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找出路”，農村“要致富”，農民“留得住”（二）_風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亟待破解的三個核心難題

——農業“找出路”，農村“要致富”，農民“留得住”

蔡啓璧

二、農村“要致富”，在於推動新型工業化

衡量一國是否發達或現代化，至關重要的標準之一就是：基本消除城鄉發展差距。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其城鄉差距已基本消除，或者已經比較小。當今，我國城鄉發展水平差距巨大，存在嚴重的城鄉二元化結構現象。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建設步伐加快，城市工業化突飛猛進，發展成果更多惠及了城市，教育、醫療、娛樂、科技、金融、社保等資源首先惠及了城市居民，先富起來的有錢人、有文化的讀書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了城市，同時還吸引近3億“農民工”流向了城市。而廣大農村，整體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後了。

在新中國前三十年，農村的發展雖然歷盡艱辛，但總的來説城鄉差距是一個逐步縮小的過程，但改革開放之後城鄉差距總體呈現反覆擴大的態勢。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6；1980年之後有所下降，至1990年的10年間基本穩定在2.0上下；從1990年至2009年20年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差距指數從2.2擴大到3.3；從2010年之後差距才逐年略有縮小，至2015年差距指數仍高達2.9。國際上的一般情況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處於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的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為1.7。而中國1998年至2001年人均GDP處於跨越800—1000美元階段，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指數卻從2.5持續擴大到了2.9。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2004年發佈的研究報告認為，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為世界最高。2005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口號，開始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不能低估這一努力所取得的成效，但如果以縮小城鄉差距這一標準來衡量，顯然並未達到預期目的，或許這就是13年後啓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原因之一吧。

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標廣大農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致力解決廣大農村“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使命。實現農村整體富裕，乃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義。

農村“要致富”，有賴於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業農村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也受益於城市資本下鄉開展農業項目的開發。但是，廣大農村完全依賴上級輸血或外來幫扶是不可能富裕的。“要致富”終究還得全面挖掘農村自身的造血功能，做大做強農村產業，走“外生式”與“內生式”雙管齊下、雙輪驅動的鄉村振興之路。

眾所周知，當前支撐中國農村自我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來源於目前還並不繁榮的農業經濟；二是來源於2.9億“農民工”在城市務工的工資剩餘。事實上，僅僅依靠這兩項經濟來源，想讓廣大農村實現整體富裕繁榮，簡直免為其難、任重道遠。必須尋找和培育更為高效益的致富產業，形成支撐農村“要致富”的內生動力。

（一）發展農業和旅遊業實現小康尚可但致富難

40年前，中國農村通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已經基本解決農民的温飽問題，如今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如果通過農村深化改革，讓農業發展有了更好的出路，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全民小康或超小康目標勿庸置疑。但是，鄉村振興的遠景目標是要實現整體富裕，廣大農村賴以進一步致富的產業在哪裏？有人信口就説：“發展現代農業、休閒旅遊業唄。”這只不過是某些不深入農村、不瞭解實情的人的主觀憶斷罷了。我們身邊的現實擺在那兒，有多少村莊僅僅依靠農業或旅遊業真正實現全村富裕了？

事實上，廣大農村“要致富”，僅僅依賴農業或旅遊業肯定不行。一方面，就農業而言，不論是現代農業還是高效農業，都是一個薄利行業，農業經濟效益的可提高幅度遠遠比不上工業、服務業，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中國人均耕地少，無法與其他大國相比，以人均僅有1.5畝的微薄耕地，想實現富裕，談何容易！再一方面，由於中國現有從事農業生產和依賴農業供養的人口數量龐大，每年全國財政對“三農”投入超3萬億元（其中中央財政“三農”支出1萬多億元），也只是杯水車薪。況且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做出的承諾，中國對於農業的補貼，不得超過其當年農業生產總值的8.5％（2017年我國農業增加值65468億元，對農業補貼的上限是5565億元），這也成了中國農業補貼的“天花板”。相比美國和加拿大、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歷史上曾經過徹底殖民化，已形成私有化、規模化的土地資源分佈，發展大農場農業有着天然的充分條件。據統計，2010年美國約有農場220萬個，以家庭農場為主，平均每個農場面積為418英畝（相當於2508市畝），一個農場的年收入可以達到100萬美元。同時，美國政府農業實行貸款差額補貼、直接收入補貼、反週期補貼、資源保育補貼和農產品貿易補貼等農業補貼政策，按照WTO官員的説法是“美國農民收入的一半來自政府補貼”，對農業的高補貼造就了美國全球的農業霸主地位。

亞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陸，中國為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國，不具備搞大農場的客觀條件，在原住民有限的資源環境條件下，難以與美澳大農場農業相競爭，故而依靠“小農經濟”農業實現整體富裕，基本上不太可能！

此外，而旅遊業是靠旅遊資源稟賦吃飯的行業。將旅遊業作為主導產業發展的地方，農民賺小錢過上小康生活還是可能的，但想實現人人致富是有困難的。通常現象是，以旅遊為支柱產業的地方，多數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地方財政收入比較困難，更甭説富裕了。因為旅遊業經濟效益嚴重依賴於客流量，如果客流密度上不了一定水平，旅遊收益與基礎設施投入的差距甚遠，投資回收期漫長，不少旅遊開發項目，是靠炒作旅遊資源價值預期實現高價轉讓後才賺錢的。因此，多數基礎設施投資巨大的鄉村旅遊項目，最後幾乎都成了鄉村公園，根本形不成一方產業，那些期盼從旅遊配套服務業分到一杯羹的農民能否致富就可想而知了。

因而，現階段多數農村發展旅遊業，不論觀光旅遊還是鄉村旅遊、休閒農業，只能成為傳統工業、農業的補充，處於從屬地位，實難堪當主導。許多農村大力投入休閒旅遊項目開發，將旅遊提到當地產業的主導地位和戰略高度，以致鄉村旅遊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儼然只是捨本逐末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而已。

（二）農村也是“無工不富”

當今，相對於城市工業日新月異的喧囂，農村似乎有一種“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的感覺。在一些人的觀念裏，似乎中國農村就適合貼上“綠色”、“生態”的標籤，就只應發展農業，就適合種地產糧；似乎中國農村與現代工業無緣，農村原本就該遠離現代工業經濟的繁榮。殊不知，這種發展理念，便是導致當今中國城鄉差距、城鄉二元結構的思想根源之一。

中國有句俗話：“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放眼全國，不論沿海還是內地，比較富裕的村莊都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工業產業發展得較好。如華西村、劉莊村、興十四村、南街村等一批集體經濟村，走的主要還是農村工業化之路。一國一地“無工不富”，對於中國的廣大農村來説也是“無工不富”，概莫能外。

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1978年就形成了華西股份制集體經濟制度，全村絕大多數勞動力轉向工業生產經營，有了工業化基礎之後，2004年才開始拓展金融投資、旅遊服務、遠洋海工等服務業及新興產業，2015年開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佈局礦產資源、智能芯片、高端研發等國際前沿市場，2017年全村實現營收近500億元，成為以工業經濟發展致富的典範。

2016年中國最富有的六個村莊之一，浙江省奉化市的滕頭村，是全國高效農業和生態旅遊產業搞得最好的村莊，2009年全村有各類工業企業60家，工業產值達到24.31億元，佔社會總產值的60%。

地處內陸的河南省南街村，圍繞農業辦工業，大搞糧食深加工，建立了大型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員工7000人，建有方便麪廠、麪粉廠、調味品公司、食品飲料公司、啤酒廠、彩印公司、工藝品公司、製藥廠等工業企業26家，在湖北、安徽、陝西、河北等地還建有方便麪和調味品分廠，年工業產值突破20億元，基本上可以説是以工業立村了。

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激烈紛爭，實際上所比拼的就是工業實力。中國能夠在全球格局中重新崛起，中國能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第二經濟大國，得益於城市工業發展。

中國農村要實現富裕和振興，發展農村工業同樣不可或缺。而目前廣大農村的工業化發展，整體上還是相對滯後的，多數鄉村幾乎沒有象樣的工業，這是廣大農村經濟難以騰飛的主要原因。推進農村新型工業化發展，是中國農村實現富裕繁榮的不二之選。

沒有足夠的工業經濟作支撐，既便擁有再好的生態、再優的農業，也很難實現廣大農村“要致富”的目標和願景。

（三）農村第一次工業化曾經帶給農村始料未及的繁榮

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提出了高瞻遠矚的工業化戰略，實行國家工業化和公社工業化兩條腿走路，把農村的希望寄託在公社工業化上。公社工業化就是農村工業化。但是，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同步推進國家工業化和農村工業化不現實，只能優先推進國家工業化，廣大農村通過農業集體化每年超過30%的高積累支持國家工業化。到了70年代初，中國初步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1972年毛澤東首開中國對外開放大門後，1978年鄧小平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並實施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戰略，80年代農村經濟步入休養生息階段，而此時國家工業化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鄉鎮企業進入產業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激發了農村的活力，農業有了剩餘勞動力，在原有社隊企業發展的基礎上，鄉村集體組織開始大力投資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由此形成了我國農村的第一次工業化浪潮。

從1980年開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鄉鎮企業在全國農村遍地開花，如雨後春筍般的大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後助推中國經濟起飛的第一級火箭。農村工業化，瞄準的是計劃經濟時期存在的“短缺經濟”現象，鄉鎮企業應運而生，利用城市工業淘汰的二手設備，國營企業退休但仍富有“餘熱”的技術人員，瞄準巨大的消費市場空白，迅速開動生產機器，以價格低廉的產品快速佔領了消費品的部分市場份額，在市場需求旺盛的建材、冶金、釀酒、服裝、紡織、化工等行業全面開花。

當然，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市場力量的快速發展，加上社會管理的相對滯後，也難免出現了一些負面問題，比如，有失節制的資源消耗，對土地的佔用失管，監控不夠到位的環境污染等。從鄉鎮企業大發展對農村第一次工業化的推動意義來看，瑕不掩瑜。

在1980–1996年的16年中，農村工業化創造了驚人的1.3億個工作機會，佔到農業就業的1/3，農業富餘勞動力的一半，實現出口6008億元，總產值高達1.8萬億元！1997年，鄉鎮企業繳納税金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17.7%，佔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8%。凡是農村工業發達的地區，一定是地方財政收入較好的地方，也是農民較富的地方。農民收入中約1/3來源於鄉鎮企業，農民收入幾乎每5年翻一番，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度最高曾超過50%，一度成為支撐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對於這一結果，1987年鄧小平説“完全沒有預料到”。事實上，改革開放後雖然人民公社解散了，但農村工業化的大潮卻難以阻擋，鄉鎮企業大發展仍然是毛澤東工業化戰略的自然延續，是城市工業化向廣大農村的輻射和延伸。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遭遇了暫時的逆風，“短缺經濟”成為過去，當國際競爭開始在中國進行強大滲透時，農村工業化的弱點日漸暴露，企業在規模、技術、資金、人才、信息、渠道、體制等方面遇到了暫時的困難。此後，經過多輪的地方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改革，特別是在一些新自由主義以及“國退民進”等過度私有化思想影響下，數量龎大的鄉鎮企業或倒閉，或紛紛改制成了私營企業，多數改制成私營後，由於失去了背靠的集體，個人實力有限，加上經營不善而壽終正寢，能夠有幸存續到現在的已寥寥無幾。

中國農村的第一次工業化過程，來去匆匆，悄然謝幕，但給農村特定時期的經濟繁榮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動力，成為助推中國快速崛起的第一級火箭發動機，影響深遠。

（四）農村新型工業化有望成為鄉村振興的強勁動力

中國農村第一次工業化香消玉殞20年後的今天，還有可能推進農村第二次工業化進程嗎？有道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後的中國已今非昔比，轉眼間中國已步入工業化的最後階段，走過了這一步，中國就將完成國家工業化的全程，前人夢昧以求的工業強國目標或將能變成現實，中國也即將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從全球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經驗上看，農村工業化是工業化國家的必然發展趨勢，即工業化由城市向農村擴散的過程，因此也叫工業農村化。與第一次工業化不同的是，中國農村的第二次工業化並非機械重複30年前鄉鎮企業粗放式發展的模式，而是中國新時代農村的新型工業化之路。

新型工業化是黨的十六大首先提出來的，黨的十九大進一步要求“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所謂新型工業化，就是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即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農村新型工業化，有望譜寫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新篇章。

當今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既有發達國家的性質，又有發展中國家的性質。因此，在農村工業化的模式上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工業較為發達，有必要也有可能向農村地區擴散，實行“外生型”農村工業化；另一方面，城市工業又不是特別發達，而且農村人口比重還比較大，農村經濟發展，農村人口就業等問題的解決，不能完全靠城市工業，還要依靠就地興辦非農產業，即實行“內生型”農村工業化。通過城市工業擴散和農村自辦工業兩種渠道來推動農村工業化，既醫治了“城市病”，又能有效解決農村的失業、貧困及與城鄉發展的差距問題，同時也將成為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另一條途徑。這也是新加坡、韓國等二戰後新興工業化國家在60—70年代所走的農村工業化之路。

縱觀60多年中國工業化所走過的歷程，走的是一條城鄉二元工業化的道路，在農村工業化上形成了自己獨到的發展格局，成為了國家工業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為解決農村的失業、貧困、城鄉發展失衡等問題提供了一條不可或缺的途徑，構成了城市工業和農村工業二輪驅動的國家工業化格局。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進程中，推動農村新型工業化，有望成為將來促進農村繁榮富裕的主導方向。

近年來，隨着全球經濟下行，未來的中國，在對外積極開拓“一帶一路”經濟的同時，對內也積極尋找經濟發展新動力，發掘新途徑，農村新型工業化或將成為助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新領域，這是讓中國擺脱經濟下行困境，實現蓄勢再發的正確選擇。

由此，我們必須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抓住機會，積極推動農村新型工業化，將農村新型工業化與一、二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結合，積極挖掘搶佔本國城鄉的消費需求和國外的市場需求，使農村工業化成為鄉村振興的發動機，成為中華復興的助推器，成為中國由大國向強國邁進的第二級火箭。

1.要更新理念，將農村工業化納入各級的戰略部署

農村工業化是一項浩大的系統工程，不僅推進難度大，而且還存在思想認識問題。關鍵是要統一決策者的思想認識，多一點“為民”立場，少一點政績工程，立足於農村“要致富”，着眼於農村的長遠發展，將農村新型工業化的思想融入各級的戰略決策、發展思路、工作部署。

改革開放40年來，農村工業化思想從未上升到戰略決策的高度，當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也僅僅是一種“意想不到”的結果。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僅在“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部分中指出：“實施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行動，鼓勵企業兼併重組，淘汰落後產能，支持主產區農產品就地加工轉化增值。”而旨在推動農村繁榮富裕的農村新型工業化，其內涵與外延遠不止於農產品加工業。

從中央到地方，從學界到機關，倡導農村工業化的議題不多的原因有三：一是部分人把農村工業化簡單等同於“環境污染”；二是部分人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侷限於發展農業；三是部分人有意割裂農村的工、農兩個行業。隨着中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的出台，地方各級也在緊鑼密鼓地編制本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年規劃，這是將農村工業化思想理念納入各級戰略決策部署的重要契機。

筆者建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將推進農村新型工業化同時列為工業信息部門和農業農村部門的重要議事日程，同時納入工業發展和鄉村振興五年和中長期規劃內容。應將制定農村工業發展規劃和推進實施工作上升到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組織相關部門的專業人才多方協調配合，特別是要協同工業信息（經信）部門深入參與，彌補農業農村部門在工業化方面的行業盲區，形成共識、共促、共為的強大合力。

2.要以城帶鄉，開闢“外生型”農村工業化的綠色通道

所謂“外生型”農村工業化模式，是指一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隨着城市工業要素成本的攀升，部分城市工業不斷向農村地區擴散的過程，即依靠外界產業移植所導致的農村工業化模式。

縱觀世界各國的工業化發展規律，發達國家在完成城市工業化之後，必然帶動農村工業化發展。工業發展追求的是內部規模效應和外部集聚效應，使得工業產業日益集中於城市。隨着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城市人口急劇膨脹，交通、住房、水資源、環境、就業、貧困、犯罪等一系列問題也不斷出現並趨於惡化，患上了越來越嚴重的“城市病”。城市的土地、住房、勞動力等工業生產要素成本的提高，日益抵消了工業集聚效應所帶來的優勢。城鄉間土地、勞動力價格的差異，以及農村日益發達的交通運輸、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為工業化由城市向廣大農村擴散提供了充分和必要條件。毫無疑問，根治這種“城市病”的不二之選就是讓城市工業向廣大農村地區轉移擴散，這就是農村“外生型”的工業化過程。［11］

目前，中國工業基本上分佈於各級城市，農村工業經濟佔比低，多數鄉鎮基本上沒有象樣的現代工業，農村工業產業對鄉村財政收入、農民收入的貢獻率微乎其微，內地農村與沿海農村相比也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狀況。

眾所周知，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演化為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和2010年的歐債危機，全球需求隨即大幅度下降，導致中國從2011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生產過剩，直至現在全球金融危機仍餘波未息，中國出口依賴型經濟發展受到了嚴重影響。2014年以來，為了應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開展產業轉型升級，國務院編制了《中國製造2025》規劃，就如何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升級進行頂層設計，提出了三個十年的“三步走”戰略：到2025年第一個十年，使中國進入世界製造強國之列；到2035年第二個十年，使中國進入世界製造強國的中位；到2045年第三個十年，使中國進入世界製造強國的領先地位，屆時中國將有望成為全球少數真正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之一。2018年以來，隨着世界經濟止跌企穩，以美國為首的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逆潮又開始抬頭，特別是死扛着“零和搏弈”心態的美國，對《中國製造2025》心懷叵測、如梗在喉、極力遏制，大肆挑起中美貿易戰，實行強盜式的“美國優先”戰略，對中國企業進行高技術制裁封鎖，但是，中國致力成為製造強國的決心和行動不可阻擋。隨着《中國製造2025》規劃的實施，沿海較發達地區開始對製造業進行轉型升級、騰籠換鳥。一方面存在以機械化、自動化、智能化替代人工現象，另一方面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勢頭開始減弱或外遷，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總體上在減弱，“農民工”從城市向農村迴流已成為必然趨勢。

與此同時，2016年以來所實施的欠精準“一刀切”的房地產“去庫存”政策，致使國內一二線城市房價出現新一輪失控性暴漲，同時導致城市勞動力成本、企業經營成本大幅攀升，部分製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退出中國，遷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比中國更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不免讓人惋惜。

就目前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來看，其投資環境、營商環境市場環境就不一定比中國農村城鎮強。誠然，我國農村城鎮歷經40年的改革開放，總體上基礎設施和服務軟環境已經超越這些國家。然而，這些企業卻仍然無視中國農村，卻捨近求遠、不遠萬里地撤離中國，其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恐怕我們在工業化宏觀佈局上，在農村承接城市工業產業轉移政策方面，存在着明顯的缺位問題。

我國尚未從國家層面對農村工業化進行頂層設計，廣大農村長期缺乏工業化發展的規劃引導、政策支持，使農村，一邊面對一系列“三農”問題束手無策，一邊卻在承接沿海城市產業升級轉移佈局中錯失良機。

近年來已經有部分城市工業自發向農村擴散轉移的成功例子。如，部分台商在新一輪的產業轉移浪潮中放棄沿海城市，直接到中部來投資。2011年開始，富士康由深圳向內地省份擴散，河南省積極承接產業轉移，使河南“農民工”減少外出80萬。

有道是，大河有水小河滿。正在向中等收入國家衝刺的中國，已持續發展近70年的城市工業逐漸具有了對農村工業化的輻射帶動能力，廣大農村已具備推動“外生型”工業化的條件，我們應乘城市工業轉型升級、騰籠換鳥之機，積極引導城市工業向農村鄉鎮擴散，帶動廣大農村走上工業化的致富之路。

首先，要有全國性的統籌行動。建議從國家層面研究做好頂層規劃，將以城帶鄉推進“外生型”農村工業化工作納入國家經濟發展佈局。須加大工信（經信）部門與農業農村部門的協調力度，採取城市工業轉移和農村工業承接的有效策略，開闢城鄉工業化擴散對接的綠色通道，從行政審批、資源調度、要素分配等方面提高執行效能，為城市工業轉型升級、農村工業化、城鄉產業對接提供全方位的協調服務。借鑑我國五六十年代推進“三線”建設的有效經驗，抓好城市工業項目的退城入鄉、轉移融合，讓東部城市工業對中西部內地進行更有力度的工業資本輸出，用豐富的農村資源彌補城市土地、用工、市場等要素的不足，帶動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合理佈局、分工協作、內聯發展。

其次，要有政策性的支持引導。從國家層面研究出台農村工業化以城帶鄉的相關政策，制定產業培育、人才供求、技術協作、資金補助、金融信貸等方面的配套措施，做到有效、精準、可操作性，通過政策有效引導城市工業，借騰籠換鳥、轉型升級之機，更多地向農村地區轉移擴散，支持農村有選擇地承接適宜當地發展的工業產業，積極創建以城帶鄉、城鄉同步的新型工業化政策“高地”。

第三，要有地方性的主動對接。充分調動地方特別是農村鄉鎮基層的積極性，鼓勵地方出台相應配套政策，走出去、引進來，全方位組織開展招商引資活動，提供保姆式服務，吸引更多的工業企業從沿海向內地、從東部向中西部、從城市向鄉鎮遷移，多措並舉地推進農村工業化。圍繞農村工業化建設需求，積極做好農村經營性用地統籌供應；組織好勞動力供給，加強勞動力培訓，鼓勵大中專畢業生回鄉就業，消化因城市工業轉型升級節省下來的大量“農民工”迴歸農村；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圍繞工業生產發展配套服務業，發展農村物流、電子商務、信息服務、技術研發、工業設計、建設施工等配套行業，主動打造招商引資、引商入鄉的工業化發展“窪地”。

3.要奮力自強，挖掘“內生型”農村工業化發展路子

“內生型”農村工業化模式，是發展中國家為解決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滯後問題所施行的一種農村工業化方式。隨着中國城市工業的轉型升級，城市對“農民工”的需求有所減少，廣大農村也必須立足本地，充分發揮本地豐富的土地、勞動力、農產品等資源優勢，鼓勵集體創業、合夥創業、大眾創業，就地培育發展工業主導產業，走上一條奮力自強的“內生型”工業化之路。

一要實施“能人迴歸工程”。江山代有才人出。廣大農村是孕育人才的腹地。改革開放40年，無數天才學子、“農民工”、商屆能人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分佈大江南北、各行各業、世界各地。如今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正是這些能人迴歸家鄉、報效家鄉的時期，正是在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時期。廣大鄉村應廣泛動員能人鄉賢帶理念、帶點子、帶項目、帶資金、帶技術、帶人脈、帶市場、帶渠道，回鄉興辦工業，繁榮工業。大批經歷過工業化洗禮的“農民工”，將為重新組織起來的農村工業、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成為農村工業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二要大力興辦涉農工業。圍繞廣大農村對農資、農機市場的需求，鼓勵創辦涉農工業，培育發展農機裝備產業，發展耕作收穫機械、園林園藝機械、清潔植保機械、農產品加工機械、設施農業機械、節水灌溉設備等產業，支持企業做大做強；培育發展農資產業，圍繞現代規模農業的發展，就近發展農資產業，為農業發展提供切合需求的農資產品；培育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圍繞當地農業種養產業，就近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業，圍繞各地特色手工藝技術，大力發展竹木工藝製品產業，延長產業鏈，促進涉農產業全面發展。

三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要為農村自辦工業提供政策扶持，從國家政策層面鼓勵“內生型”農村工業化發展。特別要強化資金信貸幫扶，鼓勵各家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下鄉，給農村集體或農民大户創辦工業提供優惠的信貸資金支持。地方各級政府要主動作為、積極作為，將鄉村自辦工業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組織專業專門力量出謀劃策、協調推動，研究解決自辦工業中的重大問題，建立重點企業、重點項目領導掛包聯繫制度，實時跟蹤服務，為農村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政策保障。

參考文章：

［11］《從國外農村工業化模式看中國農村工業化之路》，《經濟研究參考》2006年第7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杜志雄、張興華

http://znzg.xynu.edu.cn/a/2017/07/8158.html

［12］《概念辨析：城市化、城鎮化與新型城鎮化》，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2018年8月13日

http://ghs.ndrc.gov.cn/zttp/xxczhjs/ghzc/201608/t20160824_815572.html

（作者：蔡啓璧，作者工作單位：福建省三明市政府辦公室，寫於2018年10月31日，

聯繫電話：13860585696）

（本文2018年9月26日登在崑崙策網、崑崙策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http://www.kunlunce.com/klzt/tydl/2018-09-26/128192.html，https://mp.weixin.qq.com/s/T9wk2gPDfmWPtBMrmTmh_Q；

2018年9月13日登在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網，http://www.xybyyx.com/bencandy.php?fid=179&id=4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