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找出路”，農村“要致富”，農民“留得住”（一）_風聞

国产航发-2018-10-31 15:20

2018-10-31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亟待破解的三個核心難題

——農業“找出路”，農村“要致富”，農民“留得住”

蔡啓璧

歷史走到2018年，新中國69歲，改革開放40年，中國正在以製造大國的姿態強勢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成為全民共識的奮鬥目標。然而，正當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超越等概念“亂花漸欲迷人眼”之際，中國的“三農”問題再次映入國人眼簾。農業為什麼萎縮不振？農村為什麼空心化？農民為什麼還那麼艱辛？“三農”難以迴避的現實卻在無情地拷問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國人。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也想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貧富之間的懸殊，也着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機關幹部下派掛村等等，各方都千方百計、想方設法解決“三農”具體問題。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家對“三農”的重視和扶持比重越來越大，全國財政每年對“三農”投入不少於3萬億，若按5.8億常住人口計人均每年投入達5000元以上，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實際效果並不盡如人意。不是説從外地引進了一家種植大户，農業就能強起來了；不是説修了一條路或建了一排新房，農村就能富裕繁榮了；不是説免除了各種税負，農民就能生活富足了。事實上，這些舉措只是治標之策，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更要治本，任重而道遠。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今年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標誌着中國“三農”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對此社會各方充滿期待。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全國農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7.9%。2017年年末全國大陸總人口是13.9億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1億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8.52%，農村常住人口5.8億人；城鎮户籍人口5.9億人，户籍人口城鎮化率42.35%，農村户籍人口8億人；全國農民工總量2.9億人。

一個佔全國經濟總值7.9%的行業，一個約佔全國土地總面積94.7%的區域，一個佔全國總人口57.65%的羣體，這個以“三農”為主體的領域再次吸引國民的眼球，黨和國家再度從戰略的高度聚焦和關注這個領域的發展命運。

2018年1月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7月份中央制定出台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方向，明確了三階段目標任務：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這是吹響了新時代“三農”發展的集結號。

筆者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關鍵在於如何有效破解“三農”發展中的三個核心難題：一是農業“找出路”，二是農村“要致富”，三是農民“留得住”。只有農業找到可通往高效固本之路，中國經濟才能實現整體高質量發展；只有農村找到可引領全面富裕之業，中國才能建成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只有農民找到可提供安居樂業之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有望實現。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只要實事求是而不是避重就輕，勇於改革而不是止步不前，敢於擔當而不是庸碌求穩，抓準突破“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關鍵因素、核心難題，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久久為功，中國鄉村一定能夠實現全面振興發展。

一、農業“找出路”，在於推行新型集體化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農業大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就是農耕文明。農業，它是國計民生的產業、國民經濟的基礎、社會穩定的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農業的出路問題，一頭連着國家的糧食安全，一頭連着8億農民的生計。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業的發展提供新的優惠政策和鼓勵措施，使得我國糧食產量保持穩定，農產品基本滿足市場需求。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隨着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迅猛發展，農業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突出問題，並長期困擾着農村的繁榮，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增收。未來，中國農業的出路在哪裏？誰來種地、怎麼種地的問題亟待探索和突破。

（一）中國農業萎縮不振現象已然不虛

建國後的前20年，國家先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接着全國農業也從由“小農經濟”向集體化經濟轉變，於是中國便有條件推進前所未有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在這個階段，中國農業一邊擔負着解決平均每年新增1460萬人口的温飽問題，一邊以平均每年超過30%的農業高積累，為國家的工業化輸送了全部的原始資本積累，這是一個農業大國推進工業化的必然過程，也是當年中國民生總體清貧的根本原因。從1952年到1975年，隨着工業產業增加值比重從20.9%提高到45.5%，農業產業增加值比重從51.0%下降到了32.5%，但中國農業的基礎性地位卻始終沒有動搖過。

1978年中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短期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同時70年代我國從國外引進一批大型化肥生產項目陸續投產，有效增加了糧食產量，同時也造就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為城市工業化的大發展輸送了不可或缺的勞動力。改革開放40年，中國沿海地區和城市工業的日漸繁榮，強力助推着中國快速崛起。然而，不能迴避的一個現實是，農業、農村、農民發展嚴重不平衡，“三農”問題越來越突出，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代表農村經濟基礎的農業產業日漸衰落、萎縮不振的景象已然不虛。

**一是“小農經濟”分散落後。**當今中國農業實行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本質上就是一種“小農經濟”模式。從生產力狀況看，上世紀七十年代人民公社集體化時期的農業，機械化生產已在一定範圍得到普及，當分田單幹的農業回到了“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後，部分農户為了降低勞動成本，甚至棄用農業機械，回到了畜耕和手工農業生產的原始狀態，現代農業技術難以全面普及，科技水平難以有效提升，嚴重影響農業的生產效率和經營效益。隨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融入經濟全球化之後，農業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種“小農經濟”的弊端逐漸顯露。首先，集約化生產水平低，以個體經營為主，農户地塊大小不均，高度分散，難以實現規模化生產，與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相去甚遠，不利於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其次，組織化經營水平低，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生產資源協調利用率低，企業和農户都缺乏制度約束和風險保障機制，競爭力弱，抵禦市場風險能力差，直接影響經營收益率，農户從農產品價值鏈中分享的價值少。再者，專業化服務水平低，農業技術、市場、金融等服務組織數量少、層次低，服務設施建設滯後，人員整體素質不高，服務功能不強，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抵禦自然災害風險能力差，農業現代化技術難以大面積推廣。因此，在農業現代化的國際大背景中，“小農經濟”常常事倍功半，甚至成本倒掛、入不敷出，根本無法與國外大農場耕作相競爭。

**二是青壯勞力流失嚴重。**傳統農業無疑需要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與非農產業比較，農業的效益相對較低，農民從事農業經營的積極性不高。農民對務農和務工的收入有着直觀的對比，在城市務工每月可拿3000－4000元的工資，收益遠大於務農。於是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放棄農業生產，由農村向城市轉移，成了離鄉離土的“農民工”，這是他們在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無奈選擇。2017年全國農村户籍人口8億人中“農民工”佔了2.9億人。“農民工”多為青壯年人口，留守在農村的自然多為婦女、兒童、老人，被戲稱為“386199”部隊，農村“空心化”了，而農業生產的卻多半交給了留守老人婦女，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發展。中老年農民實因外出務工難找工作，故而只能在家種地。人們擔心，待這一代留守農民垂垂老去，中國的農村將會是一副怎樣的空曠、凋蔽、沒有生機的場景……

**三是耕地拋荒浪費嚴重。**隨着中國城鎮化率的提高，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或經商的數量也一路飆升，農村土地被佔用、浪費、拋荒等現象也日漸增多了，特別是拋荒和浪費現象讓人痛心。一方面，存在偏遠之地拋荒的浪費。在中國耕地面積和人均耕地大幅下降的趨勢下，越來越多的土地卻無人耕種，拋荒現象在農村也越來越普遍。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資本對資源選擇是優勝劣汰的，偏遠山村和貧瘠的土地是根本流轉不出去的，於是土地拋荒就成了農村的普遍現象。國土資源部調查顯示，中國每年拋荒耕地近3000萬畝，這對中國的糧食安全而言，無異於背後插刀。據福建省三明市農業部門的一位瞭解農村基層的幹部反映，農村現有耕地基本上存在“三三開”現象，即三分之一拋荒，三分之一流轉，三分之一自耕。實際拋荒現象之嚴重可想而知。雖然國家有關部門強調一定要守住全國18億畝的耕地紅線，果真能否守得住，着實讓人擔心。另一方面，存在引進項目建設中的浪費。在地方政府引進外來資本，進行農業種養項目開發、旅遊項目開發以及其他非農項目開發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浪費現象。比如，多年來在南方生態水質較好的農村，都在引進客商發展鰻魚、鱉、泥鰍、冷水魚等特種養殖項目，這些項目在建設過程中往往是要將原有良田改造成水泥池子等硬化設施，由此對原有的良田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對當地政府來説，引進這些農業種養大户並不產生税收，對當地勞動力的帶動也少得可憐，唯一收穫的是好看的項目政績，以及當年一次性計入當地固定資產投資任務的完成數。水面養殖業是看國內外市場吃飯的行業，一旦市場不景氣，這些老闆拍屁股一走了之，餘下的是實際建設投入很少的一個個硬化的水泥池子，想轉讓麼沒人要，想復墾麼已不可能，這是對耕地最大的破壞和浪費。此外，新農村建設和城市房地產過熱導致大量耕地被佔用。多年來，廣大農村開展新農村建設，對偏僻的自然村進行整體搬遷，對分散的農舍進行合併重組，對破舊的居住區進行拆舊建新，特別是在村鎮建設規劃中，難免佔用鄉村中心地帶的部分良田，名義上是先行佔用，然後對老宅基地進行復墾，以達佔補平衡，而實際上不少地方並沒有及時復墾。由於農村建房監管不力，農村沿路建房佔用耕地、在自家承包地上私自建房、城鎮周邊建房佔用耕地等現象屢見不鮮。於是，許多農村一邊有了寬敞的大街、嶄新的村舍、整齊的別墅，一邊耕地面積在不斷縮水。在城市，1998年之後國家開始實施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中國的房地產開發逐漸火熱，因此也出現了城郊鄉村大量耕地被佔用現象。事實上，村莊、鄉鎮、城郊因建房而佔用耕地的現象一直在持續，如果繼續控制不力，我國的耕地面積必然還會減少。截至2017年末，全國耕地面積為20.23億畝，人均耕地不足1.5畝。聯合國對耕地有一個警戒線：人均耕地少於0.8畝的時候，會發生生存危機。據説，目前中國2000多個縣裏有600多個縣人均耕地面積低於0.8畝。［1］對於一個人均耕地面積不到美國1/6、不到俄羅斯1/10的國家來説，農地面積的減少和浪費更值得警惕。

**四是農業整體效益偏低。**農業是一個維持國計民生的基礎產業，也是靠天吃飯的行業，或決定它很難成為高效益的產業。當前中國農業的經營效益整體上偏低，農業發展前景令人堪憂。首先，大宗農產品比較效益低。據統計，2014年我國農業總產值為10.2萬億元，其中糧、棉、油、糖四類農產品的總產值大約是2萬億，僅佔農業總產值的20%，而播種面積卻佔了總播種面積的80%以上，意味着使用了八成的耕地只貢獻了兩成的農業產值，農業產業結構效益呈現“二八定律”現象，糧食大宗農產品比較效益偏低。其次，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揚。近年來，農資價格保持着持續上升的勢頭，農藥、化肥、種子、機械成本以及人工成本逐年攀升，導致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雲華研究結果，2015年中國玉米、稻穀、小麥、大豆、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畝均總成本分別為1083.7元、1202.1元、984.3元、674.7元、2288.4元，分別比美國高56.1％、20.8％、210.4％、38.4％、222.8％。第三，大宗農產品價格低迷。近年來，由於國家糧食保持高庫存以及全球性供給過剩，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持續下滑，低位徘徊。據統計，2015年大宗農產品的平均價格同比下跌15%，我國糧棉油糖四類農產品的總產值也大幅度下降，僅佔農業總產值比率的17%。2016年全國稻穀畝均收益僅為936元、玉米672元、小麥583元、大豆為405元，再計上土地費用、人工費用和折舊費用等，糧食生產幾乎是無利潤可言，投入與產出持平，甚至出現倒掛。一邊是不斷上漲的農業種植成本，一邊是持續低迷的農產品價格，兩頭擠壓的結果，呈現出了更加促狹的農業發展前景。

**五是糧食安全存在隱患。**雖然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他強調：“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但由於城市的擴張、耕地的拋荒、土地的浪費，種糧面積在減少，同時老弱婦孺成種田主力，種糧效率低下，全國糧食生產能力在委縮，糧食自給能力在弱化，同時，隨着人口的增多、經濟的發展，全國糧食的消費需求在不斷增長，加之中國對糧食進口市場的全面放開，國外高補貼、低成本、低價格的糧食大量湧入中國，引發國人對糧食自給率、淨進口依存度、進口市場集中度、轉基因等安全問題的擔憂。［2］一是進口依存度太高問題。近年來，我國農產品的進口量逐年擴大。一般而言，一國的糧食淨進口依存度在5%以下被認為是安全的，在5%－13%被認為是基本安全，在13%－18%被認為是不安全，一旦超過18%則被認為是處於了危機狀態。［3］根據海關總署發佈的數據，2015年我國進口糧食12477萬噸，出口僅164萬噸。而2015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是62144萬噸，必須進口相當於自產量五分之一的糧食才能滿足國內需求。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由農民日報社主辦的“2016中國三農發展大會”上指出，2015年中國糧食消費量約在12800－12900億斤（64000－64500萬噸）之間，據取中值64250萬噸測算，2015年中國糧食對外依存度已高達19.4%。2017年中國糧食進口量達13062萬噸，增幅13.9%，全國人均進口糧食約200斤。在我國糧食進口品種結構中，進口量排位第一的是大豆。2017年中國進口大豆達9553萬噸，增幅13.9%，前三大進口來源國分別為巴西、美國、阿根廷。1995年我國大豆對外依存度只有7%左右，2016年進口依存度已高達87%，處於極度不安全狀態，嚴重威脅到我國的食用油安全。［4］由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發佈的《全球糧食安全指數報告》公佈了2017年世界糧食安全排名，排在安全指數第一梯隊的基本上是西方國家，愛爾蘭、美國、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荷蘭、德國、法國、加拿大、瑞典排名前十，新加坡排名第4位，日本第18位，韓國第24位，中國卻排到了第45位，比2016年再退3位。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第一糧食進口大國，而美國卻是世界第一大糧食生產出口國，出口量佔世界一半。一個有接近14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必須依靠進口糧食才能生存，這種危機比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進行電子芯片制裁更加可怕。一旦糧食進口渠道被人卡住，或者出現大面積災荒，中國人的苦難日子恐怕就要到了，這決不是什麼危言聳聽。二是轉基因糧食安全問題。中國糧食話語權旁落，以大豆市場的教訓最為慘痛。大豆原產於中國，1995年之前一直為大豆產品淨出口國。1996年之後轉基因大豆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國家迅速推廣，當年中國取消了大豆進口配額，對外放開大豆市場，中國開始由大豆淨出口國變為淨進口國。2004年，在遭遇國際投資基金的瘋狂打壓後，中國中小型大豆加工企業和本土榨油企業紛紛宣佈破產或被外資低價兼併，四大跨國糧商成功控制了約佔中國85%的大豆加工能力，而外資榨油企業只收購轉基因大豆，不收購國產非轉基因大豆，迫使農民只能種植轉基因大豆，且種子要從國外進口。且由於中國傳統大豆價格比國外轉基因大豆高出約1000元/噸。進口的轉基因大豆，雖然經歷了長途跋涉到中國，但是價格仍低於國產大豆。如某時段，國產大豆每噸的單價大約是3500元人民幣左右，而進口大豆分銷價才3300元人民幣，且進口轉基因大豆的出油率更高，這樣一來，中國非轉基因傳統大豆麪臨着國外轉基因大豆的致命衝擊。由於全世界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嚴重存疑，不僅存在轉基因BT毒素的危害，更有因種植具有抗除草劑性能的轉基因農作物品種，導致除草劑農藥濫用帶來的危害。孟山都公司開發的抗“農達”大豆在種植過程中必然存在草甘膦農藥殘留問題，而草甘膦在2017年世界衞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發佈的致癌物清單中被列為2A級“致癌物”，而據説長期以來中國對進口轉基因大豆的草甘膦殘留指標不設限，國人對此憂心忡忡。2013年6月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報道，黑龍江大豆協會公佈一份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各省癌症發病率與轉基因大豆油的消費存在高度相關。［5］三是外資大糧商壟斷問題。國際四大糧商——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四大跨國公司（簡稱“ABCD”）掌控着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目前全球前10位的穀物出口國中有9個被四大糧商佔據主導，它們從種子、飼料、化肥這些最初環節直到產、供、銷一條龍經營，在市場幾乎每一個層面都佔據絕對優勢，擁有世界糧食市場的定價權。四大糧商中的前三大糧商皆來自美國，通過接受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得以在全球推銷低價糧食，讓各國在低價糧食的傾銷下逐漸喪失糧食的自主權，在外資形成原料買方壟斷的同時，也壟斷和操控了上下游產品的定價權。90年代中後期，四大糧商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憑藉其強勁的實力，通過兼併、收購、合作等方式主導國內糧食流通格局，擠壓國內糧食企業的生存空間，控制中國糧價，進而危及到國內糧食安全。有跡象表明，四大糧商憑藉資本與經驗的優勢，已逐步形成對中國糧食的壟斷，已完成對中國上游原料、期貨，中游生產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場渠道與供應的絕對控制權。目前，特別是大豆這一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農產品領域，幾乎完全被外資掌控。有數據顯示，四大跨國糧商已經控制了中國絕大多數市場份額的油脂市場原料與加工及食用油供應，中國97家大型油脂企業中，跨國糧商參股控股了64家，佔總股本的66%。食用油市場的眾多響噹噹的品牌早已被跨國糧商收入囊中，美國ADM控制的益海嘉裏集團擁有金龍魚、胡姬花、鯉魚等品牌，金龍魚還成功控股38家企業，參股魯花等加工企業，工廠遍佈全國，甚至連“中糧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貿易進口對象都是美國ADM。而這些跨國糧商掌握着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等主產國大豆的收購，以及倉儲和出口碼頭等設施，控制着全球70%以上的大豆貨源，四大跨國糧商控制了中國80%的大豆進口貨源。［6］對於中國來説，不僅大豆淪陷既成事實，稻穀、小麥、玉米三大主糧也慢慢落入外資布好的局。早在十年前，外資就開始在東北佈局水稻全產業鏈，並進一步佔領上游種子和下游產品，從種子、種植、倉儲，直到加工，無一遺漏。目前，益海種業已經在河北、安徽、新疆、吉林、北京、黑龍江成立了6個省級公司，全中國糧食種子進口占比約70%，蔬菜花卉類種子進口占比約為92%。如果國家政策不能及時跟進，將危及水稻和玉米產業，並將逐漸蔓延到糧食行業的上下游。此外，2004年前後，中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逐步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部分糧庫生產經營艱難，負債沉重。於是外資開始在中國糧食主產區大肆收購國有糧庫，遺憾的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引資力度，只顧眼前，缺乏警惕性，助推了外資糧食企業在中國產業鏈的戰術佈局，因此滲透到中國糧食流通市場的廣大領域，進一步控制中國糧食市場。［7］歷史的發展經驗表明，沒有哪個大國可以將自己的糧食安全建立在對外貿易上。

過去40年，中國農業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經營方式下，帶來了一個無需諱言的事實，那就是：農業日漸萎縮，農村經濟長期不振，集體經濟嚴重削弱，農村繁榮缺乏有力經濟支撐，財政空殼村成為普遍，村集體無力支撐鄉村公共服務，村兩委公信力難以建立，農民心理上已基本沒有什麼凝聚力，農村社會風氣在滑坡，不少鄉村甚至還出現了黃、堵、毒漫延現象……事實表明，“三農”問題根在農業。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在哪裏？什麼樣的農業組織經營方式，才是有希望、可推廣的發展之路呢？

（二）農業發展私營模式的探索乏善可陳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有人説，中國農業的現狀是，部分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現代化時代，而我們的生產方式卻還停留在相對落後的“小農經濟”階段，已經明顯束縛“現代農業”生產力水平的發揮。改革開放的40年，廣大鄉村都在孜孜地探索着農業的發展之路。由於相對低效的農業，先有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户，偏遠拋荒之地，於是就有了農村土地流轉的普遍需求，為土地流轉集中，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創造了條件，改變“小農經濟”生產方式成為可能。在地方各級政府的推動下，在一些交通較為便捷的農村，城市資本開始下鄉，以農業招商引資項目的形式被引進農村，通過當地政府有組織的徵地流轉活動，出現一批現代農業企業和經濟組織，個別農村能人也效仿推廣規模化種養，但必竟屬於少眾。為了適應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組織化的經營需要，長期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在積極探索推廣着各式各樣的農業組織方式和經營模式。

1.資本大户和專業協會模式，形式繁多，效果有限

自八十年代以來，為了深化農業的改革開放，各級各部門都在不懈開展農業招商引資，希望由此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綜合來看，不外乎兩種思路：一是通過引進外來資本，帶來現代農業生產新理念、新技術，通過徵收或流轉農民土地，實現集中連片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以精細設施農業引領農業現代化，農民就近成為農業僱擁工人；二是通過發揮已有外來資本大户或本地農民大户的作用，成立由部分股東組成股份制農業合作社或農業協會，實現部分個體有組織的合作化經營。

這種資本大户和專業協會模式，實際上離不開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資的推動，因為項目土地徵遷工作、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國家政策資金補助甚至客商項目資金信貸等方面，均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協調幫助。如，發展種植業的鋼架大棚項目、林下套種項目、水面特種養殖項目等，國家給予了政策性資金補助。中央政府對農業發展採取政策支持的目的是抓大放小、做大做強，是為了培植農業大户，為了培育農業主導產業，希望通過資本大户對農民能夠起到輻射帶動作用，或許遵循的是“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的改革開放思想。由此，許多農村逐步衍生出了各類與龍頭企業相關的發展模式，比如“公司＋農户”、“公司＋基地”、家庭農場、家庭林場、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等。這些專業合作社等形式的大户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是私營經濟組織，尊崇的是能人與富人強強聯合，是扶強幫富、錦上添花，鮮有扶貧扶弱，這樣一來，沒有人聯合的農民就會更窮。同時，這種現代農業發展模式，在區位優勢強、耕地資源稀缺的地方是有效的，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但只熱衷於區位好的良田，而是在偏遠的山區或耕地資源廉價的地方並不適用，因為根本沒有客商肯來投資。

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這種通過農民將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向私營資本或大户流轉而建立起來的農業發展模式名稱繁多，各自為戰，全國各地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條可以大面積推廣的路子，或許這就是這些年來，現代農業發展沒有取得有效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這些私營資本主導下的家庭農場、專業協會組織模式，基本上是借鑑歐美私有制下的農業發展方向。可是，倘若果真出現城市資本大規模下鄉“圈地運動”的態勢，最終“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恐怕還是廣大農民。這種模式是否真正適合中國農業還值得商榷。

2.日韓綜合農協模式，國情有別，難以照搬

綜合農協，是20世紀初日本首先實行的一種多功能農民合作社組織，向幾乎所有的農民提供各種社會化綜合服務。中國部分學者推崇日本綜合農協，並試圖引進推廣，最初還被説成是推進中國“三農”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實際上，日本農協，主要是指根據《農協法》設立的農業領域的農協組織，按經營範圍可分為多功能農協（綜合農協）和專業農協兩類。截至1998年，日本共有基層農協數量5141個，其中專業農協有3329個，佔65%；綜合農協有1812個，佔35%。專業農協多為非出資農協，絕大多數不得從事金融業務。

日本農協從農村金融起步，搞資金互助，慢慢的擴展到農業技術指導、產品購銷等方面。它有兩大基本特徵：第一個特徵，日本農協原先為中央、縣級、基層農協“三級體制”，1991年改革為基層和中央農協“兩級體制”，取消了縣級組織行政層次，農協數量大大減少。韓國農協的組織體系也由“三級體制”改為“兩級體制”，中國台灣農會基本上照搬日本模式。農民按照日本農業協同組合法自願參加農協，只要繳2000日元（相當於藍領工人一小時工資）的股金就行，農户及在農村居住從事非農產業者皆可加入，會員覆蓋率較高。第二個特徵，農協為農業、農民提供從生產到生活全方位的綜合性服務，被稱為落實政府農業、農村發展政策的別動隊，業務上以金融為中心，申報落實政策性項目資金，開展保險業務；農業技術推廣指導，生產規模協調佈局，農產品和生產資料購銷，農業信息提供；提供社會化服務，社會福利，文化生活旅遊服務，房地產、宅基地管理等，農户在生產生活需要的社會化服務都能夠得到滿足，而且成本較低。日本農協在市場競爭中保護農民利益，全國各地農協構成網絡，互相合作，協調種植規模、經營範圍，做到信息對稱，儘量減少穀賤傷農現象。

綜合農協並非單純的農民合作社組織，兼有社團和企業兩類性質，具有經濟組織與社會管理功能。有日本學者認為，日韓農協是一個集協同組合、準政府機關、政治壓力集團為一體的“三面複合體”。上級農協組織與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上級農協的官員參照公務員管理，對下級農協官員實行委派制。事實上，值得中國借鑑的只是“協同組合”這個基本功能。

一些專家認為，中國農民合作社可以借鑑日本綜合農協，學習照搬日本農協的基本經驗、基本制度安排。果真如此嗎？

日本綜合農協的產生是有歷史條件的，隨着日本糧食流通放松管制和對外放開農產品市場，日本農協現行體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存在的一些問題來源於其體制慣性、既得利益約束，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弊端，如產權不清、激勵不足、政策依賴性強等，傳統農協面臨經營困難甚至瓦解的危險。有跡象表明，日韓農協未來的發展方向很有可能脱離原來的模式。此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國情是，支持日韓綜合農協模式的生產關係卻是日韓農村長期形成的土地產權私有化制度，對於土地產權仍然屬於集體所有制的中國農業來説，是否具有可借鑑性也值得商榷。

我國的一些學者推崇日韓農協模式，也許想借助行政手段建立一個“大一統”的農民合作社組織體系，其研究推介時多側重其好的一面，而忽略其存在的嚴重缺陷和問題，甚至人為地把日本農協模式經驗理想化，這不僅與實際不符，而且十分有害，盲目推崇照搬這種體制，恐怕會陷入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的困境。

中國的“三農”國情具有特殊性，以黨支部和村委會為核心的鄉村社會治理結構，以鄉鎮七所八站為基礎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以幾大國有銀行為平台各自為戰的商業金融體系，以及以供銷社、各類專業協會、經濟合作社、龍頭公司為基礎的各類經濟組織，條塊分割，自成體系。要想以日韓綜合農協模式來“一統”這些“三農”體系，通過自下而上示範推廣，顯然難以實現；通過自上而下改革，難度和阻力也將超乎想象。日本農協專家阮蔚也認為，綜合農協模式不適合中國實際。

（三）市場經濟下湧現出來的新型集體化模式可圈可點

在市場經濟機制下，不管是資本下鄉、農民大户還是專業合作社，其經濟主體有一個共性，那就是都屬於私營經濟性質。私營經濟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是中國公有制經濟制度的重要補充。

當前，國家正在大力推進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户承包權、使用者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被稱為繼聯產承包制之後的又一次重大變革，本意是更好地堅持集體對土地的所有權，更好地保障農户對土地的承包權，更好地用活土地經營權，強調的不僅僅是承包權和經營權，也平等強調集體所有權，如何具體落實好這三方權益才是確權之後的關鍵所在。

特別是在流轉土地經營權時，如何不讓集體所有權受到虛置，讓集體所有權實現應有的權益，這才是新一輪深化農村體制改革的關鍵和難點。這一權益屬於全體村民集體！北京市城郊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文茂認為，集體所有權主要應包括屬於集體決定的規劃權、發包權、調整權、收益權、處置權等，頗有一定道理。［8］

“三權分置”改革的其中一項目的是讓農村土地經營權能夠更好實現流轉，為的是確權之後更好地解決土地過於分散不利集約經營的問題。一個非常值得關切和思考的問題是：土地能夠流轉給誰？流轉給誰對“三農”發展最有利？

“三權分置”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可以孕育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實體，既可以走向私營的農業現代化，讓資本輻射帶動小農；也可以迴歸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現代化模式，讓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統一於“村社一體”的集體合作社，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開展有組織的現代化農業生產。

以往農村土地使用權向資本大户、農民大户、農業合作社等私營經濟組織流轉是一種主流趨勢，但由於私營資本與生俱來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偏遠差瘦的土地必然無人問津，根本無法實現土地資源的充分流轉，難免存在偏遠地方土地的拋荒浪費問題。

40年前，在小崗村的典型帶頭下，全國多數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同時也有部分農村實行新型集體化經濟制度，湧現出了一批華西、南街、劉莊、興十四、滕頭、航民、寶山、進順、南嶺等集體化經濟村。與全國多數分田單幹村不同的是，這些村不僅沒有外出打工現象，而且吸引了許多外來務工者，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日常所需基本免費的分配製度。這不得不説是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份意外驚喜。據説，全國現已有3000個左右的集體經濟村。

這些新型集體化經濟村，有的地處沿海發達地區，有的村地處內陸山區。這些村雖然實行的是集體化經濟，卻離不開改革開放之後建立起來的全國市場經濟體制。只有在開放、活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些集體化經濟村莊才有條件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才能更充分地發揮集體化體制優勢，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佔一席之地。如今這些搞集體化經濟的村，不少已經成為全國知名的鄉村紅色休閒旅遊目的地。不過，在不少人看來，這些村莊好是好，但總是可以找到太多的特殊性，它們的發展模式真的可以推廣複製嗎？

2016年，文學家王宏甲的一篇報告文學《塘約道路》（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切關注。地處偏闢山區的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的塘約村，卻是最普通的山地鄉村，原本是國家二類貧困村，卻在短短几年內成功地闖出了一條新型集體化道路。2017年兩會期間，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對“塘約道路”給予了充分肯定。

2014年，本來就是國家二類貧困村的塘約村，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兩次洪災後變得更窮了。安順市以塘約村災後重建為契機，將其列為全市深化農村改革試點村。以左文學為支部書記的村兩委，沒有隻等政府幫扶，而是抓住機遇，成立了“村社一體”的村集體經濟合作社和土地流轉中心，通過對全村土地、林地、集體建設用地、農村房屋、小型水利、集體財產等七權進行確權，通過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讓確權、賦權、易權有效轉換，把土地迴歸到村集體，實施“七權同確”改革，重新組織起來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走出了一條抱團發展的新路子。同時，加強基層黨建、壯大集體經濟、治理鄉風民俗。只用了短短兩年功夫，就從分散的“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變，全村蔬菜、蓮藕、精品水果、綠化苗木基地發展到3800畝，農民人均純收入由不到4000元提升到10030元，村集體經濟收入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2017年底已成為人均年收入達14685元的小康村。如今的塘約村，在各級媒體的關注下，成了新一輪農村深化改革的先行者。

這個剛剛從貧困村裏把腿邁出來，説不上有很大的經濟成就的內地普通鄉村，走了一條與當年的安徽省小崗村分田單幹不一樣的道路，實行了40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竟然將不論良劣肥瘦的4862畝耕地全部流轉到“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走了一條重新組織起來的新型集體化道路。

有學者質疑塘約道路，是不是在走回頭路？是不是回到了過去的“一大二公”“吃大鍋飯”的老路？新中國在建國後的前30年，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農村集體經濟長期實行高積累、低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這是推進國家工業化必須付出的代價，不能因此而盲目否定集體化、規模化、集約化生產方式的優越性。塘約村所走的是新時代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新型集體化道路，不存在走回頭路的問題。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但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被虛化了。在近年來國家實行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之後，如何重新確立曾經被虛化的集體所有權，使之從制度上更加有利於防止農民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值得大膽探索的問題。塘約村給土地集體所有權、合作社經營權、農民承包權三者賦予了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權，即純利潤按照3：3：4的比例進行營利分成（按規定，30%的收入歸村集體，即10%的收入作為村集體公益金，20%的收入提留公積金用於風險防控；30%的收入歸合作社；40%的收入用於入股村民分紅）。集體所有權獲得的收益歸村財集體所有，用於全村集體經濟積累、發展及全體村民的福利，讓農村土地的“三權”都得到了有效落實；合作社經營按照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模式進行，對內根據總體經營情況核發工資，對外全面參與市場競爭；農民享有了4成以承包權入股的利潤，既有一份土地入股資本性收入，又可以成為合作社的社員，享受另一份較為穩定的工資性收入。經過新型集體化改制後的塘約村形成合力、抱團發展，村裏對全村產業發展進行整體規劃，對土地、資金、勞力、技術、人才、市場等要素進行科學統籌、統一指揮，提高生產效率和市場效益。

塘約村將農地經營權流轉給村集體組織時，賦予了村集體所有權3成佔比的收益權，這樣才更加有利於“三農”發展，有利於鄉村振興，有利於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塘約村的新型集體化之路，就是對全體村民最有利的改革！

塘約村最重要的實踐經驗是：通過深化農村新型集體化改革，成功構建了全村集體經濟、集體經營、集體治理、集體發展的良性機制和“造血功能”，成功解決了長期困擾農業農村發展的一系列“三農”問題。縱觀塘約道路的新型集體化道路，至少可以發現以下幾方面特點：

**一是實現抱團發展。**塘約道路本質上就是“小農經濟”形成合力、抱團發展的代表，在村集體的組織下，對外參與市場化競爭，實行靈活的經營策略；對內實行企業化管理，組織開展有計劃的生產經營活動。塘約村這個原本在貴州再普通不過的山村，最多的時候全村1400多個勞動力外出打工的達1200多人。農民種糧，地少，成本高，糧價低，不但賺不到錢，甚至還可能成本倒掛；種菜，到鎮上賣菜要走一個小時，沒有攤位，只能在路邊叫賣，被城管驅趕，跟別人五分一毛錢討價還價，根本賺不了多少錢。成立了新型村集體合作社後，全村進行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實行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嶄新的發展格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都返鄉了，會開車的回來200多人成立一個運輸公司，會做木匠的、泥水、油漆的800人成立一個建築公司，只會流水線上乾的婦女等350人成立農業專業隊。

**二是開展集約經營。**塘約村組建了種植、養殖、建築、運輸、加工等專業隊，將來發展成專業公司，這是在黨支部、村委會統一組織領導下的分工、分業、分層次的經營體制，高效化生產格局基本形成。塘約村將土地集中後進行統一規劃，農業生產組織化、規模化、集約化、產業化、現代化水平全面提升，大大提高經營效率，減少生產成本，呈現十分美好廣闊的前景。據報道，2018年的塘約將要建立農業智能化體系、打造電商平台、樹立塘約品牌，加快發展現代化高效農業。

**三是充分利用資源。**通過搞新型集體化經濟，塘約村充分利用了土地資源，塘約村以前只折算1572.5畝耕地，在將村民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回集體合作社時確認全村的耕地總面積竟然是4862畝，比從前多出了3289.5畝地，農業專業隊把全村先前拋荒的30%土地全部種上了，這無疑是一種意料之外、令人欣慰的現象。

**四是實現共同富裕。**朱元璋時期的塘約村是屯堡之鄉，政府是給每家每户發放土地，500多年過去的1951年土改前夕，塘約村所有的土地都集中在了兩户城裏來的地主手裏，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塘約村原來因貧困欠債的債民有30%，一聽説成立合作社，都踴躍報名參加，覺得合作社是他們的靠山，新型集體化讓他們從債民變股東，曾經的國家二類貧困村，一躍成為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萬元的小康村。2018年年初，塘約村共向社員股東們發放了132萬元紅利，不落下一家貧困户，已經基本實現了户户有增收項目，人人有脱貧門路。近兩年來，塘約村外出務工人員從860人減少到了50多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的，一個村莊最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沒有貧困户，直至共同富裕。

**五是完善社會治理。**塘約村制定了一套切合實際的“紅九條”和“黑名單”的村規民約，村裏實現了移風易俗，實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形成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經濟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同於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規範化管理。村裏有“三會一課”制度和老年協會、紅白理事會、婦女創業聯合會等組織形式，為全村形成健康向上的鄉風民俗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時，實行新型集體化之後，由於“農民工”的迴歸，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農村家庭因青壯年的回來而精神煥發，村容村貌煥然一新。

**六是鞏固執政基礎。**當前的農村基層，由於基本上沒有村集體經濟依託，村民間各管各的，缺乏凝聚力，村委會、黨組織軟弱煥散現象明顯，一些村幹部一心為私，花巨資拉票賄選，上位後大肆撈本，利用其對村集體資產、資源、資金的管理職責，行侵吞、私分或無償佔有之實，有的村幹部甚至與黑惡勢力勾聯，強取豪奪，侵害百姓利益，這樣的農村基層村主幹違法違紀案件屢有發生，使我們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受到了考驗。塘約模式的新型集體化道路，可以將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村民，得到民眾的共同擁護，進一步鞏固了黨在農村基層的執政基礎。同時，實行新型集體化，讓土地集體所有權真正得到了實化，增加了村財收入，解決了“空殼村”的問題，鞏固村一級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長期困擾黨建的諸多問題有可能迎刃而解。

曾經有人寫文章認為，塘約村在短時間取得這麼明顯的成效，仍然屬於扶貧輸血式發展，並對某篇報道文章所列資金進行了“彙總”，結果是塘約村投資的各類項目資金累計約1.4億元，還説如果把這些錢平均分攤到塘約村的每一户和每一人，結果是户均15.19萬元，人均4.12萬元，並由此得出“塘約村有今天的成果，是大量輸血、精準扶貧的個例”的結論，這種雞蛋裏挑骨頭的統計未免有些吹毛求疵。大災之後，公路、橋樑、房屋等水毀都需要投入巨量資金進行修復，且部分資金是村集體用生產經營項目的借貸資金，怎能全部計入扶貧資金？此文還不無揶諭地説：“有這麼多錢砸下去，哪個地方不會被砸出一個大坑來？”［9］依此邏輯，難道將人均4.12萬元的資金直接分給每一位村民就能達到扶貧目的了？就可以不做水毀工程麼？總之，此類不切實際想當然的觀點不值一駁。

（四）改革推行農業新型集體化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因此，目前我國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仍然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下的一種經營體制，該統的要統，該分的要分。塘約道路，這種統分結合、村社一體的新型集體化模式，是一種受到國家憲法保護的經營體制，理應得到各級各部門的鼓勵、幫助和支持。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貫徹實施之後，鄧小平同志也在一直思考着農業的道路走向問題。1990年3月，鄧小平在與幾位中央負責人談到農業問題時説：“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後來，鄧小平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説：“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他還認為，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49頁）這就是鄧小平同志經過思考後的結晶，是思想的“第二個飛躍”。現在這個思想，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得到了貫徹，這對於我國農業未來的發展，對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10］

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強調：“不管怎麼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據2018年7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源自改革的市場活力——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現人人分紅紀實》一文報道，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年初村裏實現村集體資產收益首次分紅，村民每人350元，“包產到户”40年後終於“分了集體的紅，享了集體的福”。1978年小崗村在全國率先實行“包產到户”，據説從那以後的五六年間，小崗村確實要比其他地方發展得好一些，在温飽方面改善了一些。但在此後的20多年裏，雖然由於是大包乾的發源地，使小崗村成為了5A級旅遊景區，且全村耕地的61.2%（8885.6畝）已實現流轉，但小崗村與全國其他農村一樣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三農”問題。2004年的10月，新官上任的沈浩為了尋求小崗村發展路子，帶着村幹部等13人進行了一次“紅色之旅”，參觀了4個走集體經濟道路的致富村——大寨、耿莊、紅旗渠、南街村，學習他們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並且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參觀學習，並在留言簿上寫道：“大包乾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於是，才有了發展部分集體經濟後的分紅景象。可見，發展集體經濟乃農民所盼、眾望所歸。

2016年11月5日，浙江省縉雲縣18位農村基層幹部，聯名向全國廣大農村基層幹部羣眾發出倡議，倡議強化土地集體所有權，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提出走華西、南街、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這一倡議在網上發表後，很快得到各地基層幹部羣眾充滿激情的回應，稱他們為“十八勇士”。

中國農業發展“找出路”，要學習、借鑑、總結、推廣塘約道路，首先在深化農村改革上下工夫，敢於在農村土地流轉取向上求突破，勇於在發展新型集體化經濟上求突破，構建行之有效的新型集體化體制機制平台，使村級黨的建設、行政管理、社會自治等各項工作，都圍繞着發展新型集體經濟這個中心而開展，融為一體，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村集體要自立更生，按照市場主體方式構建完善村級新型集體化組織，在村級合作社建立規範化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提高有效應對市場競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切不可把農業“找出路”的希望寄託在龍頭公司、資本大户身上，不可過度依賴老闆、大户、鄉賢解決農業問題。

對集體經濟採取放任不管的態度絕不是共產黨的初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農村新型集體化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規的引導，離不開各級黨委、政府支持。首先，農業農村部門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認真遵循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對發展集體經濟的預見和教導，不折不扣地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對堅持農村經濟政策和基本經濟制度底線的反覆強調，融入思想共識。其次，地方黨委和政府要積極引導和支持，要旗幟鮮明、敢於擔當，要全力推動、支持到位。再者，村級要選好配強帶頭人，村級幹部要有無私奉獻精神，要有集體主義情懷和社會主義基因，讓新型集體化經濟有一個好的掌舵人。深化農村改革，是一場觸及靈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它要求黨的基層幹部要真正關心窮人，要沒有私心，敢於擔當，不怕阻力，排除困難，爭取成功。

有人擔心，實行新型集體化模式或可能帶來兩個新問題：一個是擔心實行新型集體化可能增加制度性管理成本；另一個是擔心村主幹大權獨攬或可能滋生腐敗。對這兩個問題的擔心並非多餘。筆者認為，集體化管理制度性成本問題，完全可以借鑑於無數很成功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管理模式。預防和反對村集體經營中的腐敗問題，在近年來黨和國家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強力開展反腐敗鬥爭的新時代下，需要紀檢監察機關、組織部門協同農業農村、民政等部門，切實從理想信念、選人用人、“三資”監管、依法治村入手，加快構建農村幹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監管體系，只要真抓實幹，定能有效解決。

因此，中國農業想要走出當前的困境，推廣新型集體化無疑是的一條值得探索、充滿前景的發展之路。

參考文章：

［1］《中國糧食安全及供需狀況分析》，2015年02月15日《財經》

http://www.qstheory.cn/economy/2015-02/15/c_1114379549.htm

［2］《中國糧食進口安全性及風險分析》，2016年8月12日《經濟研究導刊》2016年第12期，河南工業大學糧食經濟研究中心王理

http://www.shac.gov.cn/scjg/scfx/jckdt/201608/t20160804_1618036.html

［3］《我國糧食進口與糧食安全問題》，《價格月刊》2015年第2期，劉紅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MTE0Nzc1Nw==∣=2650180890&idx=1&sn=84bc3f47810e4d2a1e2e63f9b41cd4d1

［4］《2018年中國大豆種植面積預計增加一千萬畝，壓縮水稻》，2018年5月17日觀察者網綜合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8_05_17_457126.shtml

［5］《糜振玉：正視進口轉基因大豆對13億中國人健康安全的危害》，2015年5月19日紅歌會網，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將軍街糜振玉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505/84954.html