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母親與孩子_風聞

本期向大家推送的是Aurora P. Jackson撰寫的Single Parenthood，這是Handbook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vulnerable and resilient populations的第26章。本章特別關注單身母親家庭可能遇到的問題以及對孩子的影響，並通過實例分享評估干預所需要的技能。如果有讀者需要英文原版可在後台留言或者聯繫譯者哦！

這是社論前沿第1111期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引言

離婚率和非婚生子女大幅增加，這將導致與父母雙方一起居住孩子減少。Castro和Bumpass（1989） 估計，將近一半的孩子將在18歲之前生活在單親家庭中。聯邦兒童和家庭統計機構數據顯示（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Child and Family Statistics，1998），1997年只有68％的美國兒童與兩個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庭結構的這些變化使人們關注單親家庭在兒童福祉中的作用。

作者並不試圖區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區別越來越模糊，因為離婚和同居變得更加普遍。單親父母可以是離婚、分居、從未結婚或喪偶。雖然單身父母可以是父親或母親但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領導的，大多數非同住父親與子女幾乎沒有聯繫（Crockett，Eggebeen & Hawkins，1993）。國家衞生統計中心（1995）數據顯示，在與父母一方生活的兒童中，大多數與單親母親生活在一起。因此，作者主要關注僅限母親的家庭以及這種安排對幼兒的影響。在本章節內容中，“單親”和“單身母親”這兩個詞可互換使用，指以單身女性為首的家庭，“非同住父親”一詞是指缺席的父親。

單親家庭對孩子的影響

1.貧困

與母親同住的孩子比與已婚父母同住的孩子更容易生活在貧困中（McLanahan 1995; Ventura et al.1997）。 1996年，雙親家庭中10%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而女户主家庭中這一比例為49%。這很重要，因為在美國出生的所有孩子中有近三分之一是由未婚父母所生。家庭結構的這種對比在某些種族和少數民族中尤為明顯。例如，的黑人已婚夫婦家庭中，14%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而女性户主家庭中這一比例為58%。西班牙裔已婚夫婦家庭，29%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而女性户主家庭中這一比例為67%。此外，與白人兒童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裔兒童更不可能讓父母從事全年及全職工作。1996年，56%的黑人和64%的西班牙裔人有全職工作，而白人的這一比例為79%（1998年聯邦機構間兒童和家庭統計機構）。

2.降低學業成績，產生行為問題

研究人員發現，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會降低孩子的學業成績和家庭穩定性（McLanahan 1988）。 事實上，雖然早期研究認為，生活在單親家庭中對兒童認知和行為功能產生負面影響有限，但最近的研究一致表明存在單親家庭與兒童行為問題存在正相關關係（Crockett et al.1993; Entwistle和Alexander 1995,1996; Lustre&McAdoo 1994; Mulkey，Crain&Harrington 1992）。 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表現出更多的行為問題，並且在學校能力和認知成就的測量上得分較低。

干預評估

實踐學者認為説服、誠信、給予和動機是與貧困人羣和少數民族人羣形成關係、進行有效干預的重要變量。社會工作機構的服務對象的風險很大，而且由於多種原因最不可能尋求專業服務。首先，大量的壓力使得參與基於服務變得困難（甚至繁重）；其次，與各種主流專業人士及其所在組織的先前經歷可能並不特別令人愉快；第三，許多人懷疑社會工作者的動機，至少部分源於與公共援助、兒童撫養和兒童福利機構的假定聯繫。社會控制的代理人可以並且經常採取重要的措施，遠離那些佔據社會最不利的地位和角色的人羣。因此，從業者必須基於計劃和紀律處分的行為來獲得可信度，這些行為植根於對參與基於代理的服務如何解決對潛在客户重要的一些問題的理解。

干預計劃必須從可靠的評估開始。評估涉及收集有關人員的事實數據。如果客户尋求特定機構的服務，那麼社工應先詢問她為何而來。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案主非常樂意告知社工自己的生活問題。然而，這並不是大多數貧困和少數民族單身父母與社會工作者開始接觸的方式。更有可能的是，對於這些個人和家庭來説，服務要麼被提供，要麼被強加。社工必須説服他們參與機構的服務，以便進行干預。無論案主和社工機構如何聚集在一起，必須收集事實資料以確定問題是什麼（即問題概念化），案主的需求、干預介入的方法以及預期結果。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與貧困單身母親一起工作，可能包括以下問題：高風險的物質環境，需要獲得資源和支持，這可能會增強他們的心理健康（從而，保證養育子女的充足性）；增強教育願望（從而增加人力資本和就業能力），為他們的孩子提供適合發育的學習和營養條件；鼓勵非同住父親與子女保持聯繫，並幫助母親更好地管理自己與非同住父親、家庭成員、其他伴侶以及孩子的關係。與較大環境相關的問題可能包括代表單親父母與其他系統合作，例如特殊的福利機構、學校和/或兒童保育機構等。

案例

Dekota Yeates，27歲的單身黑人母親，有兩個孩子，兒子史蒂文4歲，女兒約旦7歲。Dekota Yeates在曼哈頓下城的一個實驗室工作，帶着孩子住在布魯克林的一間小公寓。她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併成為我們研究項目隨機選擇的150名前福利受益者之一。為了説服她參與研究，筆者於Yeates進行了電話聯繫，希望可以對她進行訪談（如果這不是一項研究，這些聯繫屬於外展服務，因為她並沒有尋求幫助）。正如許多非自願的人一樣，Yeates非常不意願接受採訪，她表示“沒有時間”。第一次電話聯繫非常簡短，因為她疆場“太忙不能被打擾”。但之後，作者多次電話聯繫，説明研究目的和參與的重要性（如社工吸引潛在案主）。Yeates最終同意接受訪談，但是在前一天要求取消。作者又再次聯繫她，以説服其可以參加。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得知Yeates可能需要搬離現在的住所，她與房東進行多次談判，這干擾了她的工作。她不想失去現在的工作，也不想無家可歸。作者鼓勵Yeates勇於面對，並認真傾聽，表現出一定的可信度。無論她多麼生氣或不屑一顧，作者一直都堅持不放棄。

在之後面對面的訪談中，Yeates很憤怒、沮喪和孤立。她很愛孩子，想成為孩子的好母親，但是目前的需求超出了她的能力。因為這些壓力，她工作分心，與孩子的父親、其他家庭成員關係疏遠。她不信任周圍的人，當無法與孩子一起出遊時，會將他們留在公寓。她表示“沒有人關係我和孩子會發生什麼”。她哭着説，她的耐心在被不斷消磨。作者回應“你的確在處理太多的事情，任何人遇到這樣的情況都會不堪重負”，並建議她轉介給可以幫助她解決問題的機構。但Yeates不同意，她問到“他們怎麼幫助我？會給我錢，還是一個更好的住處，更好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在激勵Yeates成為社工機構（主動自願）的案主，接受一系列服務。回想整個過程，作者認為，三項活動可以很好地建立可信度：（1）問題概念化；（2）問題解決方法；（3）預期結果/目標。為了説服Yeates接受作者的建議，需要獲得可信度，並且她需要有足夠的動力來完成。因此，為了回應她對機構的擔憂，發生了以下對話。

**Yeates：**一個機構的社工可以為我做什麼？他們不認識我，他們也不在乎。他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需要錢和更好的居住地。我的孩子需要關心他們的人。這是浪費我的時間，特別是因為他們只是完成業務。

**作者：**我可以推薦好的機構，他們可以提供幫助，我保證會找到適合你的地方。現在，根據我的經驗，您遇到的問題對您或您的孩子不利。我最關心你的抑鬱症。我也擔心你對孩子的不耐煩。好像你正在處理住房問題，也一直在工作。我的經驗告訴我你的工作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它，你就會沒有錢。但是，在擔心住房問題和孩子的福祉時，你無法保住工作。此外，您似乎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幫助。我也很擔心這一點，因為在異常困難時期，每個人都需要生活中的支持者。那麼，一個機構能做些什麼呢？一方面，有人願意傾聽並談論你的事情，可以評估你的抑鬱症；另外，可以治療抑鬱症。一個機構可以為你的孩子安排一些活動，讓你得到些許休息。一週（休息）幾天不是很好嗎？難道不會緩解你的一些壓力嗎？你和房東的問題，諮詢他們不是很好嗎？

**Yeates：**是的，但是他們[社工]不認識我，所以他們為什麼要關心？他們只是像其他人一樣對待我（和我的孩子）……他們的工作是善良並假裝關心。

作者：專業是他們的工作，你可以幫助他們為你提供個性化服務。實際上，你做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你的孩子很聰明，表現得很好。顯然，你是一個好父母。你已經接受了你的房東，得到了租金補貼，並保住了你的工作。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特別是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這些難道不會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Yeates：但我不喜歡我的同事，甚至不喜歡我的家人。雖然他們可能非常重要，但很少有用。

**作者：**在我們的相處中，你一直很開放。這告訴我，你有能力做出關於誰可能會有所幫助的決定。讓我為你找一個社工機構提供幫助吧，這是我的工作。你能住的是協助他們幫助你和孩子，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幫助該機構更好地瞭解你和孩子，以便他們可以提供個性化服務。

Yeates：但週一到週五我工作，社工機構在晚上和週末都不開放。

**作者：**有些社工機構晚上和週末是工作的。我知道你下班的時候已經累了，但你現在所做的事對你或你的孩子來説並不好。

Yeates：好吧，但我沒有任何承諾。

作者：我理解並將與您保持聯繫。

作者找到了一個社區服務機構。Yeates最終同意並主動聯繫該機構説明自己的情況（主動的時候，人會更加投入）。雖然中間錯了好幾次安排，但作者鼓勵社工回覆Yeates。希望可以通過他們的共同努力，Yeates女士能夠保住工作，保留公寓或找到一個更好的公寓，她的孩子有課外活動，並減少抑鬱症狀。母親的心理健康和有益的社會支持是可以調節經濟困難和兒童發育後果的保護因素。

並非所有干預都是長期的，有些是簡短的，作者在本案中的介入便是如此。對於貧困和少數族裔的案主，有時簡單的治療方法可以很好地幫助。Yeates女士確實成為了一個機構的自願客户，隨着時間的推移，她將隨時可以使用機構服務。她最終可能會通過回到學校來增加人力資本，從而增加就業前景，這可能會帶來更好的住房。資料顯示，Yeates女士的教育願望以及她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值得探討。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關注客户認為最緊迫的問題，即抑鬱症狀、她的孩子對社交活動的需求，以及她保持工作和安全的家庭環境的願望。

來源：Gitterman, A. (2001). Handbook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Vulnerable and Resilient Popu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文章整理：付雙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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