認為，除了加強教育投入，完善農村“失依”兒童福利體系，彌補其家庭功能（監護）的缺位，也是解決“格鬥孤兒”生存發展困境，不可或缺的。

https://www.jiemodui.com/N/83746.html

而即便是不太落後的地區，對那些不適合撫養子女的家庭，社會化撫養的介入強度也極度不足：

劉明舉和他智力低下的妻子李少菊一共生過8個孩子，老大已經15歲了。老大不太清楚，為什麼老六被捆綁的視頻能吸引到好心的叔叔阿姨們來幫忙。他説自己從小就被捆着長大，有兩年像狗一樣，“拴着脖子在鐵桿上”。劉明舉經常用木棍、鐵鍁揍他們，甚至把針穿上線，從耳朵縫過去。這個“家”裏有一個孩子被燙死，剩下的孩子，比如他，會在劉明舉心情不好時被逼着吃屎——有羊的，也有人的。

事件發生後，一位介入了兩個多月的愛心人士説，劉明舉“是狗屎，踩到黏上就噁心、倒黴”。他在村裏差不多就是這種名聲——無賴、好逸惡勞的懶漢；幹一次活兒會反覆討三次工錢，帶走別家的東西要給錢才還。村裏人厭煩他，不想和他家的任何事扯上關係。

孩子的外婆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聲稱，老大在自己家過完暑假，寧可跑到山溝裏躲着也不願回家。孩子們有學可上，但總是曠課，老師找他們都難，10多歲時還不怎麼識字。平時去學校，早已聽不懂課的他們也是為了免費午餐，那往往是一天中唯一的飽飯。

“其實都不算調皮。”孩子的外婆感嘆。在學校，同學嫌他們髒臭，離他們很遠。幾個孩子都內向，面對外人不怎麼説話。老大和老三會互毆，才3歲的小老七不愛抬頭，一度喜歡從下往上斜眼看人，有一種説不出的陰鬱。

這些年，鎮上的居民經常看到劉家的大孩子們在街上流浪。夏天，他們會睡在一盞明亮的路燈下，身下墊着幾張硬紙板。好心的村民會給一些吃的，偶爾還會給錢。但運氣不那麼好的日子裏，他們只能從垃圾堆裏翻找食物。一位女村民聲稱，黑夜裏，家門前會響起窸窸窣窣的響聲——那是孩子在翻門外的東西，看看有沒有充飢的食物。

今年9月，趙畈村委會根據鎮裏決策，向法院提起訴訟，剝奪了劉明舉夫婦對6個仍在家孩子的監護資格，改由縣民政局撫養。

https://mp.weixin.qq.com/s/jxrvZmUHHoOeEm-38hJLSg

更多的問題爆發在那些貌似“正常”的家庭。普通家庭撫養壓力大的問題，前面已經分析的很多了，這裏不再贅述。總之，只需要注意到，在放開二胎後，平均每個家庭依然只有生育1.5個孩子的意願；而且幾千萬家庭消化不掉幾十萬福利院孤兒（其他被消化的孤兒一般是親屬收養），大概就能知道撫養義務對普通家庭有多沉重。

中國也許不一定要保持14億人口，但必須對自己未來的人口數量、質量都有所規劃。現在的中國社會，把教育責任扔給能力不足的小家庭，培養出一個畸形而低效的培訓行業，同時還要依賴未必可靠的美國收養來消化孤兒，這顯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撫養機制，而且也容易導致人口劇烈變動，衝擊經濟。

**所謂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特徵是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出發點調配資源，而不是一味地尊重“傳統”和“自由”。**而在“社會整體利益”中，下一代人——無論是不是孤兒——的養育顯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水平以指數速度擴張，但社會制度的變革並沒有隨之跟上，因此產生了巨大的矛盾，社會化撫養水平低就是其中最尖鋭的之一。這不僅僅影響下一代人的發展，影響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還要威脅我們這一代人的生育權和養老金。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説，提高社會化撫養水平都勢在必行，叫停涉外收養（已經大大減少了）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細節罷了。

最後，還是要感謝過去幾十年大多數美國收養家庭的善意，感謝他們為十萬中國孤兒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其中近一半的殘疾兒童。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一個理應對下一代有所擔當的國家，這事兒該結束了。

（作者：豆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