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扔掉的寶貝，日本人撿到後稱霸亞洲_風聞

一

用史學家黃仁宇的話來説，萬曆十五年（1587年），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

江西人宋應星就出生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年份。

他出生之時，家、國雙衰——比國家衰落得更快的是他的家族。從三代俱封尚書的高光家族，到暗淡無光的普通家族，只用了三四十年。

據説，宋應星少年天才，過目不忘。但這些對於他個人命運、家族命運的扭轉，毫無益處。

他一生最大的光榮，就是和哥哥宋應昇在江西鄉試中，雙雙考中舉人。

此後，他五次進京考進士，每次都當了炮灰。

沒辦法，縱有凌雲志，他一輩子也只能苟且在縣城教諭這樣無權無錢的職位上。

但他始終心有不甘，於是時常沒日沒夜、吭哧吭哧地寫書。

大概50歲的時候，他的書殺青了。這時，他告訴世人：

“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陳思之館。隨其孤陋見聞，藏諸方寸而寫之，豈有當哉！”

翻譯過來就是，貧窮限制了我，我沒有錢購買參考資料，也沒有條件邀集同人集思廣議，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了，能不傷心嗎？

還好，他有個好朋友塗伯聚，幫他把書印刷出版了。

這一年是1637年。

很多很多年以後，歷史學家説起1637年，總會強調這是一個奇特的年份。這一年，東西方同時出版了影響人類的兩本書。

一本是歐洲近代哲學奠基人笛卡爾的《方法論》，另一本，正是宋應星的《天工開物》。

**令人嗟嘆的是，這兩本偉大之書的命運截然不同。**前者樹立起理性主義的大旗，藉助科學實踐掀起產業革命，科技文明的曙光照亮西方。

而後者，卻開啓了一段過山車般的奇幻傳播旅程。

▲宋應星塑像：一個奇人寫了一本奇書。

二

宋應星是個奇人。在《天工開物》問世大約300年後，地質學家丁文江如此評價他：

“士大夫之心理，內容乾燥荒蕪，等於不毛之沙漠，宋氏獨自闢門徑，一反明儒陋習，就人民日用飲食器具而究其源，其活力之偉，結構之大，觀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這幾乎是把宋應星捧上天了。

《天工開物》到底是本什麼書，會讓宋應星贏得“有明一代，一人而已”的極高讚譽？

簡單説，這本書記載總結了大量農業、工業中所需要的培育、生產知識，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體系，並有意識使用數據記載，使整本書更加實用。

西方人稱這本書為**“中國十七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這本書初版時，在國內的銷量並不好。沒幾年，大明亡了。清初，有個叫楊素卿的福建書商發現了這本書，並把他包裝成了暢銷書。

當時很多人因此知道並讀到《天工開物》。

宋應星撰述此書，目的是通過實學，來達到富國強民。他的骨子裏還是有為時代把脈，並開出藥方的想法。

晚明的思想、經濟以及科技發展勢頭，實際上並不落後於西歐。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產生，一些思想家呼籲人性解放，另一些人倡導實用主義，擺脱既往的道德話語束縛，不再將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

他們通過田野考察、收集整理、記錄數據、歸納分類等方法，寫出了一批科技著作。比如，地理學有徐霞客的《遊記》，藥物學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水利工程有潘季馴的《河防一覽》，農學有徐光啓的《農政全書》等等。

大家公認，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這股實學潮流的集大成之作。

如果沒有清軍入主中原，並在康雍乾時期實行倒退的政策，按照晚明的發展勢頭，中國並非沒有可能走上類似西歐的近代文明之路。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明清易代之後，晚明重視科學技術的潮流就逐漸被掐斷了。

▲《天工開物》中的插畫。

三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在清初火了一陣子之後，突然間銷聲匿跡，完全絕版。

他本人在貧困中度過了晚年的時光，大約在康熙五年（1666年），離開了人世。臨終前，他把一生的經驗教訓，作為“宋氏家訓”留給子孫們：一不參加科舉，二不去做官，只在家鄉安心耕讀，以書香傳家。

也好，他死得倒是時候，看不到自己寄予厚望的書將被冷落到何種程度。

乾隆時期，朝廷以編修《四庫全書》的名義，對全國的圖書進行大規模的審查。原先流通的許多書籍，在這次號稱“偉大的文化工程”之後，就在歷史上無故“失蹤”。

嚴格來説，《天工開物》並未被禁燬，它只是被四庫館臣置之不理。

這麼好的書，為何被官方無視？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四庫全書》的收錄，沿襲傳統尊經重史的慣例，對科技書籍不感冒；另一個是，宋應星這本書中對明朝的推崇、對女真族的鄙夷，觸犯了政治禁區。

然而，不被《四庫全書》收錄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被收錄後的命運。

由於《四庫全書》的態度傳達了官方輿論導向，致使《天工開物》被無限上綱上線成為政治不合格的書籍。在政治正確的主導下，以及文化的權力控制下，再也沒有人敢印刷這本書了。

這一文化高壓的結果，導致了《天工開物》在中國消失近300年。

弔詭的是，這本書在中國銷聲匿跡的同時，在另外的空間卻異常火爆。

《天工開物》在歐洲，被翻譯成12國語言，傳播甚廣。歐洲學者稱，這本書“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宋應星則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狄德羅是18世紀法國啓蒙思想家，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

在日本，這本書從17世紀末傳入後，就火得一塌糊塗，不斷被再版和重印。因為這本書，日本還曾流行過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日本人將此書奉為“植產興業”的指南，非常實用。

一直到了民國時期，這本書“出口轉內銷”。中國人通過日本的版本，才知道我們原來有這麼偉大的一部書。

▲民國重刊《天工開物》，依據的是日本的版本。

四

可悲的是，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次還不足以證明清朝統治者的愚蠢，必須讓它發生兩次才行。

時間已經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鴉片戰爭之後，大清在天朝上國的良好幻覺中，捱了英國一頓暴揍。又是賠錢，又是割地，慘痛至極。

這一年，湖南人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揚州刻印出版。

這部書第一次全面而系統地描述了天朝之外的世界狀況，不僅包括各國地理，還包括關於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的儘可能完備的論述。

在大清新敗的時候，出版這樣一部大書，無疑是想為習慣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人，打開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條古訓，並不過時嘛。

然而，魏源還是太天真了。

甫一出版，頑固派的罵聲就撲面而來。他們無法接受書中對西方蠻夷的“讚美”之詞，他們的自尊心強到聽不進一句別國的好。在他們的心裏，鴉片戰爭輸了，但天朝還是天朝，蠻夷還是蠻夷，世界未曾因為一場戰爭而改變。

於是，有官員主張將《海國圖志》付之一炬。

遭到無端非議的《海國圖志》，在國內的印刷數僅有千冊左右，隨即被列為禁書。

再後來，連談論這部書都成為禁忌。左宗棠曾無奈地指出，《海國圖志》問世20年，中國根本沒變樣，“事局如故”。

▲《海國圖志》的傳播：牆內開花牆外香。

五

魏源公開刊印《海國圖志》，其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尤其是，他在書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更讓動輒“老子天下第一”的帝國統治者備感不爽。

就算是林則徐，昔日的對英強硬派，在真切感受到中英的實際差距後，也選擇了沉默。

從政經驗豐富的老林，或許早已悟到：你不可能叫醒一個裝睡的帝國。

在發配充軍的前夜，林則徐約曾經的幕僚魏源長談，將自己未編纂完成的《四洲志》託付給他。

魏源勇敢地站了出來，這才有了《海國圖志》。

假如他當時能夠預見到在他死後近20年，光緒年間一個湖南老鄉的命運，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他的這個湖南老鄉叫郭嵩燾。

擔任駐英公使後，郭嵩燾在日記中説了英國的好話，穿了洋人的衣服，學了洋人的禮節，這就引起官民兩界人神共憤。

在湖南長沙準備鄉試的考生，不僅燒燬了郭嵩燾修復的玉泉山林寺，還揚言要搗毀他的住宅，開除他的湖南省籍。連郭的老友劉坤一也質問他：“何以面目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

你要知道，《海國圖志》的初版，還在此之前30年。魏源沒被逮起來，僅把他的書當作禁書，已算萬幸了吧？

▲魏源：睜眼看世界，怎麼這麼難？

六

可是，比起日本人初見《海國圖志》如獲至寶的興奮，我又感覺大清治下的中國確實是不幸的。

在《海國圖志》初版8年後，1851年，一艘中國商船駛入長崎港。日本官員在例行檢查違禁品時，翻出了3部《海國圖志》。

從此以後，日本人對這部書上了癮。

當時，黑船事件使得日本面臨中國同樣的命運。列強向日本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有志之士都在尋找出路，《海國圖志》的出現，恰是時候。

日本人通過這部書“睜眼看世界”。

一時間，《海國圖志》成為日本官員和學者研讀的經典著作。因為過於暢銷，一書難求，短短几年間，這部書的價格就漲了三倍。

日本維新派人士將此書作為“必讀之書”，引魏源為“海外同志”。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等都深受此書影響，以至於梁啓超後來説，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海國圖志》間接促成的。

▲梁啓超：明治維新是《海國圖志》間接促成的。

與此同時，在中國，兵部左侍郎王茂蔭曾向皇帝推薦《海國圖志》，奏請廣泛刊印。結果，收不到一點兒反饋。

難怪得到《海國圖志》滋養的日本人，不好意思地感慨説：

“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所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魏源，字默深）悲矣，而併為清帝悲之。”

在近代的國家較量中，中國並非沒有機會。只是最高統治者不給力，盲目自大和排外，以至於一次次錯失變革的機遇，悲哀啊。

等到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碾壓，思想認知的差距，終於變成了兩國的實力差距。

後來，伊藤博文高調訪華，面對日本崛起經驗的求教，他只是淡淡説了一句：你們應該好好讀讀《海國圖志》！

確實，從《天工開物》到《海國圖志》，大清帝國親手扔掉的寶貝太多太多了，連馬克思都看不下去，尖鋭預言了這個帝國的末路：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個帝國註定要在一場殊死決鬥中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